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表演艺术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与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心行现象和反思类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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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心行现象和反思

以当代台湾活跃的著名表演艺术团体或艺术创作者为例,可以发现从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出现了一股艺术与心行相结合的发展潮流,例如林怀民“云门舞集”的舞剧《流浪者之歌》(1994)、《水月》(1998),赖声川“表演工作坊”的现代戏剧《如梦之梦》(2000)、《如影随行》(2008),刘若瑀与黄志群“优人神鼓”的剧场作品《金刚心》(2002)、《时间之外》(2011)等融入佛禅思想,致力于人类内在心灵世界的关怀与探索.这些剧场表演艺术作品不仅在两岸的演出获得好评,在国际上也备受瞩目与赞誉.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创作者本人的文化成长背景及修行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解严”后台湾社会的转型以及宗教发展的背景有关,它为当代中国表演艺术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与反思.

一、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心行现象产生的背景与原因

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心行现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这与创作者个人的文化成长背景及修行经历有关

无论是“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表演工作坊”的创始人赖声川,还是“优人神鼓”的创始人刘若瑀和黄志群都有西方求学或佛禅修行的经历和背景.林怀民1969年、赖声川1978年、刘若瑀1983年都曾赴美进修学习现代表演艺术.林怀民把玛莎?葛兰姆的肢体动作技巧带回台湾,推动了现代舞艺术在台湾的普及与发展;赖声川把雪云?史卓克的集体即兴创作方法带回台湾,使现代戏剧融入台湾大众生活;刘若瑀则把格洛托夫斯基的身体训练方法带回台湾,探索出以大自然和禅修为表演基础的“当代肢体训练法”与“道艺合一”的表演艺术理念.三人皆成长于台湾受美国文化严重影响的20世纪60-70年代,当时美国流行的嬉皮文化运动反叛西方主流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主动探求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印度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受到嬉皮士们的青睐,在西方国家掀起了瑜伽、和禅宗热.林怀民、赖声川和刘若瑀通过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受其影响,反而对于自己的东方文化身份认同更加敏感与自觉.台湾著名禅者林谷芳曾提及:“知识分子对禅感兴趣是因为1960年代大家都追逐西方,而西方也在谈禅,这样折射回来.禅在台湾两次‘时尚化’都跟知识分子有关系,一次就是刚才提到的1960年代,谈禅,谈存在,是知识分子的时尚.第二次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雅皮了.”[1]林怀民意识到台湾受了太多西方影响,对于近邻的亚洲文化缺乏认识,进而通过亚洲旅行来认识邻邦和自己;出生于美国的赖声川从小就牢记父亲的询问“你是要做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容选择的问题;刘若瑀感于老师对她的评价“你是一个西化的中国人”,决定回到家乡,从自己的文化根源里重塑自身.为了寻找和认识自己,他们都坚决地选择回到台湾重新认识自己成长的土地与文化.不同的是,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学生运动的影响,林怀民与赖声川是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服务台湾社会的意识回到当时尚未“解严”的台湾,其早期的作品更多带有社会论坛与批判的功能;在台湾自1987年“解严”后的1990年代,才开始转向心灵关怀与探索的创作主题.刘若瑀则是“解严”后的1988年回台湾创立“优剧场”,1993年与黄志群合创“优人神鼓”,因此创团伊始,其心行与关怀的特质就比较鲜明.

在他们分别回到台湾寻找古老的文化与传统时,一方面,印度成为了他们认识东方文化的重要转折点;另一方面,佛教与禅宗的心行给他们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全新的灵感与生命力.林怀民1994年从印度菩提伽耶旅行归来后,成为佛教徒并创作出了《流浪者之歌》;《如梦之梦》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赖声川1999年印度的菩提伽耶之行,在这之前他本人就是佛教徒;黄志群通过多次印度的修行经历,把列入演员日常的身体训练之中,与刘若瑀一同创作出了《金刚心》和《勇者之剑》.

(二)这与“解严”后台湾社会的转型以及宗教发展的背景有关

“解严”后,台湾社会政治改革的诉求已基本达成.戒严时期艺术作品所承载的社会论坛功能因媒体的开禁而明显减弱.艺术创作者开始寻找新的关怀焦点与议题.佛教和道教等传统宗教在台湾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各地寺庙林立,信徒众多.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地区的时候,“大多数的宗教界人士,不只儒释道三家,还有本土的天德教、天帝教、理教……都到台湾去了.那些修行人在一穷二白的1950年代,而不是经济起飞之后的1970年代,就开始大量印制经书了.他们认为如果不印,道会断绝,传承会断”[1].戒严时期,传统宗教受到政治体制的严密监控,其发展空间有限;“解严”以后,传统宗教得以自由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成长.加之工业化之后的台湾社会快速变迁,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疏离感和孤独感.传统宗教因此扮演了更多的抚慰人心、加强社会凝聚力的角色.1990年代正是台湾传统民间宗教热潮的时期.在这种时代氛围和背景下,台湾艺术界掀起了探究“身、心、灵”的热潮,认为艺术应关照生命的超越和解脱.因此,表演艺术与心行的结合正是这股潮流的反映与体现.从林谷芳不仅是林怀民的知交,还是赖声川的老师和“优人神鼓”的文化艺术顾问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佛禅思想在当代台湾的传承与发展为表演艺术创作者提供了文化滋养和创意灵感的源泉.

二、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心行现象的启示

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的心行现象带给今日观众的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还原人类早期剧场的庄严性与仪式性本质.戏剧和舞蹈都起源于宗教或祭典仪式,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娱乐,而是解决群体或个人所面临的生命困境与问题,其鲜明的仪式性和对于生命本质的关怀特征影响了20世纪西方表演艺术的发展潮流与趋势.例如法国戏剧家阿尔托强调恢复原始戏剧的宗教性和神秘性,从而达到一定的仪式性效果.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认为在剧场表演中大量运用灯光、服装、化妆、布景的演出形态其实扼杀了剧场中最重要的元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面对和交流.他提出“贫困戏剧”的概念,就是要舍弃演员本身以外的任何多余装饰,通过身体技艺的训练来展现先人累积传承的集体记忆和生命的本来面目.同样,林怀民对祭典和仪式有着极大兴趣,就连“云门”两字,也是源自于古代的祭祀舞蹈,而他的舞剧《九歌》通过古代各种祭祀的形式,建构了当代剧场的祭典.赖声川长达八小时的戏剧《如梦之梦》注重仪式性的表演设置,“自他交换”与千禧年祈福的仪式探寻人类趋乐避苦的生命本质以及生命快乐与痛苦的根源所在;刘若瑀与黄志群合作的《时间之外》在舞台上通过大鼓、小鼓、锣、钟、木鱼等器乐的演奏,在舞台上营造出一种仪式祭拜的神圣以及“鼓之舞之以敬神”的庄严.这类剧场艺术作品再现并还原了原始戏剧的仪式性与神圣性.它的出现或许与当代社会普遍宣扬个人主义、缺乏群体仪式感有关,并有助于把网络时代背景下现代都市中日益感觉疏离、微渺的个体连结起来,使其获得群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二)从演员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表演本质.与影视剧中更为注重外形与演技的演员表演相比,结合心行的表演艺术注重的是对于演员内心能量的开发,因为演员的表演不是向外投射的力量,而是内在自我的探寻.这需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磨练与修行才能达到效果.在林怀民看来,舞蹈是修行,舞者进入“云门”,是一次修行之旅.舞者不仅有打坐、书法等课程,在旅行时,甚至带着毛笔,在旅馆里有时间就写.“云门”的舞者不同于一般的舞者而更像是修行之人.同样,刘若瑀也认为,“艺术是下了舞台后,生命品质的呈现”.“优人神鼓”的团员要学习、太极导引、击鼓与武术等,以达到“道艺合一”即把自己生命的修炼与生活美学的实践融于一身的境界.团员们基本上都具有吃苦耐劳和沉稳内敛的特质,其从内心所散发的光芒是任何花俏的服装化妆、灯光效果所无法替代的.赖声川所擅长的集体即兴戏剧创作方法虽然对演员没有修行的要求,但是同样需要演员具备更深刻的生活体验与更敏锐的艺术直觉.因此,演员的表演与他们的生命品质紧密地融为一体,而不是处于隔绝分离的状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表演本质.

三、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此类结合心行的表演艺术更为注重对观众心灵的陶冶与净化,在本质上与追求故事情节、感官刺激之娱乐效果的剧场表演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它往往会舍弃具象式的情节表现,寻求东方特有的内观顿悟之抽象精神与哲理内涵的表达,呈现出静态抽象的美学特征.在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这使它反而获得了更为自由的艺术表达方式,拓宽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以“云门舞集”和“优人神鼓”为例,作为欧美各大重要艺术节竞相邀请的表演团体,其作品主要通过肢体动作与音乐节奏进行表现,没有了语言、情节的束缚与羁绊,也更容易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所接受.然而,对于习惯了看情节、听对话的观众来说,则需要有一段适应的过程,因为它与西方传统叙事性的表演艺术类型明显不同.此类艺术作品的出现并受到观众的欢迎,也反映了当代观众在精神审美需求方面有了更多元化和更高层次的追求.

三、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心行现象的反思

除了以上的启示之外,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的心行现象还有令人反思之处:

(一)折射了当前艺术创作者对于台湾社会现实矛盾与政治乱象的无力感

无论林怀民还是赖声川早期的剧场作品都充满了对台湾社会的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但是后来的作品走向心行的关怀,其与当前台湾社会的统独之争和政治乱象等有密切关系.林怀民认为:“当前台湾正处于蓝绿政治恶斗,经济也不见好转的情况,但在恶劣的时期,人民应该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寄托,而非跟着混乱的社会随之起舞.”[2]赖声川说过:“政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政治可以解决经济的问题,政治可以解决很多公平性的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政治家没办法给你解决.这个可能是我更成熟以后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更要写的还是属于心灵方面的东西.”[3]刘若瑀也提出:“艺术家到底在这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是平静世人?还是引起纷争呢?”[4]195因此,面对当前台湾社会严重的蓝绿对抗与社会分裂,现实生活中已经充满了极具“戏剧性”与“政治性”的人物和事件,艺术创作者纷纷体悟到这一点,不需要再把这些争议搬上舞台,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艺术作品让人心灵安定.它间接体现了当代台湾民众在国族认同争议等问题上为了避免极端的冲突与纷争而选择的让心灵“安于当下”.

(二)在心行的背后体现了当代台湾剧场艺术创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者来讲,重点不在于做出东方符号,而是去思考如何运用这些符号后面的精神和美学原则,创造出具有一定深度的人文内涵与新的艺术形式.虽然心行起源于印度佛教哲学,而禅宗却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大成.林怀民、赖声川和刘若瑀等一方面赋予其作品以东方的佛理禅意,使作品具有了超越国族界限的普世价值与心灵关怀特征,另一反面还注重融合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元素,如林怀民舞剧《九歌》《水月》《行草三部曲》中化用了中国传统的文学、太极、书法等元素;赖声川的《如梦之梦》以庄子的传说作为全剧故事的出发点;优人神鼓《墨具五色》从中国的水墨画中汲取灵感和创意,体现中国道教“身心合一”“物我合一”等思想.由于修行本质上是对人的内在心灵世界进行关怀,这既是现代人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方式,更是艺术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相比较,如今大陆也处于快速的时展变迁中,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人们也深感心灵与精神层面的,渴望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安抚等,但是大陆剧场艺术创作者受主流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深,注重艺术作品的社会现实功利价值,佛禅道思想的运用和表达还较为欠缺.这种差别也体现了两岸因社会形态的发展不同使其从不同的向度对中国文化母体进行关照.如果能彼此参照,互相参考,把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关怀相联结,不仅有利于两岸的表演艺术创作,也将不断助益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传承与发展的挑战

修行是关乎个人的行为,无论赖声川、林怀民还是刘若瑀和黄志群都是非常注重个人修行的艺术创作者,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心行与本人的人格特质、生活阅历以及思想价值观都有着密切关系,其所达到的境界并非通过一定经验和技巧的传授就可以让他人掌握.几位艺术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艺术载体或工具来传达心行的主旨与内涵,例如林怀民选择的是舞蹈,赖声川选择的是现代戏剧,刘若瑀与黄志群选择的是击鼓和武术,他们在当代剧场表演领域开拓了心行的艺术表达方式,具有各自的特色与创意.但是,无论赖声川的集体即兴创作方法、林怀民具有文化内涵的编舞风格,还是刘若瑀“身心合一”的肢体训练法,都面临着未来个人创作风格如何传承与发展的挑战.以他们为核心创作者的“表演工作坊”“云门舞集”和“优人神鼓”属于在台湾“生长起来”的民间艺术团体,因生存与票房压力,必须要持续不断地创作,其创作经验与美学体系缺乏系统地整理与归纳,这不仅影响了他们一些作品的创作质量,且其未来的发展也会因核心创作者的缺席出现明显的转折或者难以为继的后果.加之台湾本地艺术表演市场有限,这三个当代台湾著名的表演艺术团体除了在大陆和世界各地巡演、在国际舞台上扩大观众群和影响力之外,还计划着如何从大陆这个文化母体中汲取创作资源,以及借助大陆快速发展的文化艺术市场需求谋求更好的发展机遇与出路,其中赖声川在上海的“表演工作坊”与“上剧场”成立就是对这一发展挑战的积极应对与选择.

综合分析,当代台湾表演艺术中所出现的心行现象是以东方佛禅哲学思想作为其核心的文化底蕴与美学风格,它既注重吸收中国与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包括太极、书法、武术、禅宗、佛教仪式等,又赋予其全新的当代剧场表演形式(舞蹈、戏剧等),显示出当代台湾表演艺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文化创意思维与东方哲学式的人文关怀特色.

表演艺术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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