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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圣：对历史的缄默是中国人特有的世故
在上世纪70年代,能榨油的花生极其金贵.铁面无私的民兵王奎生为集体看护花生地.有一天,他看到了自己八岁的闺女彩云正蹲在地里偷吃花生,一气之下,打了闺女一巴掌.彩云“哇”的一声哭了,结果花生豆卡在她的气管里,噎死了.这个偶然事件被村里包装成一个大义灭亲的故事往上报.一张奖状为全村换来救济粮,而王奎生却不堪精神重负,疯了.
1982年,村里要重唱老戏《打金枝》.王支书愁眉不展,只有他知道表面上领导要“听戏”,实际上要“分地”.谁都想分到最好的地,但全村最好的九亩半却属于“奎疯子”.
为了“瓜分”九亩半,村民要把“奎疯子”送到精神病院.支书于心不忍,让曾经的指导员老鹤想法唤醒他.老鹤为王奎生排了一出《钟馗打鬼》,并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闺女”.刚有好转的“奎疯子”因此又疯了.这是导演郑大圣的电影作品《村戏》.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村民偷偷摁下手印“包产到户”,由此开始了中国农村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到今年,时间刚刚过去了四十年.
郑大圣邀请了自己高中的语文老师,一位曾在安徽凤阳插过队的“老三届”观看了影片,这位当年的亲历者对他说,“你拍得很真实,但仅仅只是掀起了那个时代小小的一角.”
不过,许多年轻观众看完电影后,用“魔幻主义”、“荒诞”评价《村戏》.这让郑大圣感到疑惑甚至恐惧.“仅仅三四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两三代人之间对同一段历史的认知已经如此天差地别？当年的实况被现在85后、90后认为荒诞,这个议题本身就值得好好想一想.”
从里到外复原历史
《村戏》根据作家贾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说《村戏》、《花生》、《老路》改编,拍摄地在太行山里的梁家村.开机前一个多月,剧组的美术置景就去刷标语、出黑板报.标语最初是前的,用繁体字写着“深挖洞,广积粮”,然后把这些标语铲了,刷上初期的标语,又铲了,再是中后期的,这种层层叠加,最后才是八十年代初的样子.
电影学者戴锦华说《村戏》是一部给她多重久违之感的电影,“包括久违的乡村,久违的历史,久违的现实感”.
复原这样一种生态并非易事.《村戏》的演员除了3位来自当地县高中、县技校的学生外,剩下的35个演员全部来自河北省井陉县路德晋剧团,一个民营的山西梆子戏班子.他们本身就是农民,有戏唱的时候,大家唱戏,农忙的时候,就回家收麦子.郑大圣认为只有真正和土地有连接的人,才能快速地在片场找到游在水里的感觉.
演员每天集中在晒谷场上学习,唱歌,读文件,背诵语录.革命歌曲要唱到下意识哼哼,口号以喊到声嘶力竭为标准.晚上一起集合看样板戏,平时模拟游街批斗,现场谁有权威就斗谁.电影里扮演支书的演员是他们剧团的编导,算是演员们的半个老师,于是大家很严肃地把他绑了起来,挂上牌子戴上帽子游街.
后来群体的情绪真的被煽动起来了.“支书”被斗急了,哭了. 郑大圣事后想想说,“其实就是那种被一个狂热集体树为对立面的孤立感、羞辱感”.
几何式的裂变
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打工,慢慢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了,村庄空心化严重.梁家村也是如此.
在梁家村待了几个月,郑大圣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如今的中国乡村早已不是那个鸡犬相闻的乡村了”,不仅青壮两辈人都待在了城里,连狗都少.电影里出现的那几只鸡还是剧组专门买来,用钓鱼线拴在院子里的.要是想弄头牛、找头驴、赶几只羊,更得到隔壁村借.
地没人种了,再肥沃的“九亩半”也没人争了.郑大圣有时会请村里一些老人来摄像机前客串,当看到这群当年的亲历者佝偻着腰、拄着拐出现在他们年轻时的舞台上时,他不由地感慨“好快啊”,“从集体到分地,从封闭乡村社会到村子里的青壮人走空,只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几乎是几何式的裂变”.
《村戏》自今年3 月份开始在各大城市放映,几乎场场爆满.在刚结束的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7年度表彰大会上,《村戏》获得了评委会特别表彰,颁奖词里称《村戏》“以魔幻的往事,提示我们注目民族的未来”.郑大圣认为不断地叙述、讨论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一段历史不被描述、讨论,一段时间后,就会真的‘不存在’了”.
戴锦华说《村戏》里使用了大量的浅焦镜头,让她产生了一种观看的焦虑,这种想看清楚但看不清楚,就像我们望向历史时的感觉.
“听着像假的故事”
对共同经验流失的放任,使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存在很大的断裂,这在两三代人之间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村戏》里有一幕是“奎疯子”把榨花生油的现场当作炮火连天的战场.在他的耳里,花生壳裂开的声音是嘟嘟嘟的声；碾磨机吱呀转动的声音是轰隆隆的坦克.
许多年轻观众评价说“这是一段绝妙的蒙太奇,表现内容十分荒诞不经”,标准文艺腔的解读方式.这并非郑大圣想要的,他是想让观众在这些镜头里,看到一段真实的历史.这些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匪夷所思,“听着像假的故事”,恰恰很可能是他祖辈的过去.
中国人对于不该忘记的共同经验集体缄默和默契掩盖,常常让郑大圣有一种焦虑和危机感.郑大圣说：“对共同经验有默契的掩藏,倒是中国人特色的世故.这种有意的封存,不是来自社会结构或者是的压制,而是一种全体的默契.你很少见上辈人对下辈人讲自己的过去.大家会觉得过去就过去了,何必再提.”
拍摄过程中,郑大圣曾把在戏班里教演员们唱戏的师傅请来讲过去的一些事,师傅讲着讲着就哭了——他曾被亲近的人出卖,被打成“”,家庭也因此离散.徒弟们听完后,都傻了.他们十几岁跟师傅学戏,到现在四十出头,从不知道如此亲近的人还遭遇过这样的经历.戴锦华也发现对于这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却不能体认,不能够进入,用科幻小说的一个词,叫做“雾障”.
一段历史只要几代人的共谋就可以被抹掉.“经历过的人有意不说,蹭着边的人说不清楚,更晚一点的想知道无从知道,直到最后不知道就不知道,连了解的意愿都没有了.人群太容易淡忘历史了,不记述,不叙述,自然没得检讨.那么有什么是不可能卷土重来的呢？”郑大圣忧心忡忡.
摘自《看天下》2018 年第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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