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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赜《师说》之最哈姆莱特

《师说》一文历来为多种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所选录,其“‘说什么’与‘怎样说’”“说理逻辑”“《师说》之‘说’”“有无中心论点”等问题一直成为老师们争论的焦点.研读了徐江[1]、邓思庆[2]、王俊鸣[3]、郑新贤[4]、张正耀[5]、何元俭[6]等老师对《师说》一文的不同解读后,受益匪浅,但也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思维怪圈.多数老师采用先驳论再立论的论证范式来确立所论观点的正确性,他们一般通过商榷的形式驳倒对方的观点,抑或指出对方的逻辑裂痕,并以此为立论的依据与前提.再通过求证的方式,旁征博引,寻求事实上和理论上的支撑.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徐江教授分析“说什么”与“怎样说”的独特视角确实给我带来不小的心灵震撼.但详加推敲,徐教授对《师说》的段落划分也存在着一些小的瑕疵.

一、从徐江教授对《师说》的“段落划分”说起

在《〈师说〉之“说什么”与“怎样说”》一文中,徐教授为了“‘说’之便宜”“以新的结构形式录《师说》”,从现代文章学、写作学角度,着力解决“如何解‘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说》之‘说什么’与‘怎样说’”等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此种“段落划分”方式确实能解决问题,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从文本自身逻辑与创作动机来看,此种做法又值得商榷.

从结构逻辑来看,徐教授将首句“古之学者必有师”独立成段,此种做法值得探究.该句具有表述观点的属性,但更侧重于叙述事实,是作者议论说理的引擎,引出下文对“师”之职能作用的阐释.无独有偶,韩愈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写道:“古之学者必有师,所以通其业,成就其道德者也.”同样用该句作引擎,引出“师”之另一重意义上的职能作用.可见,首句不能独立成段,更不能如《教参》[7]所述,把它作为全文的中心论点.

韩愈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又写道:“由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可见,唐代人已失去“师道”传统而耻学于师,即便韩愈倡导“从师”之风,也很难从正面来论证“从师之道”.于是,他在阐明“从师之道”内涵之后,转而从反面即“师道不传”产生的严重后果来对比分析,并发出“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慨叹.就“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一句在文中表达作用来看,中华书局版的《古文观止》(1959年)对此句的解释为“忽作慨叹,若承若起,佳甚!”[8]从事理逻辑和结构逻辑来看,下文紧承此句,用事实论据证明“师道不存”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徐教授却将此句独立成段,确实令笔者困惑.

从语义逻辑来看,“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和下文“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吾未见其明也.”有同一指称对象即士大夫之族,是他们“对其子”与“于其身”的对比.他们为其子选择的老师只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而不“传其道解其惑”,作者认为“未见其明也”,这是对“惑矣”的语义递进、强化.因此,此句也不能被随性割裂开.

二、《师说》“七分法”的学理依据

段落划分是理解作者行文思路的外化形式与具体体现,也是分析文本说理逻辑的重要视角.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字,诚之)说:“凡读古文,须分清段落,看其起结转接之处,文之力量,皆在此中.”[9]指出了“段落划分”在解读古文中的重要作用.而朱熹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中就《离骚》的分段说:“凡说诗者,固当为之释放,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诂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位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指出了以结构逻辑和语义相承为原则的分段方法.可见,学习文言文,分清段落是基础,也是解读文本的逻辑起点.

然而,《师说》一文存在多种段落划分方式,笔者曾查阅了不同版本的《古文观止》和韩愈文集等.中华书局版《古文观止》(1959年)保留古文原貌,没有段落划分,但句间有关键词或句子的解释;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古文观止》(2011年,程帆主编)采用“四分法”,(即将文章分为四段,为表述方便,笔者称之为“四分法”,以此类推),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段落划分方式一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韩昌黎文集校注》(1987年,马其昶校注)采用“五分法”;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韩愈文选》(1980年,童第德选注)采用“六分法”;岳麓书社的《古文观止》(1982年,阙勋吾等译注)采用“七分法”.

就邓思庆等老师解读《师说》文章的内容来看,他们采用的是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四分法”,但笔者以中华书局版《古文观止》(1959年)中的句间注释为思考原点,在查阅《师说》相关创作背景的基础上,再对各种版本段落划分方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七分法”更能接近作者的说理思路,体现说理逻辑,是“最哈姆莱特”(赖瑞云用语).

三、《师说》“七分法”的说理逻辑

“七分法”的段落划分形式为: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分析《师说》的说理逻辑,首先要认清《师说》之“说”.文体特征不同,其写作思路与范式也具有多样性,文本解读的目的、方法与边界自然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对“论”与“说”两种文体进行了阐释,指出了两者的异同点.“一致的是‘说’离不开‘论’.差别的是‘论’重在‘研精一理’,‘说’要‘言咨悦怿’;‘论’重在建立立论,‘说’重在说服人;‘论’要成为权衡,建立准则,‘说’要解决问题,随机应变.”[10]由此观之,刘勰是从文体特征角度,阐述了“说”的“这一类”特征.“说”应属于议论文范畴,但又不像“论”那样侧重于逻辑的严密.但要了解《师说》之“说”,除了掌握“这一类”的特征以外,还必须了解“这一篇”的特征.为此,我们可以进行文本互读,以求互证,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从韩愈作品的论述内容来看,同一观点或语义在不同作品中多有论及或阐释,因此,要想读懂、读透韩愈作品中关键词的词义、论证中心或阐明的道理等,可研读相关作品,甚或进行群文阅读.如《师说》中“道”的内涵在《原道》一文中有具体详尽的阐释;《师说》中“君子”即士大夫之族的品格内蕴,《原毁》中有相应解释;“师道”的含义可以从《进士策问十三首》中找到答案.由此推之,理解《师说》之“说”,也可阅读韩愈相关作品,以加深对“这一篇”之“说”的理解.《杂说》四篇中有三篇是以“说”为文体,如《马说》以伯乐相马的故事为喻,推理出识才、用才的重要性;《龙说》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医说》由治病推理到治天下,指出两者道理相通.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师说》一文应紧扣“师”或“师道”,阐明某种道理,这也符合“说”的文体特征,是“说”而非“论”.

建立在以上推测的基础上,结合《师说》的创作背景,我们来看“七分法”的说理逻辑.第一段由“古之学者必有师”引出对“师”之职能作用的解释,紧扣标题之“师”.而“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此句“紧承解惑说,下承传道说,”[11]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第二段以自我为视角,从正面论述我对“师道”的理解,换言之,我的“从师”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即“道在即师在”,[12]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第三、四、五段以社会现实为视角,通过三组正反对比的事实论据,从反面批判了处于社会不同阶层人们“耻学于师”的现象,与第二段我的“师道”观形成对比.处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我”的做法不被人理解与接受,甚或遭到嘲笑、讥讽而成为社会的“另类”.韩愈的好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写道:“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于是乎,韩愈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人生慨叹,并以此句作为该段首句,引出下文对此种现象的批判论证.

既然如此,又为何将第三、四、五段内容划分为三个独立的层次段落?从批判对象来看,第三、四、五段中依次批判了今之众人、“爱其子”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据着社会多数,说明“耻学于师”已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众人”是一般人,按韩愈的解说,他们既无“道”,也无“术业”;他们既不“从师”,更不“学道”,这是作者基于普遍社会现象的批判.而“士大夫之族”是有官位之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众人”比较起来,“士大夫之族”有着双重人格.《师说》中写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教参》中指出:“‘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在《原毁》中写道:“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如此看来,“君子”即“士大夫之族”既怠惰又忌妒,既不能自我修养,也害怕别人修养.而第五段写道:“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此句突出了他们忌妒即害怕别人修养的性格特点.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爱其子”之人又处于怎样的社会阶层?从文意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一类具有矛盾性的群体.在思想意识上,他们为其子择师而教之句读,深知“从师”之重要性,但于其身则耻于从师学道.《师说》一文中的“道”是“先王之道”即“儒学之道”.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爱其子”之人表现出对儒家道统的冷漠与背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唐王朝时代,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一般为有士背景的“士大夫权贵”及其弟子,可从以下几方面找到他们之间的契合点:(一)从科举进士背景来看,中唐以来,由于科举取士弊端丛生,得举者趋利忘道,攀附权贵,多“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13].这也波及其子弟.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就慨叹:“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致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14]可见,社会背景为“士大夫权贵”耻学于师提供了温床.(二)从科举考试内容来看,唐代官学虽也设有儒家经典课程,但由于“(科举)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15],遂出现“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的“取士之失”[16],致使“生徒不以经学为意”[17].因此,有士背景的“士大夫权贵”表现出对儒家道统的冷漠与背离.(三)从文本论述内容来看,“爱其子”之人耻于从师学道,正是“士大夫之族”怠惰即不能自我修养的人格体现.选入《教参》的《<师说>鉴赏》一文中,季镇淮先生也写道:“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18]明确指出“爱其子”之人即为士大夫之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容易看清第三、四、五段的说理逻辑.第三段在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纵向对比中,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将第三段独立成段一方面是和下文形成对比,另一方面是为第四、五段批判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蓄势.第四段以“士大夫之族”“于其身”与“对其子”态度不同的自比,指出其行为的自相矛盾,批判了“士大夫之族”怠惰的性格特点.第五段以“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横向对比,批判他们忌妒的性格特点.可见,第四、五两段着重从“士大夫之族”的两重人格展开论述.第六段以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例,进一步阐明“师道”的重要性.“收前吾师道意”,[19]与第二段论述我“师道”的标准相照应.第七段说明本文的创作动机,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

总体看来,整篇文章紧扣“师”即“师道”来展开,从正面论述我是如何从师,从反面批判“师道不存”的社会弊端及后果,两者形成对比.在批判“师道不存”现象时,又着眼于不同社会阶层或同一阶层人物的多重性格特征来展开批判,使论证更有说服力.再以圣人事迹为论据,从正面论证“师道”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隐喻着我的做法的正确性,对“士大夫之族”的嘲笑、讥讽予以有力回击.最后以自身的做法来勉励李蟠从师学道.全文通过表面的立以及隐性的对比,阐明“师道”的重要性,中华书局版《古文观止》中写道:“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20]“师道”也成为本文的论证中心.据此,笔者梳理出以下逻辑思维导图,以便更清晰地看出本文的说理逻辑:

参考文献:

[1]徐江.《师说》之“说什么”与“怎样说”[J].中学语文教学,2016(1).

[2]邓思庆.也谈《师说》之“说”[J].中学语文教学,2016(5).

[3]王俊鸣.《师说》的解读与教学[J].中学语文教学,2016(5).

[4]郑新贤.也谈《师说》之“怎样说”[J].中学语文教学,2017(2).

[5]张正耀.都是“中心论点”惹的祸——《师说》教学的一个关键问题[J].中学语文教学,2017(5).

[6]何元俭.《也谈师说》的说理逻辑[J].中学语文教学,2017(5).

[7][18]语文教师教学用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P100—101、P104.

[8][11][12][19][20]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P333-334.

[9]转引自黄永年《记吕诚之师讲授的国文课》,载《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五册P262—263,中华书局2015年.

[10]刘勰.《文心雕龙》译注[M].周振甫,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P97.

[13]新唐书·选举志.二十五史.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P129.

[14]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状.文载.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P324.

[15]杜佑著、颜品忠等校点《通典》,卷17《选举五·杂议中》引赵匡《选举议》,岳麓书社1995年11月版,P218.

[16]旧唐书·杨绾传.二十五史.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P414.

[17]旧唐书·儒林传序.二十五史.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P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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