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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林一帜谁和共

真高兴,《中华儿女》创刊30周年了!

在这个纸媒之路似乎越来越窄的大背景下,《中华儿女》在社长王跃春的带领下,以家国天下的视野、民族脊梁的担当为精神鼓舞,仍在不断开拓前行,实属不易.我在这个集体曾经工作过15年,受过磨砺,得益匪浅,算得上是人生难得的一种际遇.首席记者余玮多次鼓励我写点什么,感动踌躇之下,我把初到《中华儿女》头几年的所做所见记录一二,聊以共勉吧.

记得是1998年11月,我被调到中华儿女杂志社任副总编辑.此前,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时任《青年文摘》杂志主编,兼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期刊中心总编辑.

报到之前,团书记处常务书记巴音朝鲁与我谈话,主要讲了几点:一是《中华儿女》正走向一个发展新阶段,组织上调你去,就是为了加强采编业务;二是要把杂志进一步办好,把好关,特别是刊物的方向性和重大题材;三是希望领导班子团结更多的同志,一起开创新的局面.

那时,中华儿女杂志社刚刚升格为团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领导班子三个人,杨筱怀是社长,何青龙是总编辑,我是副总编辑.在工作分工上,杨筱怀统领全局,何青龙分管党委和经营,我分管采编业务.

筱怀是创刊人之一,一个典型的开拓型的领导人才,对刊物的战略思考有不同凡响的特点,而且执行力很强;青龙在团统战部工作多年,有政治头脑,人脉关系广,对《中华儿女》一直很熟悉;我以前一直做青年刊物,初来乍到,感觉对《中华儿女》有些陌生.为了尽快熟悉刊物,适应工作,我把创刊以来的所有刊物找来,一遍遍地翻阅,刘延东所写的创刊词“爱国图强,振兴中华”这八字标题及其宗旨对我印象最为深刻.除了阅读刊物,我让资料室的同志帮忙打印一份创刊以来的总目录,以便随时更清晰地了解把握刊物内容和思想主脉络.说实话,做了这些热身工作,有了这么一份创刊10年总目录,我的心里有点底了.

实际上,《中华儿女》1988年创刊之初,人选主要以青联人物为主,兼有政坛高端人物和社会名流.大约从1990年起,封面人物和主体内容有所变化.从1992年至1998年这段期间,有关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几乎占了刊物内容的主体.这些题材从革命传统教育的角度丰富深化了《中华儿女》的内容和思想性.也正是这些题材的深度发掘和发表,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大大提升了《中华儿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之成为当时期刊市场上的一面旗帜.但是,这类题材到了一定的时期,相关内容挖掘得差不多了,由于社会的开放性和读者阅读面的变化,前瞻性地看市场,刊物的变革势在必行.

前瞻性地看市场,刊物的变革势在必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筱怀主导,社领导经过多次调研和讨论,从1999年初开始,刊物封面拟逐步改为以当代在职的“四副两高”(即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及以上人物为主,同时增加时任省部长人物,并在刊物封面《中华儿女》刊名之后用括弧打出“政要”字样.

战略思考既定,如何实施落地?执行力是一个关键,也是一种挑战和考验.

筱怀是一个既富于战略思考的刊社当家人,也是一个强力推动执行的铁腕人物.在他的主导下,刊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动作.

为了加强选题策划,编辑部充分运用外脑,借力借智.《中华儿女》有一个较为庞大的编委会,其中有政界的、学界的、文化界的.比如,邵维正将军是军队里的一位知名学者,乐于出谋划策,并为《中华儿女》撰写了很多重量级的长篇大作.酷爱军史的青年才俊肖思科在许多年间也给杂志当过高参,写过不少文章,有些封面文章也出自他的手笔.

为了强化执行力,社里招聘了一批新人,由年富力强的刘之昆担纲编辑部主任.为了在新的封面人物上迅速打开局面,社领导非常重视从内部培养新手高手,这也是刊物实施变革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着.编辑部副主任弋杨就是一位实战出来的一线女干将.在999年至2003年的封面人物中,不少出自她的手笔.有时筱怀亲自出马和她一起出去采访,忙不过来了就让我去.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采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同志,回来后弋杨写成《田纪云:我是怎样步入中南海的》一文,样刊出来的当天下午给田纪云送去了几本.没想到,那天晚上新闻联播刚播完,我突然接到田纪云同志打来的电话,我大吃一惊,以为出了什么差错,原来他是特意来电表扬《中华儿女》编辑部的效率,夸赞这篇文章写得好,他自己很满意.

为了扩大作者群,捕捉到更多更好的题材,社里经常举办大型笔会,邀请许多不同方面的名人或写作高手参加笔会.比如,央视国际评论员赵俊杰博士出过不少好主意,还写过几篇封面大稿.军队作家尹家民、诸银,石油文联的康胜利,北京日报的记者李培禹,作家梁秉堃、杨道金、周燕、王凡等等,都曾经给《中华儿女》出过许多好点子,写过不少好文章.所谓“小刊社,大编辑部”,这就是当时的办刊策略之一.

由于《中华儿女》很多题材的严肃性和敏感性,把好稿件政治关也是重要的一环.很多年间,刊社聘请文献研究室的老专家力平同志帮助审稿,那是一位知识渊博、严谨认真的老人,尽管年事已高,但有时为了保证稿件能及时刊登,他都不辞辛苦地赶着审阅稿件.有一次,在他手术出院后,我和张怡副社长一起去看望他,他仍然在伏案看稿子,真让我俩感动不已.

为什么《中华儿女》能得到社会上这么多作者、专家的大力支持呢?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这首先得益于《中华儿女》正能量的广泛影响,其次与筱怀的凝聚力和执着精神也是分不开的.

《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在动乱岁月》是毛毛撰写的长篇纪实,在《中华儿女》连载了9期.这个长篇连载着实为杂志增添了很多魅力,许多读者打电话到编辑部邮购,只是为了阅读和收藏.但是,为了组约到这部长篇连载,筱怀究竟花了多少心血,打了多少电话,跑了多少趟路,又有谁能确切地知道呢?

亲力亲为,抓大题材,这也是筱怀的风格之一.2000年第7期《中华儿女》刊登了一篇至今被热转的文章《: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这是筱怀精心策划、亲自采访而写成的.当时,文章一经发表,即受到社会很多读者的赞扬.

由于《中华儿女》的影响力和筱怀的动员力,许多知名人士亲自动笔为《中华儿女》撰写文章,名人写名人也就了当时刊物的一道风景线.比如,伍绍祖撰写的文章《科学巨匠钱学森的君子品质》《师情话忆张爱萍》、刘西尧写的《“”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万伯翱的《我认识的二野将花王近山》等等,发表后反响不错.

刊物的生存和发展,采编与经营是两条腿,社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方针大计.向全国表委员赠阅《中华儿女》杂志,这是一种独特的经营手法,造成的社会效应也是相当的可观.每年期间,编辑部忙不用说,发行部、理事会、办公室都忙得不可开交.《中华儿女》的创收经营也是别具一格.副社长张志刚和张怡身先表率,边玉昆、唐校笙、张冠宇、叶建华等在经营方面贡献突出.正是由于经营的成功,经济的壮大,使刊物的良性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003年,《中华儿女》的事业发展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点.从1988年创刊到1998年,刊物的主打内容主要是第一代领导人的生平事迹,这为刊物的读者提供了丰盛的精神滋养;从1999年为开端,逐渐转型到第二代和当代领导人,省部级政要人物的采写也很快拓开了局面,这又为读者拓宽了了解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新视野.

令人痛彻心肺的是,这年8月,筱怀却因为一次车祸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青龙正在党校中青班学习,而作为党组成员和分管采编业务的我突然间多了些担当和压力.有一次,我和副总编刘剑一起到团向书记处分管书记胡伟汇报有关情况,他讲了很多指导意见和鼓舞的话.随后,我又去党校和青龙沟通.青龙是个正派豪爽的蒙古族汉子,共事多年间总是乐于给我信任、鼓励和帮助.他当时虽然在党校学习离不开身,但总是心系刊社的大事小事和烦事儿,有时趁着周末休息的时间到社里和班子成员一起研究解决棘手的问题.可惜刘剑后来到企业挂职去了,多亏张志刚和张怡两位副社长不辞辛苦同心戮力,我们一道以有限的能力多一点的付出,使得刊物正常出版,日常工作也正常运转.就这样,在那段非常的时期,我们团结社内外的同仁一起,通力合作,共克时艰.

2004年春节前夕,青龙从党校毕业归来.春节之后,新的刊社当家人石国雄社长也到任了.

时过境迁,别梦依稀,蒙胧的记忆时续时断,眷念的心绪若晦若明.刊林一帜谁与共?初心八字众归宗.抚今追昔,最是难忘那些为《中华儿女》事业奋斗的人和事,百倍珍惜为之执着追求乐于奉献的精神和友谊.

责任编辑 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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