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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怎么奶奶庙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
老外怎么研究奶奶庙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
□文/ 魏阳
每年民间有各种各样的祭祀当地神灵活动
河北易县“奶奶庙”这几天成为火爆话题,清华大学徐腾博士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这个号称“华北第一道场”的神奇庙宇.
这座奶奶庙神奇在哪里呢？神奇在庙中各路神像应有尽有,而且还有创新.这里有全国可能是唯一的女财神,而且女财神同时还管牵红线.还有一位新来的“车神”,手里拿着方向盘,可谓“新时代下的新神仙”.
奶奶庙开光,请来了演员表演
奶奶庙管理员甚至表示：“缺哪个神仙,随便建一个.”
现代社会汽车是重要的代步工具,“车神”便是应司机们的平安愿望出现的“新神”.但其实探究起来也只是新瓶装旧酒,其背后的逻辑跟历朝历代的神仙信仰都是一致的：有心理需求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偶像崇拜.
除了道教、佛教和儒家圣人,中国民间还有许多“应运而生”的神仙,这其中,最普及的应该是山神土地城隍,此外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神灵.
这哪里只是好笑的庙宇、搞怪的神仙？在这烟火缭绕中,透露的分明是整个近代中国的影像.
每年民间有各种各样的祭祀当地神灵活动及庙会
门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普及率最高的神仙,始于秦汉,一直流传到现在.
民间宗教的研究起源
其实,自从19 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中国的民间宗教就深深地吸引了老外的研究兴趣,一直是海外汉学最火的主题.奶奶庙里呈现出的中国文化问题,远远比想象中复杂.
19 世纪,是欧洲的“现代文明”传布到全世界的世纪.欧洲人拿自己的基督教为标准来观察其他文明,当然为巨大的差异所震惊！就拿奶奶庙来说：缺什么神仙,就造个塑像？我的上帝啊！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所以,19 世纪末欧洲主流的文化人类学家,不能接受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宗教”.
比如,大名鼎鼎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代表作《原始文化》）和弗雷泽（《金枝》的作者）,都把中国民间信仰和仪式当作是“原始的文化”,是人类文明开化之前蒙昧、落后、迷信的产物.
可真正来过中国,在田野里到处跑过的外国人不同意了.荷兰有个汉学家叫格如特（De Groot）在清末的福建到处看老百姓的仪式,庙宇,和道士聊天.他领悟到,中国的民间宗教,虽然看起来不同,但是说到在社会上起的作用,和欧洲的基督教是相似的.所以,在1892 年,他把自己的书叫做《中国宗教体系》.——不光是个“宗教”,还是个“体系”,看到没有？
慢慢地,在老外的倡导下,关于中国农民的宗教研究才上了台盘.1925 年历史学家顾颉刚跑到北京妙峰山去看庙会的进香,写出专著.各种民俗学会纷纷涌现,一大堆论文出版.
细看才发现,这里面门道好多.比如,这里有信仰——关于鬼,神,祖先,祸福的观念.这里有仪式——各种祭祖,节日,斋谯,驱鬼等等.这里有各种象征——各种神仙的名目和造型.就那个拿着方向盘的“车神”来说,这里的“信仰”是：有个叫车神的东西存在,会保你开车平安.“仪式”是：你要到山上庙里虔诚地烧香供奉,他才保佑你.“象征”呢,就是那个手握方向盘的司机大神了——拜错了象征,可就叫天不灵了.
在信仰、仪式、和象征之外,人们还发现,农民还会组成官府之外的各种民间组织.这可以是合法的儒释道团体,也可能是躲着官府,被称作“会道门”的秘密教派,比如一贯道,白莲教,和弄出大事情来的“拜上帝会”.后来和八国联军干的“义和团”,一开始在官府眼里,也是这种准黑社会的邪教组织.
面对这么复杂的中国民间宗教,怎么评价它好呢？有人认为,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解释,叫做“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比如,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就说：大传统是一个社会的精英传统.在中国呢,就是士大夫提倡的儒佛道和主导的价值观.而小传统呢,就是在主流价值之外的下层文化.大传统有深厚的经典传统,《论语》啦,《道德经》之类的.小传统没有那么多文本,有的还是用看不懂的方言写的.大传统是都市里、政府里的头面人物；小传统是乡下没啥“文化”的农民.大传统是代表的是精英、经典、的态度；小传统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习俗和信仰.
自上而下的推理
显然,这种大小传统的区分,摆明了就是看不起草根文化嘛！
很多学者虽然未必鄙视小传统,但是也认为小传统是受大传统影响,才在民间发芽的——不然干嘛叫人家“小”呢？
比如在清末福建到处看道士做法的荷兰人格如特,就认为他看到的习俗与仪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古典传统,在草根社会的衍生变异形态.——换句话说,小传统是大传统遗留在民间的私生子.
这么说,有些学者就不同意了.凭什么精英的东西就一定是源头,民间的就是派生物？太看不起人了吧！法国学者葛兰言在他的《上古中国的诗歌与节庆》中就说：你们认为的辉煌的古代经典,比如《诗经》、《国风》啥的,其实原来就是土得掉渣渣的民间歌谣.草根最有生命力的信仰和仪式,被古代帝国吸收,后来才酝酿成了所谓的经典.中国民间宗教,来自于古代吊丝们充满活力的生活,高大上的传统是对它的“模仿”.这就仿佛信天游、扭秧歌走上国家大剧院,成为民族象征的过程.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华生（James Watson）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中国南方的妈祖,本来就是民间的信仰.闹大了惊动了朝廷之后,被改造成了国家的信仰,叫做“天后”.就是说,小传统不是大传统遗弃在民间的孩子,而是大传统在草根里不想认的亲爹.
后来,有些学者不满意大小传统的二分法,提出其他的解释模型.比如《中国仪式与政治》的作者马丁·阿赫恩（Emily Martin Ahern）发现,中国民间仪式怎么看起来那么像是和衙门打交道呢？百姓崇拜的神灵就好像帝国官员,有时以道德自我标榜,有时又有点蛮不讲理；在宗教仪式中,祭拜者就像是装孙子求人办事的百姓或者下级；仪式中的人神交流仿佛是百姓向官府汇报案件,有明显的上下级利益和等级关系.——这哪里是中国宗教,分明是中国政治好吗？
其他学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主编《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的美国学者武雅士（Arthur Wolf ）,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发现一个有趣的结构：中国传统农民的信仰,虽然五花八门,总是不外乎三个门类：神、鬼、和祖先.
中国民间的神,总是和官府对应.神都穿着朝廷官员的袍子（脑补一下奶奶庙的“车神”）,住在像衙门一样的庙宇之中,受神将的保护.他们处罚社会中犯罪的人,脾气不太好,还喜欢接受贿赂,谁送的钱多就保护谁.有时候,他们还要向上级,比如玉皇大帝,打报告请示；还保管人事档案（谁的罪了他们,总是被记得）,他们的办公地点也往往和政府的行政区划重叠,比如山神啦,城隍啦.换句话说,奶奶庙的车神,放在古代就是当地官员的化身,进门知道该干啥了吧？
第二个门类是鬼.这些鬼呢,是农民生活中陌生人的化身.鬼是危险、有害的外来者,要么被请来的道士用强大的法术赶走,就像赶走土匪和强盗一样；要么,就给他们大量施舍让他们别来纠缠,就像打发乞丐离开.
第三个门类,祖先信仰呢？当然是自己家人的化身了.死去的祖先,依然像在世时一样保护自己,为后代的财产、社会地位和生命给予帮助.这种信仰,通俗点说就是：就算爹妈死了,也没忘了啃老.
中国民间的神、鬼、和祖先信仰分别对应于三种社会阶层：帝国官员,危险的陌生人（强盗和乞丐）,和家族成员.武雅士认为,这种三角结构是因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成天被这三种人环绕.所以,理解中国农民的信仰世界,就是理解他们生活的真实世界.
这个解释,看起来特别有道理,是不是？别急,其实问题很多.
自下而上的推断
不少学者发现,对应关系好像不是这么清晰啊.好多神,原来是别人的祖先,或者就是妖魔鬼怪,后来却成了整个社区共同崇拜的神.比如哪吒,原来就是脱离家庭关系自杀的孤魂野鬼（还记得《哪吒闹海》吗？）,后来也成了神仙体系中的一员.这些五花八门的野路子神仙,是咋进入体制内的呢？有人解释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仙有仙路.
比如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就认为,民间神仙的象征和意义,会随着时代和各方面的需要,不断发生变化.用高逼格的学术话语来说,叫做“解释性场域”（interpretive arena）——别吓着,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说对于一个象征,大家各说各话.然后在大家都同意的地方,神仙的关键身份就被搞定了.
比如,三国时期的关羽,兵败被擒被砍头,死得挺窝囊.在隋代的佛教传说中,说有一次关羽的鬼魂拎着头出来闹鬼,被一位高僧做了深入的思想教育,从此皈依,成了佛教护法.宋代的朝廷看中了关羽“忠义”的正能量,拿来弘扬社会主旋律（其实是因为当时社会特别缺乏“忠义”）.历代朝廷一看有用,纷纷效仿,关羽在神仙编制内一路高升,直到成了“关帝”.明清时,相互之间无血缘关系、怕人背后捅刀的秘密教门,也把关二爷请出来,歃血为盟才能对兄弟放心.
比如,三国时期的关羽,兵败被擒被砍头,死得挺窝囊.在隋代的佛教传说中,说有一次关羽的鬼魂拎着头出来闹鬼,被一位高僧做了深入的思想教育,从此皈依,成了佛教护法.宋代的朝廷看中了关羽“忠义”的正能量,拿来弘扬社会主旋律（其实是因为当时社会特别缺乏“忠义”）.历代朝廷一看有用,纷纷效仿,关羽在神仙编制内一路高升,直到成了“关帝”.明清时,相互之间无血缘关系、怕人背后捅刀的秘密教门,也把关二爷请出来,歃血为盟才能对兄弟放心.
关羽可以是红光亮的国家英雄,也可以是虔诚的佛教护法,也可以是黑社会的保护伞.佛教,道教,朝廷,乡绅,秘密社会,大家都从不同角度解释.在相互冲突的身份博弈中,关羽最核心的“忠义”精神也得到了公认,成为了大家都接受的象征.这可不像奶奶庙里人说的那样,缺什么神补一个就行了.从倒霉的无头鬼,逆袭成战神,得要多少运气和社会势力加持！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乡,矗立着数不清的土地神‘蜗居’.
以前的孤魂野鬼,也可以成为体制内的红人,哦不——红神仙.这就和武雅士说的神、鬼、祖先三个象征的模型相冲突了.关羽的例子表明：民间信仰中鬼、神、祖先之间的界限,远非那么清晰,而是流动的.既然象征的含义是流动的,那么象征所对应的社会群体,恐怕也就不是那么确定了.
华生对于妈祖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妈祖本来只是南方沿海传说中一个有法力的女子,后来被元明清朝廷吸收进正式的“祀典”——进了国家神仙编制.连郑和代表皇帝下西洋之前,都要先去拜一拜,立个碑.华生认为,这一过程充满了“标准化”的规范：国家把地方上野生的、杂乱的、不合需要的元素,通通去掉,改造成代表国家脸面的模范神仙——神仙就是这样炼成的,关键还是要求招安.
而同在哈佛大学的宋怡明（Michael Szonyi）则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对于明清时期五通神的研究发现：民间的信仰被国家收编的过程,并非真的“标准化”,而仅仅是看起来“标准化”了而已.如果研究者只看政府的官员报告和正式档案,当然里里外外都是政治正确——地方野神被国家改造,从此为国为民护法,不合适的内容一概没有.但是如果往社会下层看呢,会发现民间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人士的利益总是和当地神明纠葛（想想这香火中烧掉的钱啊）,该怎么搞还是怎么搞,和朝廷想象的完全不同.地方官员实在管不了,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或者干脆和地方合起来欺骗朝廷——皆大欢喜.
宋怡明的研究说明——国家控制的步伐,永远赶不上民间信仰的实践.而任何控制的企图,从朝廷到地方,再回到朝廷,会遭到一再的扭曲.
民间信仰的社会缩影
可是,民间信仰到底是个好东西,还是糟粕呢？说白了,是现代化的障碍,还是助手呢？
大名鼎鼎的德国学者韦伯还真的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在《中国宗教》中问到：为啥西方才会出现工业化、现代化和资本主义？那是因为他们有个东西叫做“理性”.中国本土的儒教和道教,都是些说教和迷信,没见到理性和“资本主义精神”啊？促进现代化,肯定是不行的.
可是最近,韦伯的现代化观念遭到了怀疑.很多学者发现,民间宗教其实有很多能适应、甚至促进现代化的元素.比如,美国学者葛希芝（Hill Gates）就发现,传统中国意识形态总是忌讳谈论交易和金钱.但是民间宗教则充满了“钱”的概念和象征.在葬礼中,大家烧冥币；在敬鬼神的仪式中,大家供纸钱.钱不仅在现实世界中所向披靡,也是与超自然世界交易的手段.想得到保佑的,可以通过贿赂神灵实现.而祈祷的目的,无非是生活和经济上实在的利益（脑补奶奶庙的财神和车神）.葛希芝认为,民间宗教里钱的流行,不正证明了中国民间蓬勃的“资本主义精神”嘛？只是这种精神,一直被的意识形态压制而已.一旦政府放开,就会蓬勃生长.就是说,只有在鬼神世界中,才能看清中国人的心理世界.
话说回来,这么想发财的民族,政府都号召了还不发,岂不是活见了鬼了？
厦门大学郑振满的研究也表明,在明清时期法制无法触及的乡村,宗教起到了类似法庭维护契约的作用.而契约的履行,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传统社会中的买卖合同、誓约、规定等等,往往需要大家到当地神庙中举行仪式,才能达到需要的效力.当帝国的体制由于腐败和战乱,无法提供这种公共服务时,是那些泥塑的神明,重建了信任,凝聚了社会,促进了发展.
所以,这哪里只是好笑的庙宇、搞怪的神仙？在这烟火缭绕中,透露的分明是整个近代中国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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