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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缝里看人的钱钟书
上世纪70年代初,夏威夷大学的罗锦堂教授收到一封从澳洲寄来的信,寄信人为堪培拉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柳存仁教授.信中说其学生从夏志清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看到对《围城》的高度评价,欲选这篇小说作为博士论文题材,却苦于无处寻觅《围城》.
该小说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后,大为轰动,一直畅销不衰.经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后,便陷入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沉寂,其间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台湾无人盗印,也是无人敢印,因为它属于禁书.为成全学生之意愿,柳教授特致函向同行打听.所幸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罗先生不怕麻烦,将整本书一页页复印下来寄去,为澳洲学子的研究提供方便.很少读现代小说的罗先生,趁机将借来的书细细读过.书中的比喻可谓天马行空,妙不可言,他为作者生动、机智而又幽默的文笔所折服.
众所周知,《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没有代沟,上至耄耋之龄,下至翩翩少年,皆为它所吸引.我有一位朋友的女儿,就是个“钱粉”.她十一二岁时便捧着《围城》夜读,据说读了不下几十遍,里面的文字反复看,久不生厌.父亲每每在宁静的夜晚,忽闻女儿房间里传来“咯咯”的笑声,便知她又在偷看《围城》.她不仅爱读,而且在负笈海外后,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拙议“围城”》,投稿至国内《四海》杂志,文章开头便是,本人年方十三,现居丹麦.《四海》杂志的主编白舒荣对此稿颇为欣赏,编辑时,主观地将首句“年方十三”改为“年方三十”,认为是作者笔误.十三岁的孩子如何能写出文白兼具的老道文字？当被告知那确实是作者的真实年龄时,她仍坚持己见,认为这肯定是假的.试想,中国文化刚经历了那样的劫难,如何能孕育出如此茁壮的文学幼苗来？不仅主编难以置信,就连钱钟书本人也感讶异.当年该文发表后,被一位常与钱老打交道的编辑连同原稿一同转给了钱老.钱老的反应可从他的回信中窥见一二：“奉到惠函并任女士大作,不胜惊愧.拙著何足道,承任女士破格赏识,愈觉惭憷.任女士如此幼年,已工文笔如此,令我惊讶,将来未可限量.”他不仅回函,还将原稿“宝藏”.信中犹见钱老谦卑的修养与欣喜,以为中国文学后继有人而悦.
当罗先生读《围城》时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能邂逅作者,那位在《围城》里,将着装暴露性感的鲍小姐,喻为“局部真理”的智趣者.
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受美国之邀,派代表团访问.这是与美国隔绝三十多年后,中国学者的首次访美,钱钟书便是其中的一员.之前,海外曾讹传钱钟书去世的消息.误以为真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当即写了一篇《追悼钱钟书先生》的悼文.当“起死回生”的钱钟书出现在他面前之时,夏志清拱手谢罪,双方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次访美,钱先生得以登上哥伦比亚、耶鲁、哈佛、加大、史丹佛,以及夏威夷等各大学的演讲台.他那口若悬河的英式英语中,偶尔插入法、德、意以及拉丁等语,让在场的人大开眼界,大饱耳福,人们被他那纯正的英语,清晰的记忆力和丰富的学识所倾倒,犹如香槟酒打开瓶盖时的一声砰响,产生语惊四座的盛况,瞬间在学术界掀起一阵“钱潮”.哈佛一名叫艾朗诺的学生,正是目睹了钱钟书的演讲风采,对他大为折服,后来将钱的巨著《管锥编》译成英文.在五年的翻译当中,凡是书中涉及的引经据典,他都要一一查找原文,发现钱先生引用的往往是人们不易察觉,容易忽略的东西.一个人的学问做到如此精深,让他更加佩服之至.自谓这五年里,他既是学习,又是欣赏,更是喜欢,待全书译成后,仍余味无穷,竟有些不舍.
罗先生有幸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见证了钱钟书访美演说的这一盛况.当时,能容纳几百人的场所挤得满满的,连每个窗户上都映着不同肤色的面孔.钱钟书个头不高,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显得温文尔雅,与一般的中国人无甚分别.只要他一启口,满嘴的英语片子,典故术语层出不穷,哪怕很长的一段典籍,他都能用原文朗朗诵出,如数家珍,就如同他运用自己的母语一般.与一同出访的代表团成员相比,顷刻就显得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了.人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大陆历经各种浩劫之后,居然还保存下来像钱钟书这样超群绝伦的大学者,简直是奇迹.罗先生对此印象极为深刻.
钱钟书在夏威夷停留仅两三天,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华侨将他给包围了,许多读过他小说的,都想一睹他的风采,求见的、宴请的人络绎不绝.不记得在什么场合,罗先生得一机会与钱先生相识,因人多嘈杂,只求谋面,难以开怀畅谈.幸好钱先生热情相邀,他日返国省亲时,在京城重叙.
没想到,重会之期转眼来临.
翌年,国门一开,罗先生便急于申请回大陆的签证,欲返阔别三十余年的老家陇西探亲.回乡前,他在北京停留一周,到友谊商店购置见面礼——家人所需的电器等几大件,顺便拜访几位在京学术界人士.友谊商店的服务很到位,罗先生所购置的电视、缝纫机、自行车等,不用他动一根指头,旅行社通通用火车发往目的地.欲拜访当地学者？没问题.宾馆的司机神通广大,几乎无所不知,只要报出人名,偌大的北京城他都能替你找得到,好像这些人都是他平日串门的哥们儿.国内当时没有私营出租车,北京大街上见得最多的是语录,以及满街的单车和公交车.旅馆的出租车,也是属于国营性质.
有一天上午,旅馆的司机按罗先生的要求,将他带到俞平伯先生家.下午,罗先生要去拜访钱先生,另一位司机又将他送去同一地点,却不同楼.罗先生这才意识到,俞、钱两家,在同一个小区.
车子在三里河南沙沟6栋门前停下.罗先生请司机等一会儿,自个儿上三楼去拜谒.司机并不理会他的话,径直跟着在后面走.罗见状,有些不悦,说我探访朋友,你怎么也跟着？司机倒也实在,说道,不瞒您说,您今儿见什么人儿,谈的什么话儿,晚上我都要向领导汇报的.
由于事先已电话预约,罗先生并没有遇到传说中的“门缝里看人”的尴尬场面.据说,钱氏夫妇埋头做学问,深恐被打搅,每次有人登门,他只开一条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对不起,我很忙！谢谢！谢谢！”无论陌生人还是熟人,哪怕是有头有面的权威人物,如非正事或要紧事,不惜开罪于人,闭门不见.
这回是钱先生亲自开的门,笑容可掬地将两位客人迎进客厅,并关照“司机同志请坐”,让罗先生甚感意外.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对司机的“陪同”,习以为常,并不介意——确切地说,是无可奈何.钱老的夫人杨绛女士,从里屋出来,笑吟吟地打个照面,给两位客人端上热茶.罗先生将从友谊商店买的一盒精美点心捧出.人到礼到,杨绛双手接过并致谢,随即折回里屋.
七十岁的钱老身体健朗,一无老态.罗先生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曾告诉他,钱先生以前讲课,一根文明棍不离手,且在手中舞来舞去.文明棍即手杖.旧时的英伦绅士,手上总有一根精致的手杖,与头上的礼帽和笔挺的深色西装相应,既斯文内敛,又有品味.这套行头成了英国绅士的典型标识.民国年间,受西方影响的一些人,也都喜欢拿一根手杖,如溥仪、、胡适等.傅斯年于1945年随国民参政会的人一同去延安访问时,以一袭西装、礼帽、手杖和皮鞋,出现在着布衣布裤和布鞋的面前,对比鲜明.手杖到了中国被赋予“文明棍”的美称.如今,钱老已是七旬老人,此物反而不备了.钱老说那是留学时学来的英国绅士派头,手杖早已不用了.
自1948年负笈台湾,后旅居美国,三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今返故土,罗先生迫切想知道国内的景象,似乎有许多话要讲,许多事想问.然而司机的身影就像一颗果核塞在喉咙眼儿,几度欲言又止.他不想给钱老惹麻烦,因内心把握不住,哪些话当讲,哪些事不能问,自然有些踌躇.倒是钱先生随和,也很健谈,他问罗先生哪年出国的.当得知罗先生是1948年8月底赴台湾大学读书时,钱先生笑着说,真巧,他那年也去过台湾,比罗先生还早几个月.他当时是随蒋复璁、庄尚严、屈万里等20位学者们（这些都是罗熟悉的老师和长辈）,赴台湾参加教育部在台湾博物馆举办的文物展览.教育部安排了七场演讲,轮到他演讲的时间恰好是在4月1日,愚人节；题目为《中国诗与中国绘画》.当时台湾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不久,当地人大都讲闽南语和日语,国语不大盛行.为了让演讲场地看起来不太空荡,教育部在附近学校找来一些中学生充数.讲演时,学生们可能因语言障碍听不懂,有些茫然,有的在打瞌睡.但演讲一结束,掌声热烈响起.“这不就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吗？”说完钱先生自己大笑起来,流露出自嘲的神情.
谈到无锡的钱氏家族,钱老说,他与钱穆都是越王钱镠的后代,但同宗不同支.他称钱穆为宗叔,说这位宗叔“小先严八岁,长自己十五岁”.商务出版社出版钱穆的一本书,里面有钱钟书之父钱基博的序文（钱父乃著名的国学大师）.后来钱穆告诉杨绛,那是钱钟书二十岁时的,一字没有改动.钱钟书坦承,自己的国学底子是在父亲饱以老拳之严教中打下的.
后来罗锦堂还是忍不住问道,为何钱先生拒绝哈佛、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请他做客座教授的邀请？钱先生摘下老花眼镜,笑着说,人老了,恋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是俗语.事实上,作为一个研究者,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至少还有很多年的学术生涯.但他不能离开书.在外面讲课,找书不易,还是家里找书方便.但他又笑着说,如果夏威夷大学请我,我会去.自去岁的短暂到访,夏威夷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被钱先生喻为“狗窝”的新居,在当时可算是一处高级住宅区,甚至被称为“部长楼”.罗先生环视了一下客厅.新居没有任何装修,地是水泥地,没铺地板.客厅不大,依墙摆着两个单人沙发,中间夹着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方悬挂着一幅清朝时期的画,另一边墙立着一个书柜,窗口摆着几盆植物——完全谈不上高级.未等客人开口,钱先生宽解地说,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单元房,其宽敞舒适度,足令生活在人口密度大、住房窄小的北京人欣慰.最令他开心的是,新居有了自己的洗手间（那时的北京,胡同里常常只有一个公厕,洗澡得上公共澡堂）,他有些得意地向罗先生展现浴室的抽水马桶,还特意按了一下,作为示范.视钱先生当时自满的神情,一如幼童喜得心仪之玩具,迫不急待地向人炫耀一般,那一幕刻印在罗先生的脑海里,难以忘怀.罗先生意识到,所谓高级住宅区,无非就是配备了洗手间和电话这两件象征现代文明之物.他当时感慨不已,甚至有些心酸：像这么一位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才有个像样的洗手间.
作为一名学者,钱钟书在物质上无甚奢望,但求能有一处安居定所,来安放他的书籍、笔记和心灵.之前,他们夫妇是住在学部的一间办公室, 直到迁入三里河才算真正有了家的感觉.书房里的书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多,大多是线装典籍和字典,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钱老说不远处有个图书馆,借书很方便.其实,很多书他已过目成诵,存入大脑.他那大脑比电脑还灵.
与钱先生打过交道的人,都领教过他的博闻强记、广览群书.画家黄永玉先生在他写的《比我还老的老头》一书中,谈到钱老的博学和记忆时说,有一天在全聚德打牙祭,吃烤鸭,在座的还有沈从文.钱先生知道黄先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打猎,自己虽从未狩过猎,却兴致盎然地问这问那.虽不能跟黄先生去尝试这样的经历,倒是给他开了一份有关打猎的书单：长长的菜单上正反两面随手写了四五十本书名.
在钱府的那次会面是愉悦的.共同的朋友、兴趣和爱好,赋予了交谈的意义和兴致,以至于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罗先生提起来仍津津乐道,意犹未尽.他说,钱先生并非如外人讲的那么不近人情,他心高但气不傲,是个和蔼、健谈,也很谦虚的人.正如他的名字所诠释的那样,他钟情于书,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他惜时如金,不愿将自己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这种姿态是孤傲还是高明,每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毕竟,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需要陪伴和簇拥,有的人愿意与书独处.外界对他的了解甚少,但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的人格品质：厌恶趋奉权贵、拍马屁之学人,对那些投机取巧、招摇撞骗的学者、文人一向疾恶如仇.
经历了战争,以及国内的各种运动后,他选择“沉默的自由”.他自谓小时候他的父亲怕他胡说乱道,口无遮拦,特给他改字为“默存”,以告诫他要少说话,这番教导让他一生受用不尽,平稳地走过各种艰险.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从不参与任何文人相轻的揭发与批斗,敢于拒赴点名邀请的国宴,更是将国内外各种眼花缭乱的名誉拒之门外,坚拒媒体采访及拍摄,而是深闭在他的书斋内,与古今中外的鸿儒文豪神交,作鲲鹏似的逍遥游.即便在劳改生活当中,也不放弃他的求知欲.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既然上面动员大家学马列,他就找来德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阅读,且读得津津有味.他从未加入任何党派,始终秉持着一介书生之学术独立精神.他一生简朴,却将八百万元稿酬和版权费统统捐给清华大学作奖学金.这样的学者,真令人高山仰止.
一个小时飞逝,罗先生既担心司机的工作,又怕占用钱老太多宝贵的时间,便起身告辞.钱先生将他们送出门,并指着对面的寓所说,顾颉刚先生就住在对面,刚从医院出来,要不要去拜访？罗先生在陇西家里曾收藏了不少顾颉刚的墨宝,也有意愿拜见这位大学者,但因考虑到顾老身体欠安,不便打搅,便打消了念头.没想到,两个月后,顾老就与世长辞了.
钱先生一直将客人送下楼,看着客人上车,车开动,才转身离去.从窗外的车镜里看着钱先生渐渐变小的身影,罗先生不由地慨叹：这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如此的澹泊名利,一如幽谷清泉,静静流淌,以抵御这尘世烦扰.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5》
古远清 编纂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继2013、2014“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出版后的第三本“年鉴”,包括综述、刊物、资料、争鸣、书评、悼念、访谈、会议、目录、机构、备忘等诸多层面,力图解构“一流的学者搞古典,二流的学者搞现代,三流的学者搞当代,四流的学者搞台港”论调的乖缪,更时时以边缘学科为鉴,纠正研究“中国新文学”不研究“台港澳文学”、研究“世界文学”不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偏颇,以倡导华文文学不仅是研究方向也是一门学科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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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