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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员日记看国民党政权之败亡
1945 年8 月15 日,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结束.但是,本该享受胜利者荣耀的南京国民政府却迅速崩溃.1950 年1 月12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解释说：“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其实,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国民党高层的许多有识之士都表达了对当局的失望和不满,他们在日记中纷纷“吐槽”,对未来感到失望.同时,翻阅他们的日记,对于国民党政权内存在的问题也会有更直观的认识.
官员的罗曼蒂克史
一般认为,国民党的衰落始于抗战后期,事实上,自1937 年中旬以后,由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失败,不少中上层官员对于国民党领导抗战的能力已经发生动摇.《陈克文日记》1937年12 月23 日就记载：
战败后,许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渐次消失.张伯勉( 行政院参事) 到四明银行接洽公务,便说政府改组,最好请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彦远、介松在旁边,也附和此说.这分明是自信心已经动摇了.战败不足怕,自信心动摇了,才是真正可怕.
陈克文曾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地位并不高,但长期负责实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观察国民政府的运作和众多政坛人物的言行.其日记如实记述了他在1937-1952 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余英时评论陈克文其人有“持论公允”和“办事认真”两大特长( 参见余英时为《陈克文日记(1937 一1952)》写的序言),所以其史料价值颇高.
在余序中,引用了12 月17 日陈克文日记中的一段：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
不过熟悉罗君强读者会知道,罗君强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人渣”,他1922 年加入中国,又两次脱党,“四一二”后彻底叛变加入国民党,1938 年,也就是在发表上述高论之后不久,又追随周佛海成为汪伪集团中周佛海派系中核心团体“十人团”之一.不过,若翻阅《陈克文日记》后会发现,罗君强这类人在国民党政权内出现,绝非偶然.
日记中,陈克文记述了罗君强在婚姻之外与粤女孔小姐交往的经过.在一次宴席上,“君强出示孔小姐广州来信,字颇遒劲,一片深情”,还有一次饭后“君强复娓娓谈与孔小姐恋爱同衾之经过,甚自得,并言将以详告其夫人.惟如何可使其夫人不至感受大痛苦,颇费踌躇云”.（1938 年4 月4 日)
罗君强的罗曼蒂克史被听说后,大为光火,亲下手谕：“行政院秘书罗君强行为浪漫,应即撤职查办.”获此消息后,“伯聪( 魏道明) 秘书长和院里的同事,都因此和君强表同情,同呼‘君强倒霉’.其实以行为浪漫说,比君强这种行动浪漫十倍的不知有多少人,而君强独受撤职处分,非真倒霉吗？”(1938 年12 月13 日) 这个处分直接导致后来罗君强的叛变.
一位政府高官,在宴席上对婚外情侃侃而谈,受到处分后同事的第一反应是“君强倒霉”,并且嘲笑对其进行惩处的效果.国民党高层的糜烂风气由此可见一斑.而在陈克文的日记中,比罗君强更强的确实一抓一大把,以下是他在日记中记录的当年“国府”高级公务员的官场生活：“大东旅馆,彼间卑污龌龊之状令人头晕欲呕.( 曾) 仲鸣、( 谷) 正纲、（林）柏生及汪（精卫）先生底下几位秘书先生,均绻恋其间,亦一可叹,可深长思之现象也.”(1938 年2 月15 日)
“周孝伯昨言,五日晚同晚饭吃醉酒之陈小姐,已与彼有肌肤之好,真所谓一见钟情者矣.（徐）道邻今日又言,外交部职员林小姐可以五十元易销魂一度.”（1938 年4 月9 日)
“向小姐与桂永清同居已五年,生一女,亦四岁.桂有妻甚妒,故事情弄得甚僵.”（1938 年9月13 日)
在这种环境,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并非易事,1938 年1 月16 日,陈本人“饭后被（曾)仲鸣强邀至德明饭店,复为我叫来一位身体发达完好的姑娘”,但他心里觉得这样对不起夫人,于是给了五元的钞票与那姑娘,冒着雨回来中街睡觉.“仲鸣、正纲他们差不多每夜都陪着姑娘睡觉的,很奇怪地问我为甚么不带她走.我说我没有准备呀.”
日记中,宋子文、孙科亦不能幸免：
“有女子陈静宜的,忽从上海具呈邮寄行政院,控告宋子文部长遗弃她.大略说,她父亲是四川巴县人,侨商法国：自己留学法邦,去年抗战回国,奔走劝募,认识宋氏；自有感情渐密,宋以暂行同居,战后结婚相绐,并月给五千元生活费,一念之差,铸成大错,现已怀孕八月.宋忽于六月间,断绝供给,立心遗弃,另与舞女汪曼丽同居香港,出资六十五万元置宅于浅水湾道,为藏娇之所.这还不够,近复派人威吓,欲以五万元断绝关系.”（1938年9 月23 日)
“据说有蓝小姐的与太子（孙科）结不解缘,后来因事龌龊,小姐愤而赴沪.太子有某种字据存小姐手内,因派立法院的庶务科长,花了许多钱,才把字据取回来.不久小姐又由沪来渝,竞与太子续旧好.”(1940 年11 月15 日)
1937 年11 月21 日,就在南京沦陷前政府官员撤往汉口的船上,外交部的“徐、陈二次长为高宗武新婚夫妇开茶话会,狄君武捧场,甘介侯、周佛海、何应钦等共相欢笑”.这一消息很快传开去,以致行政院不得不下令禁止公务员“挟妓跳舞”,更通令申戒.陈克文听闻此事后在日记中写道：“昔读‘商女不知亡国恨’之句,以为彼无智识之女子耳,不图身为公务员之智识分子竟亦有此怪象.闻长兴轮来汉时,船上满载党部及政府高级职员,途中外交部某司长夫妇即起而跳舞,并大唱‘妹妹我爱你’一曲,是非大伤心之事耶.”
抗战时期“浪费之风,仍稍未戢”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抗战时期物资紧缺,条件艰苦,但与欧美等国严格的“定量配给”“战时统制”不同,中国市场上的自由买卖仍在进行,“只要有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陈克文日记》1943 年2 月14 日）因此,那些最高级的官员,特别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依旧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
抗战爆发时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仍在国外访问,等他回国后抗战早已全面爆发,“国府”各部会长宫特别设宴迎接,其中主人15 人,客一人.共消费190 余元,仅烟酒一项便是50 元左右,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负责接待的陈克文不禁有感而发,“富人一席宴,穷人半年粮,真不虚语.际此国难万分吃紧,前方浴血搏战、国土日蹙之时,最高长宫对于宴会所费,仍毫不吝惜,无一不以最上等者为标准,亦可叹也.”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首先考虑的是各院、部机关的办公处所,当然还要修建长官的宫邸,单单修葺孔祥熙的寓所和购置家具就耗资7000 余元.孔祥熙既是行政院院长,又兼财政部部长及银行总裁,此款本应财政部负担,但财政部却非要行政院掏钱.陈克文不由感叹道：“做大官的优厚薪俸之外,一切的私人用度还要仰给国家,薪俸似乎是另有用途的.并且这私人用度又漫无限制,这也是目前一种大不合理的政治现象.”
争论日久,这笔费用最终由行政院、银行和财政部三家商定共同承担,各负责2400 元.因此“做公务员的,常常要为上官私人用费,设法作公报销绞尽脑汁,否则上官要骂为无用之材也”.
政府虽然三番五次下令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甚至对于必要的宴请金额定下标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经办人员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于之应付.
陈克文曾审核过行政院送来的院长机密费开支的账目,发现“孔院长请客的开销最大,每个月总在二三千元,每一次请客每桌筵费多者七八十元,少亦四五十元,水果烟酒还不在内”.虽然屡次下达限制公务员宴会的命令,并规定“此后非机关核准,认为公务上必要者,不许宴客；经核准的,每客所费亦不得超过2 元5 角”.但陈克文对于将来各机关和公务员是否能切实奉行却不看好,因为“长官如不能以身作则,更行不通.孔院长这种请客能受限制吗？我想决不会有所变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许多法令之所以行不通,这也是一个原因”.
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在家中请客,回来的路上陈克文的同事陈之迈问他,魏秘书长的房子如此华丽,一个月租金要多少,是不是他自己负担的？陈克文回答说,房租每月700 元,是从院里机密费报销的.陈之迈很诧异地问,房租也算是机密的事吗？陈克文以为,“现在关于长官和一般公务员的待遇没有好好的规定,只是任意的开销.结果长官的待遇时常从优,一般公务员却不免一切从俭,这便是许多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
底层公务员的悲惨生活
不过,能享受到这样淫靡生活的官员只是少数,大多数公务员都要艰难度日,王子壮身为监察委员会秘书长,陈克文为行政院参事,都是简任一级的高级公务员,但同样受到战时生活的煎熬.
从南京撤退时,由于过于匆忙,陈克文只携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到汉口之后,天气渐热,想置换几件夏季服装,但“至洋服店,问衣服,比平时贵一倍或三分之一,不敢做”.舍不得买衣服,只能将就着穿,但时间一长,待再迁到重庆,“衬衫都破了,不得不添补两三件.到上清寺的店子里问了一问,很平常的布衬衫也取价十元左右,在战前最（多）二三元的.出二十七元买一件较好的.经济部这两天在市内贴了许多标语,宣传平价的道理,劝商人勿高抬物价,勿垄断商品.平价是不是靠宣传所能收效的？并且事实上许多东西愈平价,愈涨”.
王子壮子女众多,要想全家都置换新衣,力不从心,只能买些土布自己缝制.1941 年9 月,王子壮一家搬到重庆郊区歌乐山,希望生活费用可以有所降低,然“日用物品因米价增高（一百二三十元一老斗）随之涨价,四年前在南京一、二角一尺之布,现则高至三、四元.物价高涨,人工亦然,故布棉袍一件至少亦在百元以上.余等公务员收入依然,加数十元之补助而已,何以能生存于今日之社会”？最近还要为孩子交学费和添置衣服,“家用陡增三千元,而收入不过一千二百元而已.如此月月必须设法借贷,则此等日子如何能过？”“回溯以往,借贷已逾万元,前途茫茫,正不知何所底止！”
陈克文有次回家,买了个西瓜,他的儿子非常高兴,因为他都5 岁了,可是还没见过西瓜.陈克文感叹：“现时西瓜一只约一百五六十元,战前可买三十担左右,故现时每年只能吃西瓜一只矣.”
高级职员尚且如此,底层公务员命运就更悲惨了.陈克文长期在行政院从事人事与总务工作,他认为,“下级公务员,尤其是书记这一阶级,生活实在太苦、太干枯了”.有部分公务人员被迫开始提前预支薪俸,陈克文深感棘手：“又有些人员因为生病,因为要应付物价的高涨,再三来借薪俸,有的已超过一个月.多借恐于公款有碍,不借又确于他个人的生活发生严重的影响.诸如此类的事情,要待解决,真令人头痛之至.”
王子壮1942 年去看望一位下属,“其生活苦况,真使余感慨万分.月入一二百元,有子女四人,连彼夫妇共六人,日食粗粝,从未见肉,而住房一间,尘土狼藉( 月需40 元房租),衣服褴褛,犹为余事.公务员生活至此,已达人间地狱之阶段,不忍卒睹也”.两年多之后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困窘,“秘书邬召棠告余,家中售卖一空,前两月将久买存汗衫两件,以之售洋肆千元,以贴补家用,今日已空,家中六口,无法生存,衣服褴褛,更其余事,言下唏嘘.今日有家室公务员,的确无法生存,此亦不仅一二人,普遍之现象也.余又何尝非一月所入,十日即罄,其余则卖物挪用,勉力支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高层的奢靡生活与一般极度贫困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有功不会赏,有过必苛罚
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前方的陈明仁也深有感受,在1944 年10 月3 日的日记中,陈明仁记有：“外出购物费了一万贰仟元.归来一算,仅值战前四元八角,纸币如斯低落,拿薪俸过生活如我辈军人者,非冻饿而死不可.”
那么作为军人如何才能解决生活问题呢？陈明仁仔细琢磨了一下,认为无解.既然无解,军人为了能够改善环境,自然就会做出违法之事.陈明仁认为长此以往,必会出现“不甘冻饿者,又非舞弊不可.”如果这种情况蔓延开来,那么“国家前途毫无光明,可悲可虑.主国政者受欺瞒蒙蔽,等于木偶.纵有忠直之士,告以实事,则非受处分不可,并必摒于万仞之外,一辈子不能翻身.欺骗逢迎之辈,即是王八蛋,都是大官达显,国家就亡在这辈人手里.臣固亡国之臣,君亦亡国之君,中国不亡,必无天理.”
陈明仁是近代军事史上一位著名的将领,有“黄埔虎将”之称,并以“耿直敢说”闻名于世.陈明仁的日记中除了对生活困窘的吐槽,还记录下军队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
1938 年,陈明仁被任命为预备第2 师师长.当上师长虽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情,然而当时的预备师就是“补充师”,前线作战部队有缺,便从预备师中成团成营地调出补充.这样的部队,大都被军官们认为是“冷宫”.因此当陈明仁到岗后,就不断发生所部军官“逃跑”的事情.在1938 年7 月7 日,陈明仁在日记中写道,“二时出发,四时到达汤家坂,驻宅内.参谋主任王崇谨、中校参谋李迨,均系黄埔第四期生,于出发后,乘机潜逃.又副官主任姚刚亦潜逃.中国人有此军人,无怪国家不受欺侮,殊属痛心之至.”
11 月25 日在集合所部第6 团军官作逐一个别谈话时,陈明仁又发现“愿意在本师干者仅二十二员,对此偷生怕死之官长,殊为国家叹息”.不仅中下级军官如此,就连副师长和参谋长也在谋求新的出路.
这样的部队,一旦拉上前线作战,结果会如何呢？不出意外地,预备第2 师初战就遭遇到了一个大败仗.陈明仁在1938 年7 月30 日的日记中认为,“此次损失原因系由167D 荣誉大队全部溃散……假如本师此次不收编该部,决无如此重大损失.今后再不要已愈伤官兵编入,因该辈已患怕敌病,心虚胆惊,一闻敌机轰炸声,即行弃甲曳兵而逃.官长先散,士兵焉得不逃,加以行为放荡,败坏纪律之事无所不为.”
此外,陈明仁还认为作战时期,部队不能频繁更换上级指挥机构.比如他的预备第2 师在武汉会战中先后被调给三个上级指挥机构,搞的有时候到底该听哪个上级的命令都不清楚.对此,陈明仁批评道,“予认为此种调动,毫无意义,徒劳兵力,误时废事,莫此为甚.国家如此无计划,始有今日之失,非偶然也.本师自自若铺西移芷江,经时一月,始到目的地.现病兵与行李尚未到达,而东开衡山之令又到,矛盾之至.”(1938 年12 月19 日)
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陈明仁一步一个脚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在1934 年成功当上师长.然而在此之后,他却不断被卷入各种纠纷之中,导致他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跌宕起伏,直到1945 年才正式坐上军长的位子.
1939 年10 月30 日,陈明仁在报请本师军官任官晋级时,得知部属晋任全获批准,独自己被“请缓”了,便在日记中“吐槽”“有功不会赏,有过必苛罚”,“以我对党国的功勋劳绩,不亚于任何一个黄埔一期生,所差者,不是浙江籍而已.今日之中国,无是非,无曲直,无赏罚,黑暗之至,混乱已极,倭敌欺侮我不是偶然的.将日本打败了,非再来一次大革命不可.”
1941 年10 月,陈明仁又错失了一次升职的机会.究其原因,是因为被记名存证“有相当缺出”,才能“调升”.对此,他在10 月8 日的日记中“吐槽”道,“查此种虚文,不值一钱,空头支票,无现可兑.今年二月,亦有同样之宥铨二渝隆代电：“准以军长存证.”
陈明仁认为：“假使我有背景,会吹牛拍马,早已做了军长和总司令了.平心说,我无一事后人者,到今日还来什么‘存记“缺出’,简直是欺人之谈,纯粹是无是非、无债罚,黑暗重重,岂有此理.我到今日尚能如此努力地拼命,完全是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就是当兵亦应该亦甘愿.此生决无有光明前途之望,故绝不计及升官与否,只祷祝抗战早日成功,以便解甲归田,否则唯有做到死而后已.”
1945 年5 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举行.这次大会值抗战胜利在望之际,然而会议闭幕时,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的心情却不轻松.在王子壮看来,国民党最高领袖不直接指挥党( 王子壮发现,处理政务的方式主要通过亲信的重要干部吴铁城、陈果夫、朱家骅和张群等人直接上签呈提议重要党政事务,由蒋裁定后报告国民党全会或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此种“签呈政治”的重大缺陷就是“以向总裁上签呈之少数人为中心,各方顾虑,未必能以周全,先后亦不免纷歧”,导致党的决策力弱化),使国民党执政产生许多弊病.国民党组织并非体制的绝对基础,党的组织作用便无关紧要,党内派系的矛盾和恶性竞争为蒋氏的乾纲独断创造了政治环境,个人又挤压了党执政的空间.
王子壮对党组织的吐槽反映了国民党内党权低落、强人与弱党执政等问题,他时时感慨“亡党”或“亡国”不远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焦虑情绪,也昭示着国民党政权最终覆灭的历史结局！
(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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