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跟蛇之舞:语言、代码和肉身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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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舞:语言、代码和肉身

 一部深刻而精彩的著作,必然能准确敏锐地把握当下的脉搏,而同时又能由此回归到基本的问题.就此而言,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 的《我的妈妈是电脑》(犕狔犕狅狋犺犲狉犠犪狊犪犆狅犿狆狌狋犲狉,下简称MC)正是这样一部杰作.仅从标题上看,这本书明显带着cyborg时代的典型气息, 着魔于人类与机器之间那充满诱惑,但又危机四伏的亲密关系,并试图从中探寻真正的未来契机.不过,经过一番深入解读,会发现它在作者的思想演变的历程之中占据着一个关键的转折地位.海尔斯早期的著作聚焦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通,如1986 年的犜犺犲犆狅狊犿犻犮犠犲犫: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犉犻犲犾犱犕狅犱犲犾狊犪狀犱犔犻狋犲狉犪狉狔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犻狀狋犺犲20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及1990年的犆犺犪狅狊犅狅狌狀犱:犗狉犱犲狉犾狔犇犻狊狅狉犱犲狉犻狀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犛犮犻犲狀犮犲,这些尝试虽然颇有新意,且往往能够深入细节,但其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一方面,它们的关注点大多仅停留于方法论的层面,而未能深刻把握到基本问题所在;另一方面,作者所着重依赖和参照的,基本上都是当时所盛行的自然科学的模式(混沌理论, 量子力学等),而这就使得她的分析往往落入一种将这些模式“单向度”地运用于人文科学之中的尴尬境地.不过, 从1999 年的《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犎狅狑犠犲犅犲犮犪犿犲犘狅狊狋犺狌犿犪狀:犞犻狉狋狌犪犾犅狅犱犻犲狊犻狀犆狔犫犲狉狀犲狋犻犮狊,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犮狊)开始,她的研究方向逐步发生了转变.“后人类” 这个口号被旗帜鲜明地奉为圭臬,并由此将她之前所关注的种种问题凝聚起来,提升到一个哲学反思的高度.

不过,后人类虽然是海尔斯随后思索的一个基本参照,但与其他同样被归于这个流派中的思想家有所不同,她从未单纯局限于空洞的口号式批判或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始终试图将理论的反思与具体的人文科学的问题及困境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既是她早期的切实深入的研究方法的延续,同时又使得她在看似多元乃至芜杂的后人类阵营之中显得颇为突出.虽然罗西· 布拉伊多蒂(RosiBraidotti)在总结性的《后人类》(犜犺犲犘狅狊狋犺狌犿犪狀) 之中仅为她及MC一书留出了一小段的篇幅[1],但这一段却在全书的论证之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看似布拉伊多蒂在书中所进行的更多是梳理和概括,颇有教科书的风范,但实际上,如何在后人类的新纪元重建濒死的人文学科,恰恰是她所要回应的迫切主题.当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体不断遭到毁灭性的批判,甚至当人本身都日益沦为“沙滩上的面孔” (福柯语)之时,所谓的“人文”科学又能够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延续自身的存在?或许山姆·维姆斯特的哀叹确实一语中的: “人类科学要么变得非人性(inhuman),要么虽然人文但不科学(tobehumanisticbuthardlyscientific).”[1]215 换言之,“人文”和“科学”不再能够找到共通的纽带,在如今的剧变时代,它们越来越分裂成对峙乃至对抗的两极:脱离了“科学”支撑的“人文”日益蜕变为种种玄言、神秘、鸡汤,由此越来越丧失了介入当下的“批评与诊断”(德勒兹语)的力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失去了“人文”关怀的“科学”亦日益成为一部盲目失控的机器,看似正加速将人类与大地拖入灭绝(Extinction) 的境地.技术悲观论者总是将“人文精神”作为最后的遮羞布,而技术至上论者则又咄咄逼人地将肃清人文学科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不无乐观地将此作为未来转变的契机,但如今它却越来越扭曲为分裂与肢解的破坏力.

如何在人类退场之后重建人文科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所有后人类主义者们的终极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MC 一书带给我们的启迪尤为关键.其中的思想力量并非仅源自兼容文科和理科的背景视野,而更是能够基于语言—代码—书写这个基本媒介的物质性层次,进而极为有效地直面重建主体性这个根本问题.既然后人类绝非是人类的否定, 而更是试图对人类重新界定,那么这个流派之中看似多元衍生的不同思索方向最终皆必然汇聚于主体性这个关键要点.MC 的副标题“数码主体与文学文本(DigitalSubjectsandLiteraryTexts)”亦正是对于这个要点的明确强调.

结合MC 全书的脉络,可以将海尔斯的思路概括为媒介的考古学,以此区分于通常的媒介演化的线性史观.基于后者,理性主体的消亡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悲观结果,但同时,此种主体的幽灵性持存又始终是一个难以抹除的隐性预设;而基于前者,则更有可能在媒介的物质性基层之上建构人与非人之间的开放性的多元连接.海尔斯着重于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化过程,让我们就先从此入手.关于此种转化的特征与动因,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传播学家们早已从各种角度进行了翔实的历史性考证与说明.但海尔斯的研究自有其独特的视角,这首先体现于她对历史性考察的方法所进行的深刻反省.在她看来,传统的媒介史观往往或隐或显地以印刷媒介为核心,它既是历史演变的转折点,同时又是近乎顶峰的形态.由是观之,电子和数码这些新媒介形态的出现虽然制造了明显的断裂,但对此种根本差异的描述和理解却始终要以印刷媒介为基本的参照系.围绕着这个核心的参照系,本雅明和麦克卢汉恰好形成了彼此呼应的镜像:前者从灵韵消逝的角度来批判印刷媒介时代所肇始的机械复制,这是一种回溯式的怀乡症;而后者则带着乐观的态度展望新媒介所可能实现的种种感官、文化和社会的未来变革,但这些变革同样是在与印刷媒介的对立性的关系之中才能得到恰当说明.拉潘姆(LewisH.Lapham)将《理解媒介》全书凝缩为“印刷文字/电子媒介” 两栏对照的表格,真可谓深得其中精髓.[2]

海尔斯进一步指出,印刷媒介之所以始终保有着这样的优先性乃至中心性,还必须从主体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来理解.在印刷媒介的时代, “原创者(authorship)” 的观念是至为根本的.换言之,作者对于作品的优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作者”所体现的正是笛卡儿至康德一脉的近代理性主体的典型形态:这个主体在哲学上体现为“我思(Cogito)”, 在政治上体现为“公民(citizen)”, 而在文学上则同样体现为自主、自律、自由的“作者”.这样的主体对自身的行动有着最终的理性判断和掌控,由此使得主体与对象、主体与主体之间都体现出明晰分化的界线.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之所以从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的变革会在思想领域亦同样产生出如此持久广泛的影响,这恰恰是因为前者所瓦解的正是后者奉为至上的理性主体的观念.当巴特宣称“作者已死”,他所颠覆的并非仅仅是一个陈腐的文学概念,而同样也是传统的媒介形态.而当福柯进一步提出“何为作者(Qu’estcequ’unauteur/WhatisanAuthor?)”这个基本问题之时,则已经暗示着逆转探索方式的可能:不再是以作者-主体为中心去界定文学,而是应该从媒介本身的运作逻辑(“What”)这个根本层次来重新理解作者的功能.这也正是海尔斯的基本出发点.要真正理解从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的剧烈变革,必须首先放弃以前者为核心的优先参照系,转而真正以后者为首要的出发点.换言之,我们必须从身处其中的媒介形态为前提,透彻理解它所催生和实现的种种变革及困境,再以此种视角去瓦解连贯统一的历史框架,揭示其中所已然隐含着的种种差异性的积层和交错的脉络.这也正是从福柯到阿甘本一线的考古学方法所明确强调的“当下性”的鲜明体现.由此看来,海尔斯所进行的绝非是任何一种传统的媒介史的研究,而已经带有鲜明的考古学的特征.

那么,当下的电子和数码媒介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正是物质性和具身性(embodiment)的突显.这也正是MC 全书的最为基本的出发点.近年来,经由梅洛-庞蒂以来的身体现象学及晚近的认知科学进展的双重推动,具身性俨然成为一个最为炙手可热的概念.然而,这个概念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在其发端之初,主要是用来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基础和核心的作用,进而揭示身体-主体对传统的意识-主体的优先地位.但即便主体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些论述却仍然未超越人类中心的框架.甚至可以说,身体视角的引入只是进一步巩固了人类—主体的核心地位.而随着晚近的认知科学的进展,尤其是如拓展化认知(extendedcognition) 及分布式系统(distributedsystem)等理论的提出,此种核心地位越来越遭到质疑乃至瓦解.实际上,当梅洛庞蒂晚期以“肉” (chair) 来取代“身” (corps) 之时,就早已暗示了此种转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在后人类流派之中,具身性更是明确成为超越传统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关键入口.如布拉伊多蒂就明确将种种后人类的思想与行动实验总括为一元论的、“激进的新物质主义”,进而将物质性作为连通万物网络的基本媒介: “物质,包括作为人类具身化的物质的具体切片是智能的(intelligent) 和自我组织的.这就意味着物质和文化之间,和技术中介之间都不是辨证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伴连续的关系……主体性更是一个自创生或者自我成型(autopoiesisorselfstyling)的过程”[1]50.简言之,主体不再指向一个既定的位置(意识—大脑),不再预设一个先天的本质(理性—自由),甚至也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种群(人—类),而是被纳入万物网络不断重新编织的时空过程.布拉伊多蒂由此将此种新的主体形态界定为“普遍生命力”.

虽然“普遍生命力”这个概念早已超越了老旧的生机主义或生命哲学的范畴,进而体现出极为鲜明的时代气息,但它在后人类流派之中的泛滥仍然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症结.它虽然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但却仍未超越生命中心主义,而对于彻底的唯物论来说,这显然仍然是一个妥协和折中的立场.借用梅亚苏在《迭代、反复与重复:对无意义符号的一种思辨性分析》(犐狋犲狉犪狋犻狅狀,犚犲犻狋犲狉犪狋犻狅狀,犚犲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犃犛狆犲犮狌犾犪狋犻狏犲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犛犻犵狀犇犲狏狅犻犱狅犳犕犲犪狀犻狀犵)这篇重要的柏林演讲中一针见血地剖析:为何始终要强调生命的优先地位?为何生总是优先于死?难道无生命的物质(“deadmatter”)不是在宇宙之中占据更为庞大的范围?[3]一句话,对生命的执念显然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形态,甚至可以说是其最终的阶段和形态.此种执念在“后人类主义”这个名号之中彰显无疑, “后-” 这个前缀显然极为生动地体现出它与传统的人文主义之间的那种难以割舍、难解难分的情结.而就后人类主义的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这一点或许并不难理解.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思想形态, 它始终以拓展、突破人类的既定边界为己任.伴随着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兴起, 它以“cyborg” 这个形象的说法来描摹人-机之间的交互关系;而伴随着晚近生物学的突破性进展,它又以普遍生命力这样的辞令来揭示人与非人之间的生命相通.因而,要想真正克服后人类主义的顽固症结,进而清除人类中心的最后残余,必须首先逆转视角,转而从彻底的物质性出发进行思索.而这也是MC 一书带给我们的进一步的深刻启示.看似前半部分仍然未超脱后人类的惯常套路,着力探索人与机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随着物质性概念的引入,阐释的中心逐步聚焦于类比(analog) 与数码(digital) 这两种基本的媒介逻辑,并由此最终导向对两种不同的主体形态的对比.这里,不妨分别借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与MC 中的两个总结性的图表来对这里的思路转换进行简要概述.在前作之中,海尔斯将后人类理论的核心概括为四个基本概念:物质性、信息、变异(mutation)和超现实,并进一步以图1 来清晰揭示四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里,在场/不在场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态,而随机/模式则是信息传播的不同方式.物质性与信息构成了相对的两极,而这个表格也清晰呈现出后人类理论的最终旨归,即探寻二者之间的可能的关联方式.“变异” 是在场之中的随机、偶然的形态,与之相对,超现实则是不在场的模式.由此,四个要素构成了彼此交互的完美循环.但诚如海尔斯指出,这个图表并非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运动,其中标示的种种箭头指向皆明示此点.由是观之,四个要素之间的循环互指恰好构成了一个首尾相继的蛇之舞,它将后人类理论的所有要点皆纳入其中,并充分明确地界定了各自的地位、功能及彼此的关联.然而,之所以将其描绘为蛇舞而非单纯的圆环,正是因为在此种循环互指的自我追逐的运动之中,显然有一个环节无法完全闭合,由此留出了一个敞开的缺口.这里,这个缺口正是超现实及其所预设的“模拟/仿真(simulation)”的概念.信息最初是源自对于实在状况的“模拟”,在这个意义上它所标示的恰恰是物质性的缺席和不在场.但当此种模拟具备了自身的逻辑,构成了一个完美自洽的系统之时,它就开始模糊了复制与原型之间的既有界限,并最终僭取了原型的地位.所谓的超现实无非正是强调,信息的模拟能够营造出比物质性更为逼真的“仿真” 效应.但这个模拟/仿真的框架(海尔斯明确肯定了它自鲍德里亚那里的理论来源)却显然体现出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它预设了物质性和信息之间的整体性的对立关系:要么是现实,要么是虚拟,这恰是一种“全或无”式的困境.在海尔斯随后细致解读的四篇科幻文本之中,无不弥漫着此种困境所营造的绝望氛围:信息模式一开始还仅仅是“统治” 人类的肉体,到后来则愈演愈烈,索性彻底“取代”了后者.[4]25

停留于模拟/仿真这个概念, 看似后人类的四大要素可以实现闭合循环,但这个循环却似窒闷的牢笼,最终遏制了变异的开放可能.由此,在MC 的一开始,这个概念及其所预设的“表征”(Representation)框架就遭到了明确的批判乃至否弃.海尔斯首先指出,虽然信息模式源自对于物质实在的模拟和表征,但它却有着自身无法被还原的独特逻辑.换言之,信息之所以能模拟物质实在,其前提恰恰是二者之间的根本性的差异和断裂.[5]由此,试图以复制/原型的关系将它们纳入一个统一性的超现实框架之中,这注定是徒劳无益的;相反,我们更应该以二者的差异为前提,力图创造出更为开放而多元的异质共生的聚合体(assemblage).正是基于此种考量,MC 中的总括性图表被修正为以下形态:

显然,与图1相比,图2的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以强调连接的“+”取代了封闭循环的蛇舞.当模拟的框架被否弃之后,不同要素在异质连接的前提之下一步步构成了层次的增生和叠加,由此最终指向“Oxymoronic” 式的结点(knots).“Oxymoronic” 原意是矛盾修辞法,所指的正是看似矛盾的不同方面在并存的前提之下所形成的生动的交互关系.但仔细解析这个图表,远非如此简单.如果说在图1之中,四个要素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那么,在图2的层级结构之中, 一切都是从代码开始,并始终围绕代码而运作的.借用海尔斯重点援引的科幻大师尼尔·史蒂芬森(NealStephenson)的那部名作的标题,恰可以说“一切从命令行开始(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CommandLine)”.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代码”比之前的媒介形态中所主导的“语言”更能彰显媒介自身的物质性.AlexanderR.Galloway一语中的: “代码是一种语言,但却是极为特殊的一种.它是唯一一种可被执行的语言(Codeistheonlylanguagethatisexecutable).”[5]50初看起来,这句概括显然存在很大问题.如果说“可执行” 意味的就是可以被实现、被转化为现实的事物或行动, 那么,任何一种语言其实都具有这个“语用”的向度,又为何偏偏要突出代码的独特地位?关键差异正在于:传统媒介(尤其是印刷媒介) 中所主导的语言虽然也都可以或理应指向现实,但语言的本质却并非是由这个语用的维度所界定的.毋宁说,语用的维度仅仅是语言的“外部”条件,真正构成语言的本质的恰恰是其“内部”所实现的种种意义的关系和结构.此种抽离于、独立于现实之外的“意义”的维度既明确划定了语言自身的边界,又同时对应于、维系着近代以来的自足、自律、自由的主体性的形态:说到底,作者-主体之所以能够鲜明区别于作品,此种优先性的根源恰恰在于他自身就是那种语言内部的意义的真正发源地和保有者.

但代码的情形则显然不同,它从未预设一个独立的意义层次.或更准确地说,它从根本上消除了这样一种抽离的操作.代码的意义就是其自身的执行操作的效应.一句话,通过代码的操作,信息-意义的层次与物质性-实现这两个层次真正的结合在一起(“intertwining of physicality with informationalstructure”[5]102).或许有人随即会质疑这一点:难道代码不恰恰是最为抽象的语言形态吗?它自身的本质不恰恰在于那一套看似全然抽离于现实之外的形式规则系统?然而,代码的形式系统与语言的意义系统的最根本差异正在于,后者预设着意义和物质之间的分离,而前者则恰恰将形式规则与其实现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换言之,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意义即用法”的原则其实在代码这里才得到真正彻底的体现,因为脱离开具体的实现情境而去单纯追问一套代码系统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由此看来,代码绝非林林总总的语言游戏中的一种;正相反,它可以为我们反观语言的运作提供一个基本的、普遍性的视角,因为唯有它真正触及语言的物质性的层面.代码,正是语言之“体”(body).正是在语言到代码的转换运动之中,海尔斯的媒介考古学方法得到更为明确、有效的实施.当我们以印刷媒介为起点和核心之时,总是心心念念地在其中探寻作者- 主体的残余形态或幽灵性持存.这尤其体现于,当我们追问“电脑是否能思考?” 之时,其实往往从根本上想追问的则是“它是否能像人类那样思考? 电脑能成为真正的‘作者’吗?”然而,当我们转而以代码为出发点,将物质性视作优先的本体论前提之时, 其实恰恰应该心悦诚服于雪莉·杰克逊(ShelleyJackson) 在《补缀女孩》(犘犪狋犮犺狑狅狉犽犌犻狉犾)中的妙语:“物质在思考,语言在思考.当我们与语言打交道之时,就转而被它的梦与魅所掌控,并越发亲近魔怪(monsters)我们自身变成了杂合体,幻想兽和半人马(We become hybrids,chimeras,centaursourself)”[5]157.当语言真正发动其自身的思想-机器之时,它恰恰变成了人类难以理解的怪异存在.以往从属于人类-主体的语言工具,如今转而成为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彻底转化的最为强有力的动机.在代码之中所袒露的语言之肉身,才是真正得以切实贯彻后人类纲领的内在性平面: “物质性是理解创新实践的关键”[5]108.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不同形态的蛇舞,它不再追逐着自我闭合的循环,而更是以回归自身的物质本体的方式敞开着流变(variation)与生成的可能.

而除了这个朝向未来的向度之外,物质性还有利于我们对文学-书写的历史进行考古学式的反观考察.这也就意味着,代码及其所揭示的物质性绝非仅仅是我们所处的“当下”时代的典型状况,而更可以作为重新思索语言和文学的一个根本前提.正如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千高原》的开篇就明确提出的, “一本书不具有客体,也不具有主体……作为配置,它自身只与其他的配置相连接、与其他的无器官的身体相关联.”[6]它“不具有客体”, 由此也就瓦解了信息与实在之间的模拟-表征的框架;它同样“也不具有主体”,由此进一步消解了作者-主体的起源和核心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有的书都可以或理应被视作一部“文学机器”,它的意义内在于其物质性的执行操作之中.各种视角下的媒介考古学在近年来的迅猛兴起,亦恰恰彰显出物质性转向对文学研究本身所带来的巨大契机.而海尔斯随后所展开的一系列对文学文本的更为细致深入的实验性考察(尤其是2008 年的Electronic Literature:NewHorizonsfortheLiterary), 也将持续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16ZDA19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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