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有关论文例文 与复杂历史图景的回望和沉思2019年长篇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理解和分析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本文关于创作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复杂历史图景的回望和沉思2019年长篇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理解和分析

在刚刚过去的2016 年,长篇小说写作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倘若套用所谓“大年” 或者“小年” 的说法,这一自然年度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成果丰硕的一个“大年”.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这一自然年度, 包括吴亮《朝霞》、贾平凹《极花》、格非《望春风》、李凤群《大风》、张炜《独药师》、徐则臣《王城如海》、吕新《下弦月》、付秀莹《陌上》、葛亮《北鸢》、唐颖《上东城晚宴》、张翎《流年物语》、张忌《出家》、何玉茹《前街后街》、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冯良《西南边》、赵本夫《天漏》、张悦然《茧》、赵兰振《夜长梦多》、陈河《甲骨时光》、刘继明《人境》、北村《安慰书》、冯丽《如归》、孙惠芬《寻找张展》、赵德发《人类世》、范小青《桂香街传奇》、李师江《非比寻常》、李浩《父亲的七十二变》、林森《关关雎鸠》、吕志青《黑屋子》、向岛《佯狂》、王彪《你里头的光》、王传宏《我走了》、刘诗伟《南方的秘密》、王华《花城》、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王妹英《得城记》、杜光辉《大高原》、李永刚《鳏夫絮语:我的莱伊拉》等在内的这些长篇小说,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从题材的角度上触及了历史问题.具而言之,这些作家从各自不同的精神价值立场亦即不同的历史观出发,在力图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复杂历史现场的同时,也对具体的历史对象进行了深入的诘问与沉思.

吴亮的《朝霞》生动地展示表现出了“”期间上海的一幅生活地图.自古以来君子所不为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天然地与日常的世俗生活之间有着内在的亲和关系.而这,也就自然而然地使得中国小说形成了注重表现世俗日常生活的主导性传统.只有那些注重于日常世俗生活表现的小说作品,方才称得上是优秀的中国小说.从中国古代的话本小说,到现代文学阶段的“鸳鸯蝴蝶派”,到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化寻根文学,再到汪曾祺、贾平凹,这些小说家的创作,差不多都与世俗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衡量评价一个作家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恐怕就是他是否具备形象表现世俗日常生活的艺术能力.之所以特别强调作家处理世俗日常生活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所实际面对的,是吴亮这样一位由文学批评家而华丽转身为小说家的作家.既然吴亮的前身是一位以理性能力见长的文学批评家,那我们当然有理由担心他是否具备书写再现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的能力了.《朝霞》的文本事实不无惊艳地告诉我们,这一次华丽转身,吴亮交出的是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作家呈现世俗日常生活的能力,的确称得上形象生动,活色生香,甚至会让读者生出某种毛茸茸的生活质感.认真读过《朝霞》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负责任地说,就艺术地处理世俗日常生活的能力而言,吴亮丝毫不输于当今中国文坛那些一流的小说家.

吴亮《朝霞》对世俗日常生活的艺术表现,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时代边缘化人群中各种故事的处理.这里,既包括邦斯舅舅与朱莉,也包括翁柏寒与翁史曼丽,既包括李致行爸爸与沈灏妈妈,也包括阿诺、纤纤、宋老师与殷老师之间的曲折感情缠绕.其中,多少带有一点惊心动魄意味的,恐怕是李致行爸爸与沈灏妈妈.李致行与沈灏是同学,李致行爸爸和沈灏妈妈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儿子才得以认识的: “那一次学校家长会上,他们因同时迟到而认识了,两个人站在教室门口轻声说话,她问他是哪个同学的家长,他说我的儿子叫李致行,你呢?她说,我认识李致行,他经常到我家来玩,噢,我知道了, 那就是艾菲妈妈?她笑笑,摇摇头说,不是的,我是沈灏妈妈.”(第4章节)相识之后,又是一次天鹅阁餐厅的偶然相遇,然后就是李致行爸爸以寻找儿子为名的上门主动出击: “李致行爸爸说,那我回去了,亲戚等着,沈灏妈妈说,有空来白相呀,反正你也认得了,李致行爸爸左右看看无人,靠近沈灏妈妈说,你太好看了,沈灏妈妈灿烂一笑说,怎么个好看,李致行爸爸说,魂都被沈灏妈妈勾去了,沈灏妈妈轻声说,连我名字都不晓得,瞎讲点啥?”(第9章节)吴亮这个场景的处理虽然非常简洁,但却堪比《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一节.看似不动声色的言语对答之间,某种郎情妾意的暧昧情愫就已经被浓浓地渲染出来了.他们之间倘若不进一步发生男女的纠葛, 才是不合常理的一件事情呢.

实际上,李致行爸爸和沈灏妈妈之所以会一拍即合发生故事,还是各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就沈灏妈妈来说,丈夫长期支内,属于典型的怨女:“沈灏妈妈说,这死鬼是国家的,不是我的,李致行爸爸说,啥人今天不是国家的,我也是一个十七级的国家干部.沈灏妈妈说,你不能跟他比,李致行爸爸问,他是什么级的干部, 回家都不行,沈灏妈妈说,他在酒泉,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他在为国家国防研究火箭.” (第13章节)而李致行爸爸,也有自己难言的苦衷: “李致行的外公一九四九年之前是一个富裕的绸缎贸易商,三反五反,李致行爸爸(当然啦,那时候还没有李致行呢)作为工作组成员进驻了李致行外公所在纺织丝绸商会,很快就娶了李致行的妈妈…… ”(第15 章节) 在这种含而不露的叙述中,所隐约透露出的,其实是李致行妈妈嫁给李致行爸爸时的一种不情愿与无奈.这一点,在文本中借助于李致行的记忆也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在李致行模糊不清的孩童记忆中,姆妈与阿爸关系不好, 很僵, 很少讲话, 要么就争吵,阿爸有点怕姆妈,阿爸做干部,很晚回家,姆妈旁边有个叔叔,青岛照相馆拍照的,戴金丝眼镜文质彬彬,姆妈失眠,阿爸回来晚,姆妈不让阿爸进卧室跟姆妈一道困觉,阿爸只好困沙发.”(第46章节)由此可见,李致行爸爸其实也是个旷夫.既然男女双方分别属于旷夫怨女,那他们之间缠绕故事的最终酿成,也就顺理成章势在必然了.

但究其根本,吴亮在《朝霞》中之所以一定要描写叙述李致行爸爸和沈灏妈妈之间的故事,其主旨恐怕还是要凸显本身的力量: “女人的身体会不会背叛她阶级属性,背叛她自尊和恐惧,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好像来得比较早,沈灏妈妈与李致行爸爸的私情曾经被他意外地窥见一次,那年他才十岁,但足以让一个初入人世的男孩子心惊胆战了……他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古老的问题,身体和情爱,嫉妒和不安,早就开始困扰着自柏拉图以来的众多欧洲思想家,他有限的阅读经验告诉他,似乎只有欧洲人对男人女人的解释最符合他心愿,笛卡尔用灵魂假设来证实灵魂的独立存在,人可以控制身心的二元对立,沈灏妈妈家庭出身对她邻居们是一个谜,不过我们却目睹了,她惊恐地发现了她无法从身心二元论中脱身,她坐在沙发上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她躺在床上对李致行爸爸讲的每一句话难道不是真实的吗,她知道李致行爸爸十分危险,为什么危险?这只有她最清楚,哪怕仅仅来自猜测,或者预感,身体的召唤,难以克制的,以及有关女人身体和女人直觉,在他那个年纪,几乎就是一张白纸.” (第10章节) 这个片段, 首先从成长者阿诺的视点切入,表明李致行爸爸与沈灏妈妈之间的私情,曾经在怎样一种程度上影响到过阿诺自己对于的理解.但这个片段的书写重心,却显然更在于对沈灏妈妈偷情过程中那种身心处于分裂状态的二元论表现.在这里,吴亮其实意在凸显那种本能力量的强大.

由此而生发开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部“”小说,吴亮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刻意书写诸如此类的男女故事?我想,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最好重温一下西方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我们都知道, 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一个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在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下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的同时,大力主张个性解放.在当时出现的诸如薄伽丘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一类的小说作品中,一个鲜明不过的书写主题,就是通过对于人类的大胆正视与书写以达到彻底颠覆宗教神权禁欲主义的目的.我觉得,我们也不妨在这种人文书写的意义上来理解看待吴亮《朝霞》中的那些故事.众所周知, “”一大突出的特点,就是从根本上视包括在内的人类如洪水猛兽.但实际的情况是,一方面是来自政治的高压与禁欲,而在另一方面, 日常生活却依然在延续,故事也不仅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以地火的形式在持续不断地熊熊燃烧, 并最终冲破禁锢的地平线,从根本上颠覆摧毁这个具有突出反人性本质的黑暗禁欲时代.唯其如此,我们方才称得上是比较准确地理解把握了吴亮《朝霞》中故事深厚的人文内涵.

张炜的《独药师》, 则把自己的艺术关注视野更进一步地推向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那段历史景观.作为一部以辛亥革命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艺术性地把革命与养生的冲突、交融有机地纳入以养生为核心的描写过程中,乃可以被视为《独药师》最根本的思想意旨所在.作为半岛上的豪门望族,养生世家季府与革命发生关系,是从“我”父亲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相信父亲在世时不可能对其一无所察,之所以充耳不闻,皆因为心思用在其他方面.他当时忙于为革命党筹措银两,家族实业尚且无暇顾及,又岂能理睬这些谤言.” 如果说父亲季践尚且只是革命的积极资助者,那么,到了季昨非这一代,父亲季践的养子、季昨非的兄长徐竟,干脆就直接投身于革命,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革命党人.徐竟较“我”年长三岁,刚过12岁生日就远赴东瀛留学.虽然叙述者没有做出明确的交待,但毫无疑问地,徐竟的接触革命党进而接受革命思想,正发生在他于东瀛留学期间.“长期以来他一直与那个大统领在一起,作为那个人的紧密追随者,自东瀛发起同盟会至今,把全部精力与时间都贡献在那个遥无尽头的事业上.” 徐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所坚定信仰的革命事业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面对着革命与养生之间必然的抵牾冲突,季府先后两位当家人的惶惑与迷茫.道理说来其实非常简单, 革命带有明显的暴力性质,必然伴随着流血牺牲,显然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这,也就天然地构成了养生的对立面,因为养生学说的根本正在于想方设法延续人的自然生命,用父亲季践留下的遗言来说,就是“死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就这样,前者必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后者却一力强调生命的延续,革命与养生之间矛盾冲突的发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避免.事实上,不管是父亲季践,抑或是身兼叙述者功能的“我”,都不仅明确地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而且还深感困惑不已以至于往往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父亲季践: “父亲生前对他们既钦佩又惶惑,评价他和他的朋友只用两个字来概括:‘起义’.父亲晚年甚至有些迷茫,对王保鹤说: ‘我有一个伟大的“起义” 朋友,他领走了我的儿子.’ 我至今记得他说这话时脸上是疑虑和痛惜的表情.”然后是“我”,在亲眼目睹了光复登州时海防营与起义队伍对阵双方的死伤惨状之后,倍觉战事可怕的“我”,面对着革命所导致的无数生灵涂炭,对革命也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感受:“‘有没有另一种“起义”, 是不流血的?’ 我像自语,又像请教, 朱兰迟疑半天, 最后说: ‘大概没有吧,反正咱这儿没有.’我心中的答案其实是现成的, 当然没有.如果我痛恨流血, 就要痛恨‘起义’,可那是徐竟甚至还是王保鹤他们的事业啊.我从来没有这样痛苦过.我现在多少明白了父亲晚年的困境,他不知道养生的意义何在,也不知道季府最终走向何方.他不明白该放弃什么和什么时候放弃.他不仅阻止不了养子徐竟,而且也阻止不了自己.他眼巴巴地看着季府拴在革命的大车上,被拖着拉着一路向前.”

既然对于革命产生了复杂的感受,有所惶惑与犹疑,那季府的这两位当家人与革命者之间冲突的发生,也就无可避免地势在必然了.这一点,集中不过地表现在“我”和兄长徐竟之间.“我”的疑问,很显然源于一种与养生密切相关的本然人道主义立场: “天啊,既然要死那么多人,而且提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光复? 这值得吗? 这太不划算了.我想没有比这个账目再容易计算的了,徐竟和他的朋友们为什么就算不出来?”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徐竟他们算不出来,而是他们各自所持有的价值立场根本不同.正是因为徐竟他们和“我”秉持着可谓是截然相反的价值立场,所以二者之间才会围绕革命与养生的问题发生激烈的辩难.“我” 从养生的立场出发,强调“仁善”是养生的基础与根底,强调“无论如何不能杀伐,那就是养生的反面了”.对于“我” 的这种论调,徐竟给予了坚决的反驳:“‘是吗?’他嘲弄地盯住我, ‘那么忍受才算养生了?那些土匪和清兵杀了多少无辜!对付他们也只有刀!血是流了,可是害怕流血就会流得更多、流个没完!你来回答, 后一种杀伐是不是‘仁善’?”“所以说究其根本,我们革命党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养生,许多时候它们是一回事.挽救人生,季府有一味独药,就是这传了几代的丹丸.在我们这儿,挽救世道也只有一味药, 那就是‘革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我” 与徐竟之间这种殊难弥合的思想分歧,竟然一直延续到了徐竟被捕后的慷慨就义前夕.当想方设法前来探监的“我”再次抨击半岛因为革命而流血的情形时,徐竟冷笑着打断了“我” 的喋喋不休:“你真是王保鹤的学生.可我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继续这场争论了.还是‘不以暴力抗恶’ 那一套.我赞同,好极了.不过这除非是遇到了‘雅敌’才行!我们的对手是谁?是动辄凌迟的野兽!请问王保鹤的弟子,你见了这样的对手该怎么办呢?”

在以上的引文中,曾经被一再提及的王保鹤,是半岛上最早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影响并创办新式学堂的具有启蒙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王保鹤与革命党思想立场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致力于一种迥然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新型社会形态的建立,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依循的路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者倡导暴力革命,一者希望能够依靠思想教化的力量.究其渊源,王保鹤的思想立场,非常接近于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所一力宣扬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立场.正如同《圣经》中所言, “如果别人打你左脸, 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只要是熟悉张炜的朋友,都知道托尔斯泰是张炜最为心仪的作家之一,托翁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对于张炜一直产生着某种示范性的影响.就此而言,《独药师》中人物在对话时之所以要专门提及“不以暴力抗恶”这句话,一方面固然是在凸显“我”所坚持的反暴力倾向,但在另一方面,张炜在此处恐怕也多多少少存在着一点借此向托翁致敬的意味.面对着徐竟咄咄逼人的步步追问, “我”竟一时木讷而无言以对:“非暴力不得,暴力不得,出路又在哪里?” 假若联系中国的现实状况,很大程度上我们愿意把叙述者“我”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立场游移,理解为张炜内在精神深处某种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一方面,他也承认革命暴力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拥有坚定人道主义立场的张炜,毕竟是暴力的坚决反对者.哪怕是所谓的革命暴力,也不能够被轻易地认同.这一点,在“我”与小说中的另一位养生师邱琪芝的对话中有着明显的流露.在邱琪芝的理念中,带有明显暴力色彩的革命与他一心一意追求着的养生事业绝不相容.很多年前,邱琪芝之所以会和“我” 的父亲季践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先入为主地认定季践是一个革命党.邱琪芝认为: “府吏衙门全都一样,都是人,人不变,怎么折腾都没用,白白流血而已.人如果活上百年,就会看到终究一样.所以人生在世,唯有养生.” 邱琪芝的如此论调,顿时让“我”联系到了自己曾经的老师王保鹤: “我想起了王保鹤先生的‘教化’与‘革命’论,觉得二人或有相似之处.不过即便是王保鹤,也仍是北方支部的人.可见人生必得兼顾眼前,于权衡利弊中择其善者.” 或许是敏感地察觉了“我”的矛盾与游移,邱琪芝再一次振振有词地强化着自己的反暴力观念: “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只变了个江山名号,最后全都一样甚至较前更坏,这难道不是人间大恶?你觉得不会,那是活得太短.”“无论采用怎样巧妙的说辞,倡暴力便是扬罪恶.” 在这里, 借助于邱琪芝的口吻,张炜实际上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革命一番的结果恐怕只能够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 在变换了“江山名号” 之后,其具体境况甚至还会换汤不换药地比以前更加糟糕.正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单只是看一看自打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统治以来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邱琪芝或者更多是张炜自己的所言不虚.就这样,一方面,糟糕透顶的历史与现实逼迫着革命的发生,但在另一方面,只要是革命,就必然伴随着无可避免的暴力色彩,必然导致无数无辜生命的伤亡.面对如此情形,内心实际上一直纠结不已的张炜,所能做的工作,就只能够是以《独药师》这样的长篇小说形式,把自己对于复杂历史境况时的纠结体验和盘托出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真正占据吕新《下弦月》文本核心部位的,是小说的第一章到第九章,也即以林烈和徐怀玉为中心人物的那个部分.在这一部分,作家所主要聚焦关注的乃是因为思想问题被打入政治另类的一批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苦难遭遇.仅仅从题材书写的角度来考量,小说中的这一部分描写,很容易就可以促使我们联想到吕新那部曾经获得过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虽然二者之间并无直接意义上的内在关联, 但把二者并置在一起,我们却不难从中强烈感受到吕新的确在朝着某个既定的历史反思方向持久地发力.虽然叙述者并没有明确交代林烈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而被打入政治另册的,但如果我们依据文本中所透露出的若干蛛丝马迹,却还是可以做出相应准确的判断.我们注意到,在第七章林烈与黄奇月的对话中,曾经刻意强调:“老黄,十多年了,我就没有顺利过一天,一直都是这样,我不能不往那方面想.” 与之具有明显互证效应的,是第四章里的一段交代性叙述话语: “十几年前被下放到这里,几年后多了一个孩子,一家人离去了,回了城里,人家以为他们一定过好了,能回到城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么,谁能想到他们却连当年都不如.” 这里提到的当年那个下放的村庄,就是上深涧,那个孩子,就是年仅10 岁的小山.从1970年上推10 多年,也就是50 年代后期.这就意味着, 林烈政治上的罹难,应该就在那个时候.联系当时的具体时代背景,林烈极有可能有着一种身份.但是,从林烈最小的女儿小美年龄只有4岁来加以判断,一种实际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虽然政治上已经被打入了另册, 但林烈却并没有失去自由身.他的身陷囹圄, 应该是1966 年“”开始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小美的来历问题.同样的道理,也是依据文本的相关描写,我们便不难断定,林烈之所以会在劫难逃地被打入政治另册,一方面与他过于认真偏执的性格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却也的确存在着所谓的“思想问题”.首先是性格原因:“这些,他原来确是不懂,往往总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让别人下不来台.”“要知道,那仇恨原本不属于你,但就因为你过于不懂事,过于不会说话,张口就来,最终又非你莫属.”更具体地说,他的政治罹难,与彻底得罪了顶头上司岳维寿有关: “他傻,当即就剖肠豁肚,开门见山,给岳维寿本人提了一个意见.”没想到的是,“突然有一天,啪的一声,夹子落下来了,顿时血流成河,有的被夹住了手脚,有的被夹住了喉咙,更有人来不及挣扎一下就断了气”.然后,是他思想上的犯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两年前在南沙河学习班学习的时候的一次私下讨论所引发的对于“” 发生问题的深入思考:“事情的顺序应该是自上而下地开始的.就像一座塔,先是在最高的塔尖上有了一些细小的动静,最高处有人在掰手腕,但没有人注意,事实上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从一座塔的塔尖上掉下来几粒沙子, 谁能看见, 谁又能注意得到?令人吃惊的是它的所有的步骤或者说方法,就算是从上而下地开始的,那也应该是一层一层地下来,最终到达塔的底部,然后再从底部向周边蔓延,燎原,这才应该是正常的步骤和次序.但是这一回,奇就奇在它直接从塔尖直达底座,底下哄泱泱烧着了,然后火势和浓烟才又一层一层地往上走.” 在“”这一事物正在生成演进的过程之中,即能够同步地对“”做出如此深刻的一种认识,将其放置在70 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量,犯禁意味的存在毋庸置疑.生性既不识时务,且还有犯禁思想生出,知识分子林烈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遭际很显然就是在劫难逃,其身陷囹圄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身陷囹圄的林烈,之所以要不管不顾地出逃亡命,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同犯被活活整死的一幕惨剧:“本来并不想跑,更不想这样四处亡命,可是马志明的死给他送来了震耳欲聋的一击,无论任何时候,脑子里都回荡着嗡嗡的巨响,就像有人在他的耳边用铁锤敲击钢板,让他一想起来就感到恐惧, 日夜惊慌不安,被无边无际的嗡嗡声包围着,笼罩着.因为他相信,他要是不跑,结果最终一定也会像马志明一样.” 与其坐等厄运的降临,莫如做拼死的挣扎,为了活下去,林烈只好冒死出逃.然而,在那样一个铁板一块的禁锢时代,如同林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出逃亡命,无论如何都会特别艰难.唯其如此,林烈才会产生如此这般真切的感受: “你在那黑压压的穹顶般的锅下面行走,奔逃,走啊走,却总也走不去那口巨型锅的外面去,这种时候, 你还有什么奔头和希望,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在那灰暗和幽冥中反反复复地兜圈子,打转转,千方百计,只要不被人发现,不被抓住,就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胜利.” 时间一长,林烈甚至会对自己出逃的决定也产生强烈的怀疑: “逃跑,挣脱锁链溜出来,原本是为了更好地存在,为了能够更长久地活下去,但是现在看来,更像是跑到了另一条绝路上.” 林烈之所以会生出如此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乃因为他在自己出逃的路上只感到处处危机四伏,看不到有些微的希望光芒存在.

因为有了林烈的亡命出逃,也才有了他的妻子徐怀玉携好友萧桂英的冬日外出寻找.实际上,早在徐怀玉她们俩外出寻找之前,就已经有其他亲友外出寻找过.比如,徐怀玉的弟弟、小山的老舅,小山的老舅的那条腿,就是因为寻找林烈而被摔断的.在临近年关的极其寒冷的塞北的冬日,两个孤苦伶仃的女人外出,其间的苦楚自然可想而知.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吕新一句对寒风的形象描写,就可以让你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她们在风里走着,长长的风声像是几万人的大合唱.” 什么叫合唱?更何况还是多达几万人的大合唱.就这样,只是通过对巨大风声的一种渲染描写,吕新就写出了徐怀玉和萧桂英她们俩外出寻找林烈的艰难.“一路上,怀玉一直都心怀愧疚和气愤,愧疚是对萧桂英的,气愤则只能留给林烈.”“望狐,马市,关河,破虏,平川,这些原以为最有可能的地方统统全都去过了,甚至连更远一些的外号匈牙利的匈牙、拒门一带也都去过了……”究其根本,徐怀玉之所以要不管不顾地执意外出寻找林烈,是因为她内心里一直有某种坚信存在: “但在心里,怀玉基本上相信林烈还在人世间,否则也就不会把家和孩子们扔下,满世界地出来找他了.怎么解释自己这些天来的种种行为,那还不是因为觉得他还活着么,米大娘的小儿子带回来的那个消息姑且算是一个崭新的捻子,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她心里的那根捻子还没有完全灭掉.自从嫁给这个男人之后,除了让她一鼓作气地生下三个孩子,剩下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惊吓和操不完的心,还不算让她失去了工作.”林烈之所以只是能够带给徐怀玉没完没了的惊吓,自然是因为他那耿直的性格与不安分的思想.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如同林烈与徐怀玉这种家庭情况者,不仅并不鲜见,而且有很多都已经无奈解体了.能够如同徐怀玉这样虽然饱受丈夫的拖累,以至于连工作都丢掉了,但却仍然不离不弃者,其实并不多见.然而,徐怀玉仅仅丢掉工作还不算,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勉力支撑的她,竟然被驱遣到了远离县城中心的边缘处居家生活.在这个偏远之所,只生活着徐怀玉与另外一位同样被打入政治另册的石觉一家.只有两个孤零零的家庭倒也还罢了,可怕处还在于他们所紧邻着的就是一个埋葬着很多亡灵的烈士陵园.如此一种糟糕情形,就不能不让年轻气盛的老舅大骂出口了:“他妈的,真是会欺负人!把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安排到这种地方住, 常年和鬼魂做邻居,也不知安的什么心?” 但即使生存境况这样糟糕,生命力坚韧的徐怀玉却仍然格外坚毅地挺立着.她的挺立与支撑,极其类似于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格外令人敬佩的勇敢的妻子.

无论是林烈的出逃与亡命,还是徐怀玉的苦苦寻找与勉力支撑,抑或是无名寡妇的受辱,朱槿的落魄,胡木刀的自杀,所有这些都强有力地印证着小说结尾处的那句感叹: “世界,你这个苦难的人间啊!” 苦难,当然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也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吕新的一个难能可贵处在于,在充分凸显世界苦难本质的同时,他也利用理性叙事话语的巧妙穿插,强有力地传达出了一种对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而言非常重要的命运感.比如,第七章第二十节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 “当一种意想不到的生活在外面叫门,猝然来临时,你只能紧跑着恭敬地迎出去,并伸出双手接住.命中注定它就是来找你的,你不接让谁接呢?它像蟒蛇一样盘在你的门口,冰冷,无声,你得把它小心地抱回去;它像炽热的炭火一样熊熊地来了,你得伸出双手把它捧住,不能让它灭了;更多的时候,它让它炸雷一样在你的头顶上面咔嚓咔嚓地响着,炸着,提示着,又用简短的或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闪电一次次地把你晃醒,为的就是让你伸手接住这个东西,你接住了,认领了,它们才能再往别处去.”这样的一种叙事话语,只有与林烈徐怀玉他们所经历领受的苦难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够令人信服,并取得相应的叙述效果.也因此,作家才会借助于林烈的口吻继续他对于吊诡命运的思考: “老黄,你不觉得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摸黑赶路么?要是很早就提前看见自己的经历和最后的结果,知道好运气自己是一点点也没有,那会有很多人不敢再继续走下去,也会不想再继续走下去.比如我,我要是早知道要经历后来的一切,我宁愿自己的年龄就停留在十七八岁以前,不再往前走,就在那时候就提前夭折了多好!”事实上,任是谁,都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尤其是不可能重新选择一次人生.当然,也同样不可能让生命仅仅停留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你就得摸着黑往前走,就不仅得承受命运所赐予的一切,而且还得以自己的方式对命运做出积极的回应.也因此,林烈的这段言辞,也可以被看作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蒂利希所谓“存在的勇气”命题的一个颇为恰当的注脚.究其根本,倘若没有足够的勇气,恐怕真的无法直面类似于林烈这样的苦难存在境遇.

回顾一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我们就不能不承认, 以“土改” 和稍后的“农业合作化” 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在少数.从起初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到后来“十七年” 期间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一直到“”后新时期以来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与《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等,虽然称不上是汗牛充栋,但也的确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其中,由于时代与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的缘故,“”前后的两端,这种题材的书写甚至干脆呈现为一种对比极其明显的两极化叙事形态.对于这一点,陈福民曾经做出过精辟的论述: “考察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知道,在此题旨下的小说创作,一般总是出现在历史被颠覆及再次启动之后各类喧闹的中,并且呈现出方向完全相反的两种艺术冲动,同时各自具有其相当显著的特征.一个方向,可以追溯到‘十七年时期’的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作.以《三里湾》《创业史》和《山乡巨变》为代表的这类作品,往往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理想主义精神, 体现出对历史的充分信任,在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上,致力于某种‘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开创,强调了历史运动对于人物性格命运形成与发展的积极效应, 譬如柳青在《创业史》中对梁生宝这个人物的发现与打造.而另一个方向的创作,比较集中在‘’十年结束后的80年代初期,以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顺大造屋》等作品为代表.至少在客观层面上,此类作品是对上一类型的天然反对.它们不仅见证了那些历史规划的崩毁,也着眼于曾有的历史的破灭.对于那些被高蹈历史所宣讲的辉煌前景与现实灾难,小说不仅寄予了无限的同情,有时乐于怀着一种激愤恶意对规划与极尽嘲讽戏弄之事, 与此相映的,是小说里那些疲惫不堪贫困交加的人.”[1]

在承认陈福民观点所具合理性的同时,有几点需要提出加以商榷的是,其一,因为把自己的讨论视野限定在当代文学史这一特定范围的缘故,陈福民并没有提及诸如周立波、丁玲、赵树理他们更早一些的土改小说.其二,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陈福民只是提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却没有提及土改运动.但在实际上,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世界演进方向的却正是这两次在时间上可谓接踵而至的乡村政治运动.忽略了土改,而单纯讨论农业合作化,有很多事情就极有可能说不清楚.而这, 也正是在“”后出现的那些长篇小说中,除极个别外,大多都会把土改与农业合作化共置到同一个平台加以艺术表现的主要原因所在.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先有土改以暴力方式对于地主所属私有土地资源的肆意剥夺,也才可能会有后来彻底破除土地私有方式走所谓“集体化道路”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生成.还有一点,我真的不知道,陈福民凭什么会认定作家李凤群在长篇小说《大风》中关于那段乡村历史的书写起点就一定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按照我的理解,与其说李凤群的书写起点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莫如说她的书写起点是土改有着更加令人信服的合理性.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因为土改所具暴力性质,已然是一种世所公认的客观事实.相对于土改的暴力,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也带有明显的强迫性质,但总体而言,却可以说还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究其根本,《大风》中那个梅或者说张氏家族的梅长声或者说张长工,之所以要不管不顾地连夜携带妻子和幼子从故乡仓皇出逃,肯定是因为生命存在受到严重威胁的缘故.依照常理,这样一种对于生命的威胁不太可能生成于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之中,只可能生成于带有突出暴力性质的土改运动之中.也正因此,在承认陈福民关于“”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创作思想题旨呈两极化趋势这一基本论断可以成立的前提下,对于他仅仅把李凤群的书写起点理解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看法, 我个人持保留意见.结合小说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实际,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结论,恐怕应该是把土改连同农业合作化运动一起看作是李凤群的书写起点.倘若承认这种论断的合理性,那么,对于李凤群来说,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面对着的确称得上是连篇累牍的土改与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众多小说作品,她自己到底应该选择设定一种怎样的切入表现方式,方才能够有效地避免落入前辈作家的艺术窠臼之中.虽然无法从李凤群的相关言论中得到确切的证实,但就我个人所读到的《大风》文本而言,则完全可以断言,李凤群的确在切入角度与书写重心的设定上下了不小的功夫.同样是对于土改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样一些中国当代历史上(不能不加以辨明的一点是,与通常我们往往会把土改划归现代时期不同,我更愿意把它纳入当代这一历史时期,并把它看作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起始端点之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表现,李凤群的表现方式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独辟蹊径.与那些更多地把关注点集中到土改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自身的书写方式不同,李凤群在《大风》中干脆就远离了所谓的历史现场.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即不难发现,在其他同类作品中差不多已经司空见惯了的土改与农业合作化场景,在《大风》中却完全隐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乃是李凤群关于土改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所引发或者说所造成的各种精神后遗症的充分艺术书写与表达.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件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会对后来者留下怎样一种无以解脱的精神羁绊?所有这些,正是李凤群这部《大风》的关注重心所在.虽然从表面上看,李凤群这部作品的叙事时间跨度不小,可以说从70年前的土改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一直写到了当下的所谓市场经济时代,但作家的书写意旨,却显然并不在历史演进进程的如实呈示上.细察文本,即可以发现,她的书写重心自始至终都落脚在梅氏或者说张氏家族数代人的精神症候上.质言之, 《大风》正是一部试图从历史受创者被严重扭曲的主体精神状态入手,以一种精神症候的表达方式谛视表现中国当代曲折历史的优秀长篇小说.

无论如何,与其他那些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相比较, 李凤群的独辟蹊径处,就在于不仅敏锐地洞悉并意识到了这种心理情结的存在, 而且还在这部《大风》中对于这种心理情结进行了足称淋漓尽致的艺术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李凤群的《大风》又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伤逝》.对于以反叛家庭张扬个人为基本内涵的所谓个性解放主题的书写,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很多文学作品的一种共享主题.但鲁迅先生的更胜一筹处在于,他总是会在别人止步的地方来开始自己的思考与书写.当大家都还在一窝蜂地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时候,鲁迅先生所思考的,却已经是个性解放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了.《伤逝》中潜藏于子君与涓生爱情悲剧之后更深一层的思想意蕴,很显然就是鲁迅先生所深切思考追问着的个性解放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虽然说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也未必能够给出合理的答案来,但提出并思考这一问题本身,就意味着鲁迅先生已经承担并完成了自己的艺术使命.与鲁迅先生的《伤逝》相类似,李凤群的《大风》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与书写.当其他作家都在竞相展示历史现场本身的残酷与苦难程度的时候,李凤群却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艺术关注重心转移到了政治运动所导致的严重精神症候的书写与表达上.或者也可以说,作家是在借助历史受创者被扭曲精神症候的精准捕捉与描摹,折射表现土改与农业合作化此类政治运动某种反人性的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方面,作为人类一种必然的记忆产物,历史终将还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在一点一点地逐渐生成为新的历史.因此,我们所寄希望于广大作家的就是,在已经取得的历史书写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思想艺术能力,以期出现更为优秀的历史长篇小说.

(本文系“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 & ZD122世界性与本土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福民:《临风涉渡:历史的吊诡与无尽深处》, 载《收获》长篇专号2016 年春夏卷.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建宇)

创作论文范文结:

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创作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创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1、音乐创作期刊

2、音乐创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