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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的现实境遇探析

吕峰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面临的最显著的时代境遇.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迫切,中西意识形态交流交锋尖锐频繁,社会思潮修正解构指向凸显,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主战场等诸多新老问题和挑战.正确分析与把握话语权生成的现实境遇,是建构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起点与现实依据.

关键词: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现实境遇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39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034-04

收稿日期:2017-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

作者简介:吕峰(1984—),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思考和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首先要抓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面临的最显著的时代境遇.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竞争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正确分析与把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是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起点与现实依据.

一、现实诉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迫切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对人民需要的满足程度.意识形态能否得到人们的认同不在于其理论本身如何完美,而在于其能否正确表达及实现人们的利益诉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当下必须直面的最直接的实践语境.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主要经济社会总量指标占世界的比重持续提高.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超过百分之三十.[2]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2012年至201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由5940美元提高到8000美元以上,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先后完成7亿多人脱贫致富,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养老等民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可以说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尤其是物质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历史性变化.

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还会产生更高层次新的需要.在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条件下,我国人民的需要呈现出更加广泛和多元的特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切.总书记曾在 2017 年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此进行过详细而具体的描述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3]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亟需的重大战略议题.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5]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效指导中国当下的实践,获得人民的认同,就必须继续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人民立场、突出问题导向,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托,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敏锐地捕捉体现时展的中国问题并及时地时代难题,建构起能“中国问题”的原创性“中国理论”.特别是要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研究诸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生态环境保护、民生领域短板、社会文明水平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党和人民关注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解决我国当前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系列突出矛盾,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增强其对现实问题的阐释力、指导力,进一步提升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

二、世界图景:中西意识形态交流交锋尖锐频繁

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高度重视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在做好自身稳步发展的同时,注重用“中国话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意识形态话语权总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对于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意义重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之后的五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从20国集团杭州峰会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关口,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通过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治理机构或倡议,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不断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等词汇被陆续写进联合国决议文件.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

同时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还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巨大差异,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制度模式和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从没有放松对我国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和渗透.近年来,意识形态“终结论”“趋同论”“过时论”“无用论”等各色声调轮番上阵,尽管其话语表达和理论视角形态各异,但是“遮蔽”在其理论形态背后的政治企图,无一不是将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为了扫清最终统治称霸世界的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加强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对华传播与渗透,极力鼓吹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虚假价值观念,标榜超阶级的个人自由,在我国近阶段思想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任何一种经济交往活动都必定承载着某种价值和文化信息.今后一个阶段我国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程度将不断深入,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客观上也将不可避免的为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提供方便,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互惠、政治交流、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思维方式的差异、价值观的对立仍然存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仍未改变.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要精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善于用世界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在内容上,对外话语体系要能够向世界展示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绩的同时,注重阐释其发生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支撑,揭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以及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独特贡献.要以自信、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元素,打造对外话语的“中国特色”.在议题设置上,既要立国利益,也要关照世界人民福祉,侧重设置一些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既契合中国发展实际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议题.在形式上,要善于借鉴西方国家文化宣传的手段和方式,按照国际受众的心理和需求,善于创造、运用和传播能够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概念、理论等语言形式.在传播效果上,要提高对外传播能力,在不断创新传播方式,拓展对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的基础之上,通过讲故事、讲道理的方式传播“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文化交流中传播我们的意识形态,展示中华文化自信与魅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认同,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三、多元博弈:社会思潮修正解构指向凸显

社会思潮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诉求的理论表达,是一定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人们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特征将更加凸显,社会不同思想意识激荡交锋,一系列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竞相发声.面对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十分注重同错误思潮展开必要的舆论斗争,主动有效地对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批判,在批判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采用多种途径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朝着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总书记强调面对错误思潮要有“亮剑”精神,尤其对以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以否定领袖人物、党史国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了明确的批判.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新自由主义论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向西方发展模式、价值观等学习的结果.他们试图改变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竭力主张以经济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绝对自由化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将中国的改革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针对新自由主义论者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政策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强调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6]古人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历来是各种社会思潮较量、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战场.近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深刻反省历史”“重新评价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通过肆意夸大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随意裁剪历史等手段,攻击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抹黑和丑化英雄榜样,诋毁革命的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多次强调要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他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7]除了以上两种思潮以外,社会主义、新左派、民粹主义、宪政思潮、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也在我国有较大的传播和影响.

不可否认,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活跃社会思想,增强民众主体意识,吸收借鉴异质文化有益部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也引发了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对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了严重挑战.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利益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特征更加突出的背景下,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仍然是新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深刻把握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这是引领社会思潮的逻辑前提.一方面社会思潮包含着思想的因素,表征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存在,具备一定的理论魅力和逻辑力量,“它常常表现对整个社会现象或社会现象某些方面较为深刻系统的理性认识”.[8]这决定了我们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必须是思想理论逻辑的批判引领;另一方面,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源于社会现实,反映的是特定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在回应人民关注的社会焦点和热点基础上迎合民众心理,赢得人们的认可和附和,因此对社会思潮的批判引领要回归现实生活,在对生活实践的揭示和分析中揭露其理论缺陷和现实不足.

四、空间转向: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主战场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媒介生态结构,对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影响深远.根据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手机网民占比达96.3%,移动互联网主导地位强化.10-39岁的网民占整体的72.1%,互联网已成为最重要的舆论传播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渠道主阵地.[9]以为核心的党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中来抓.总书记指出要正视现在许多人特别是年青一代主要从网络获取信息的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舆论战场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他同时强调要把网络舆论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网络上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的行家里手.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强化网络思想文化阵地意识,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高度融合;依法加强对网络上社会的管理,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行为,组织力量批驳遏制网络各色谣言和错误思潮,通过网络了解民意,为群众答疑解惑,净化网络环境,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阵地得到巩固,话语权不断增强.

虽然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网络自身特点和国内外、网上下各种问题交织缠绕、合力冲击,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一是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情绪的释放口,网络舆论的“虚拟化”“去中心化”“开放化”等特点使得信息传播的结构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民可以肆意传播观点,传递情绪,表达思想,网上各种非理性言论、不良思潮大肆蔓延,不断传播,导致人们信息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严重削弱和冲击网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二是互联网的“涟漪效应”传播路向,实现了不同媒体样态、不同场域的思想舆论“同频共振”,负面信息在线上线下相互叠加,相互激荡,造成有效控制负面舆论影响的难度明显加大.三是作为“第五空间”的互联网非理性表象背后藏匿着操纵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发达国家依托硬件和软件优势,把数字网络作为传播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技术平台,充斥西方话语和“虚假”意识形态渗透的网络世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极大冲击.

如何采取切实措施“让网络日益清朗起来”成为当下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面对的一个焦点问题.新时代背景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要坚持秉承大数据思维、依法治网、舆论引导与约束相结合、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等治理原则;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多元共治模式;要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目标管理下的网络舆情统筹机制、预警机制、研判机制、联动机制、应急机制以及常态化的政民互动机制;要不断增强网络空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要提升网络信息安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以网络技术创新引领治理创新;要建设适应现代网络发展的管理队伍、舆论引导队伍和技术研发队伍,有意识培养网络理论、文艺队伍和“意见领袖”,共同维护和改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生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2][4].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1.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 人民日报,2017-7-28(01).

[5]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1.

[6].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6-5-10(2).

[7]在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N]人民日报,2013-06-27(1).

[8]佘双好.当代社会思潮的内涵、特征及研究意义[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7):8-9.

[9]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7-08-04].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8/t20170803_69444.htm.

[责任编辑: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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