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有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和空间哲学家刘震云关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其他有关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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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哲学家刘震云关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其他

初读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2017),以为这是一部新闻“植入式”的流行文本.其中不乏前几年社会上流传甚广、热度很高的新闻事件,诸如美女、“微笑哥”、“表哥”,以及钓鱼执法,等等.这种植入新闻的做法让人想起几年前出版发表的余华的《第七天》和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姑且不论植入新闻的做法好坏与否,仅就拾人余唾之嫌,此一小说即足令人失望!但若联系作者此前的小说创作,便会发现这是大大的误读!正如小说扉页上所说“如有巧合,别当巧合”,新闻事件显然是表相,对社会的批判亦是如此,底里则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续思考.这种思考,刘震云有他自己一以贯之的线索a.仅就其较近几年的作品论,如果说《我不是潘金莲》中思考的是名与实的辩证关系b,《一句顶一万句》思考的是“说话”与“内心秘密”间的“近百年的难解之谜”c,《我叫刘跃进》表现的是命运的“苦笑”与“隐痛”d、意外与荒谬的转化,《手机》思考的是自我表达和交流理解的“异化”e与错位的话,这些思考,都是在人与人的“关系”的层面加以表现的.也就是说,刘震云的单部长篇,常常可以用某个关键词加以定位,放在一起考察,便会发现他思考的是一系列相关相继的命题.他的小说之间,具有思考的连贯性.

的确,在这部新作中,刘震云植入了很多新闻热点元素.也就是说,刘震云知道如何满足读者的围观心态和好奇心理.他以牛小丽被骗婚寻人为线头,把各色人物勾连起来,上至省长,下至平头百姓,所谓三教九流,贩夫走卒,或者“达官贵人”,尽皆囊括其中;而且,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之间也并不显得突兀和牵强,虽然常常不免有其极大的偶然性和传奇色彩.但恰恰是这偶然性构成刘震云所侧重思考或表现的对象.一个“”同省长有了瓜葛;某市环保局副局长,偶然进到洗脚屋,给他口交的“洗脚妹”竟是前省长的老婆.这之间的沟沟汊汊何止是九曲十八弯,但在刘震云的叙述中被处理得却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和一目了然.这就是刘震云的叙事功力!但刘震云显然不是想展示他的叙事功力,他想表现或思考的是这偶然性中人与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方式,及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问题.也就是说,偶然性是刘震云思考的切入点,某种程度上,它蕴含了日常生活及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的秘密.

牛小丽开始并不想当“鸡”,只是因为她想帮哥哥张罗一个老婆而借了;借了也不必一定要做“鸡”,但因为她气愤不过要去寻找骗婚的“宋彩霞”而走上了漫漫寻人路,反过来却把“宋彩霞”的介绍人——老辛老婆——和她的儿子一并给弄丢(偷跑)了,结果从寻一个人变成了寻三个人.牛小丽的窘境一步步加深,陷入难解的困局.牛小丽本来可以不用为哥哥牛小实尽心尽责,只是因为哥哥无能,而这无能很大部分源自于她不期撞见母亲与别的男人偷情一气之下把她赶走所造成.如此种种的偶然事故,使得牛小丽一步步走近省长.而这当中,起牵线搭桥的却是某一神秘的道士给省长所开的“破法”.这个破法就是“处女血”.牛小丽不是处女,却被当做处女到处达官贵人,其原因是牛小丽“脸上有高原红,长得像外国人”.达官贵人大都阅尽人间春色转向追逐处女,结果是,通过牛小丽,很多素不相识的达官贵人彼此有了间接关系.从而最后,因为一场偶然出现的桥梁炸塌事件,“微笑哥”杨开拓不合时宜的微笑及其佩戴的名贵手表,招致网友人肉搜索,牵扯到与他有过肉体关系的牛小丽,于是乎一个个彼此有着间接关系的达官贵人包括省长纷纷落马.在这里,牛小丽从被骗,到最后因她一个人而破获一系列贪腐大案之间,不期然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这些故事之间,看似彼此没有关系,但就像蝴蝶效应和骨牌效应一样,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环节纷纷有所反应,其结果,一切偶然变成了必然,一切不相识的陌生人都有了关系.这是远和近的其中一种关系.隐藏在偶然之中的还有另一种远和近的关系,几十年的朋友(省长李安邦和朱玉臣),多年的恋人和夫妻(牛小丽和冯锦华),甚至父母子女,同样可能是陌生人.也就是说,最远的距离其实最近,熟人同样会是陌生人.正是这种逻辑,李安邦在仕途危难之时,才会手足无措,找不到人商量,才会去相信陌生的道士及其所开出的药方,也就会出现最后的落马.这就是万事万物之间隐秘的联系所在,也是藏身于万事万物背后的人的“个体”的悲剧.表面看来,刘震云是在讲述一个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故事的讲述不是他的本义,他的本义毋宁说是通过这传奇以思考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距离问题.

可以说,正是这“关系”问题和距离问题,才是刘震云一直念兹在兹心系往之的焦点所在.对于这一问题,他常常采取的是辩证法的逻辑和反向表达的策略,用某些评论家的话说即“拧巴”f或“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g.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呈现的方式隐藏,通过无言的方式表达.或者说,当他说东的时候,其实是指向西,千言万语长篇大论的时候,其实是言不及义.反映在风格上也是如此.《一腔废话》的语言可以说极尽繁复修辞之能事,但其底里却是“一腔废话”,因为这些语言都只是作用于作者虚构的假设情境.一旦情境抽去,长篇大论也就变成了“废话”连篇,绚烂也就变成了苍白,繁复其实是贫瘠!这就是刘震云和他的小说.《手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境,严守一在舞台上和公众场合常常是出口成章、妙语如珠,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因找不到想说的话而心闷郁结.所以,在刘震云的小说中,一个人的口讷或健谈不是因为表达能力的好坏,而是因为交流和理解的难易.所谓名实之辩、表达与及意、交流与理解、热闹与孤独等等命题,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读者诸君不知是否注意到,近几年来刘震云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时空背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弱化,同时也越加抽象和象征化.也就是说,他的小说中,时空只是符号,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他的小说中看不到城乡之间的差异,看不到全球化空间和地方性空间之间的层级.他的小说主人公虽然主要以乡镇或县城作为日常生活的范围.但乡镇只是一个背景,或者说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他的主人公开始了人生的慢慢旅行.比如说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正是因为她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上告,一层一层的,在她周围逐渐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谱.这是一个人的旅行,但却因此而演绎出别样的故事.此乃刘震云的独特之处.他的小说的故事和矛盾大都发生在“空间的旅行”途中.而也正是借助这“空间的旅行”,才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写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公路小说”.比如说《我叫刘跃进》中因为一张欠条和U盘,刘跃进被带进各色人等织就起来的复杂的网和不同空间之中.比如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牛爱国与杜青海、陈奎一,他们的认识都是发生在旅途中.比如说《手机》中,严守一同伍月之间,他们的认识不是在生活和工作的北京,而是在庐山.没有庐山,可能就不会有他们之间的情感纠缠.《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主人公们也是这样,他的主人公们的“关系”的建立,也多是在空间的旅行中完成的,比如说牛小丽同省长,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同原省长夫人的“邂逅”.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则是不同时空中的人的跨界旅行,正是旅行和跨界,才建立起了人与人的联系.不难看出,刘震云的小说所探索的大都是空间问题.

空间问题,一直是文学写作的核心问题.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完成是在空间的意义上完成的,其最为形象的表征即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我们的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会写到两个空间的碰撞和相互影响,比如说《山乡巨变》(周立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红旗谱》(梁斌)、《小鲍庄》(王安忆)、《在醒来的土地上》(叶辛)、《新星》(柯云路),等等,其中小说主部时空发生的变化,大都是以外来者的出现为其标志和表征的.外来者作为“他者”,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新或截然不同的讯息,变化由此而肇始.如果再回溯,就会发现,比如《边城》(沈从文)、《在酒楼上》(鲁迅),甚至巴金的《家》《春》《秋》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空间的隐喻.在这些小说中,其涉及到诸如中国和西方、现代和传统、革命与落后、城市与乡村等多重时空关系的缠绕.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空间不可避免的发生改变,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商州》《废都》《秦腔》等等,也都是如此.

刘震云的小说则与他们都不同.刘震云的小说始终都在围绕空间展开,但他并不关心空间中的地域的真实,而只是关心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刘震云的小说几乎没有闲笔,没有写景,没有抒情.他是以写实的笔法在从事写虚,是在以空间状写时间.因为,一个人要想在空间中留存,就必须要有时间的轨迹,虽然他的小说中并不真正关心时间的流失.他所思考的并非多个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他所思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不同空间的变动中的位置问题,及其同质化空间的压迫下“人”的困境问题.《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想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却发现,这一证明原来是那么的难,因为这一证明其实也是“正名”,而“名”的由来常常源自于差异,没有差异便不不可能有“名”的指称(可参见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同质化的空间下,“名”的差异性无法显现,“正名”之说自然难以实现.所以李雪莲走遍全国,来而往返,都只能是徒劳无功.《一句顶一万句》中则通过空间的流动来思考“人”的孤独处境问题.如果说“人”的孤独来自于形成语言前的无法表达和表达后的无人能懂的话,空间的流动性则为这种交流既带来便利也带来困境;便利是可以不断地认识新的朋友,产生新的理解的可能,困境则在于空间的流动制造出了深入交流和理解的不可能.刘震云的笔下,不同的空间虽然有不同的名字,但其实是同质化的存在,所谓乡镇和省会,在本质上并没有不同.而事实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空间上的差异,更是不存在了.比如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微笑哥”县公路局杨开拓的一张桥梁爆炸现场的微笑照片,不仅招来他的命运的突变和逆转,也使得远在他省的省长李安邦落马,和另一个省的农村妇女牛小丽被捕.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空间关系,也就是刘震云所谓的“吃瓜时代”.

“吃瓜时代”其实也就是空间同质化的时代,其给人的恐慌自然是相当惊人的.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所谓的小事和大事之分.任何小事和大事之间,都是随时可以互相转化的.“吃瓜时代”造就了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简言之,就是既身处其中又抽身其外的辩证关系.每一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每一个人又同时是围观的观众.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是观众,同样人人也都可能是演员.人人都在围观他人的表演,同样也可能被他人所围观.也就是说,“吃瓜时代”其实也就是一个“镜像化”的时代:镜像中的主客之间其实是随时都在转化的.当我们在围观别人的时候,其实在围观自己.而当我们被围观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围观别人.

空间叙事下,刘震云的小说最无视时间的变迁h,所以才有小说结构上的正文部分就是结尾,前言是开头.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结尾部分,其实也是开头.在那里,小说结构呈现一种循环关系,首尾呼应,前后衔接,互为前提和结果.所以才有时间上“一年过去了”,而后“一年过去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才会有“那一年”和“二十年后”的故事情节上的往复和重复(《我不是潘金莲》),而空间关系上似乎并没有发生变化.时间的落寞,就像鲁迅的《秋夜》中“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墙外的那两棵树的并列一样.

请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这种对应:

第三章你认识所有人

一年过去了.(184页)

第二部分

前言:你认识所有人(269页)

一年过去了.(270页)

在这里,“你”和“所有人”的关系,是一种空间的关系,而与时间的流逝无关.或者反过来说,时间的流逝,并不带来空间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到“你认识所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时间的流逝的过程,但其实与时间无关,他们只是一种空间上的关系的辩证转换,就像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是”与“不是”的辩证法一样.这里转换的发生,也不是空间上的现实关系的建立,而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关系的建立:只有认识到你同所有人的想象性联系,这种关系才能建立.牛小丽虽然同省长有了肌肤之亲,但她并不知道对方就是省长;她同很多达官贵人都有过“亲密接触”,但她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她同他们之间想象性关系的建立,只有在被抓后,通过检察机构的审问和自己的回忆方能完成.同样,马忠诚与省长李安邦老婆的真实关系,也是在别人的讲述后才建立起来的,在这之前,他并不知道给他“口活”的就是省长老婆.

这也意味着,只有建立起名与实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真正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当牛小丽不知道跟她“”的男人是省长时,她和省长是没有“关系”的.她的眼里,有的只是一个个男人一具具肉体(裸体),他们都是“之生命”,彼此之间其实是没有差别的.这些肉体和男人的差别的建立,必须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分之后才能完成.或政治身份,或某一名称.刘震云所试图完成的或还原的,正是这能指和所指、名与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至于这名与实之间,是否一一对应或具有唯一性则是无关紧要的.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有一个细节可能被读者所忽视,但其实十分关键.那就是牛小丽被抓后,作为“宋彩霞”的名义被网友广泛使用.这就使我们想起《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她费尽心血,历经万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于此.人们关心的是“名”之外的“实”,能指之外的所指.也即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所闹出的事和闯下的麻烦.也就是说,由她的这一“实”牵扯到的其他的许许多多的“实”.可能,对她而言,这只是有关自己的名与实问题,但对他人而言,则变成了更多的实与实、所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这是由一个“实”牵扯出的无数的“实”,最后的“实”早已经不是原来的“实”了.李雪莲的正名(或证明)之旅之所以失败,原因或在于此.有趣的是,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也涉及到名实之辩.但这里的方向是反向和逆向的.人们记住牛小丽的,是她和官员有染时的名字“宋彩霞”,而把她的真名给忽略了.或者说,这也不是真忽略,而是人们不关心.这里有两个牛小丽.人们关心的只是与落马官员有染时的牛小丽,其他时候的牛小丽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与官员有染时的牛小丽是以“宋彩霞”的名义出现的,人们记住了落马官员也就记住了“宋彩霞”.也就是说,“宋彩霞”在这里只是符号和能指,需要其他与这一能指相关的所指——即落马官员——赋予意义,才能建立自己的所指.可见,“宋彩霞”在这里只是空洞的能指,它所需要的只是另外一些所指的填充和赋予,至于其所指向的或者说与它对应的这个所指究竟是谁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一“宋彩霞”也不是牛小丽所曾努力寻找和找到的众多“宋彩霞”,那些“宋彩霞”都有具体所指.而这一“宋彩霞”是一个具有多重可能的能指的符号.相反,牛小丽这一名称则不具备这一能指的敞开性.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宋彩霞”所引起的难题,其实正是刘震云在这一小说中所试图思考和表现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宋彩霞难题”,其与“李雪莲难题”不同,李雪莲难题是,由一个关于“名”的问题,转向了无数的“实”的问题.“宋彩霞难题”则在于,对于吃瓜时代的人们而言,他们关心的只是“名”,而不是“名”后面的“实”.他们关心的只是能指,至于所指则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换言之,吃瓜时代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时代,是一个想象大于现实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夸饰渲染和色厉内荏的时代.而这些都是由网络这一虚幻的媒体所造成的.

如若联系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便会发现,此乃我们这个时代的悖论和困境所在.在网络信息时代,人们关心“名”而不“实”i.我们虽然能够在千里之遥彼此勾连,但我们之间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在这前,就像《我不是潘金莲》所揭示的,网络社会之外的现实社会,人们关心的却只是“实”.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代,人们都只是各执一端,彼此割裂.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实分离的社会.一个内外分别、表达和理解分离的社会(《手机》),一个想说话找不到倾听对象的社会(《一句顶一万句》),一个千言万语其实是言不及义、一腔废话的社会(《一腔废话》).我们说出来的话不是我们所想,我们所想的却表达不出来.我们既不能把握自身,我们也不能表达自身.我们制造出手机以及更为先进的交流的工具(网络),但并没有带来人们之间理解的便利,反而是把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推越远.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处境!“说话具有不可预知的力量,说话的结果又往往不是说话者的本意,人们每天都不得不说话,却又无法通过说话真正与人沟通.在说话中看似热闹,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也就是说,我们说得越多越加表明我们的孤独处境和悖论之所在!

通过这部小说,刘震云告诉我们,吃瓜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是故事主角同时也是旁观者的时代,是一个热闹的时代,也是一个孤独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和无奈.人们可以在彼此陌生和相距遥远的事物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却不能逾越彼此间横亘的心灵的间距.所谓咫尺天涯、天涯咫尺莫过于此.如果这也算孤独,这就是最大最深的孤独!人们一方面在观看热闹和在这热闹的参与中享受着某种嘉年华会式的快感,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把自己暴露在这热闹背后的的冷漠和孤独之中.刘震云所谓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之意或许就在于此.

回到开头提到的新闻“植入式”的文本问题,可以看到,新闻事件本身不是刘震云所关心的,他所关心的是这些新闻事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深刻的哲学内涵.也就是说,刘震云并不满足于新闻事件的组装和拼接,及其故事讲述的圆满与否,他所关心的是新闻事件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困境问题.这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现实困局,甚至也不仅仅是精神意义上的生存难题.它是“空间的旅行”和流动所带来的难题,也即现代性的难题.从这个角度看,刘震云不仅是小说家,更是一个哲学家,一个现代性意义上的空间哲学家.

【注释】

①参见李敬泽:《通往故乡的路——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b参见徐勇、徐刚:《芝麻、西瓜和历史——评〈我不是潘金莲〉》,《文艺评论》2012年第11期.

c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读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d参见白烨:《得失之间》,《文艺报》2008年2月5日.

e姚晓雷:《“都市气”与“乡土气”的冲突与融合——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f曾军:《拧巴式幽默——民间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刘震云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g摩罗:《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从王朔、刘震云、王小波谈起》,《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1期.

h这种无视时间,陈晓明曾称之为“去历史化”.参见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i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哲学家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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