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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乱章之中显幽思《史记?伯夷列传》评析
摘 要：《史记》一直被认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惊人泣鬼之著作,但是当我们捧卷试读时,却总是被其列传之首《伯夷列传》所困惑.与别的篇章相比他似乎太乱,多发议论而少史实,与司马迁列传固有写法简直天差地别；但这一篇章却又作为列传之首,不由让人长思,在看似烦乱的章节背后,在读来繁芜的字句背后,是否蕴藏着司马迁通贯整本《史记》的天人思想,又是否被赋予了“只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的幽思呢,本文即就这一问题对这篇七十列传之纲领——《伯夷列传》进行评析.
关键词：史记；伯夷列传；写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2
一、寻求儒家所追求的社会
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展示古代政治权利的交替,怎样选拔与用人来展示自己的儒家思想.这点我们可以具体到文本分析.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司马迁展示了一副古代政治权利是如何进行交替,怎样选拔与人用的.根据六书的记载,当帝尧年纪大了,就让位于舜,而舜就又让位给夏禹.但是让位的标准叫做“选贤举能”,即“四岳九牧”——四方的诸侯领袖,九州的各州或是各族的族长来推荐,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试于位”,让那位贤能之才去一个职位上工作几十年,考核其功绩是否良好,最后才“授政”.因为“王者”要“大统”,做全天下的领导人是一份不能更重要的职业,因此“天下重器”,因此“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六书上可信的记载,尧到舜到禹,都是这么极其艰难而小心翼翼的传位.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从拒绝授政的许由,也联想到了同样逃隐的伯夷,说那些古代的仁圣的贤者,不追求现实功名利禄如吴太伯、伯夷之人,都曾得到过孔子的赞颂.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但是我所听闻并且确信存在的许由务光等人,也都是拒绝接受功名利禄的贤者,为何古书和孔子称赞那些让位之贤,而不称赞逃隐之贤.甚至更扩大来讲,太史公是在问,天下有接受禅让,也有不接受禅让之辈；接受禅让者被广泛称赞,不接受禅让者里,有得到称述的人,却也有得不到称述,甚至都不被记载在六经典籍之中,只空空然留坟冢对青天者,其何如哉！由此表达自身对于儒家大同为公社会的赞赏.
二、对归隐的情感态度
司马迁对于伯夷与叔齐对“仁”的执著大加赞赏,但他却对于他们归隐乃至“不食周粟”绝食而亡的具体做法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孔子之所以称述伯夷二者,是因为他们“求仁而得仁”,即不想要国君和禄位,因而逃隐是“得仁”的一种行为.
但是论语中子贡发出了疑问“怨乎”,太史公也延续了疑问.我们都知道,最后伯夷叔齐的结果是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认为这是“讨伐夺国”,是“以臣弑君”.伯夷和叔齐,选择了做一个乱世的清者,并且守住了一个清者的道德——我做我的臣子,我守我的礼法,在孔子看来是一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的事情,没有怨恨存在,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司马迁摘录的《采薇歌》之中,“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全部在说自己的命运之不幸,摊到了这样的国家与时代,那么到底是怨恨,还是不怨恨呢？我们可以用《屈原传》来对比,在《屈原传》中,司马迁的赞美溢于言表,特别是在抒情手法的运用上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但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只叙述伯夷等人的生活是那么潦草,并表示如果没有孔子的赞美,这样的人可能已经被忘记了,由此表达了自己对归隐的辩证态度.
三、对善恶、德报的看法
“是遵何德哉？”是司马迁的另一个思考,善人都会饿死,但是恶人反而得到善终.但是若没有了“善有善报”,天还剩下什么呢？天到底是遵循何种道德法则,才让这个世界变得善恶不分？亦或是天,真的有道德吗？
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太史公,西方哲学五百年之后提出的,寻生终极目标,寻找天生的原则,所谓的“头顶的星空”是否真实的疑问,早在司马迁这里就已经提出,即到底有没有天生的原则,使得善德可以持久.
在《伯夷列传》中,太史公举的伯夷叔齐、颜回和盗跖的例子,都是在历史上有名的,被六书等典籍所记载的,单单看这几个例子我们就能知道上天对于善人的报答是不公平的.“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倘若“天道”真的有,真的是有智慧而慈悲的存在,来指导世间的万物,又怎么会使得“操行不轨”的人“富贵累世”,而“行不由径”的人却“累遇祸灾”？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发现《伯夷列传》之中全是疑惑,全是感慨.他问究竟有没有“天道”,若是有,那么为何持守善道者不得善终,为何恶人却能福报子孙？若是真该如此,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坚持善道,没有回报的善道观念有是否合适进行教化和推广？
但是司马迁的文章之深度可见一斑,因为他没有停滞于此,没有结束于提出疑问之后.然而太史公远远不满足于此,而我们也跟着他的笔锋接着深入.
“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又说,没有人不愿意富贵,即使是圣人或许也不能免俗,若是能用正当的劳力来获取钱财,那么我哪怕是做一个赶马的人也是愿意的,但是若不能通过“大道之途”,却一定要用枉法的“斜曲之径”,那么宁愿不要所谓的钱财万贯,金钱满屋,却要去追求我的理想,做我所认为正确而妥帖的符合礼法之事.在这里,司马迁去往孔子之处寻求“德与報”疑惑的答案,追求是否有“天道”的答案最终失败,因为孔子显然持的是德福无关的论点,而人们之所以要过有德行的生活的原因是简单的四个字“求仁得仁”.
在孔子看来,仁义的回报就是仁义本身,人们之所以实践道德,不是为了求取一般意义上的财富、权利、地位亦或是长寿,而是为了道德本身.所以他说伯夷不怨,因为他们所求本身就非功名利禄,而只是心之所安,即我们经常听到的“仁者安仁”,就像朱熹所说：“安其仁而无适不然……非外物所能夺矣”.这种纯粹的道德观颇近似于康德所说的“出于义务”和“善的意志”的道德论,“为了道德而道德”,道德本身就是志向所在,本身就具有圆满性和价值的绝对性.正如论语中多次提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但是這就是答案吗？道德本身就是道德的回报吗？回顾前文,《采薇歌》之中几乎处处是怨恨,这是因为纯粹道德理论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公正性.好人渴望好报是一个自然而正当的愿望,这本身也蕴含着善良的人对社会正义的渴望,而不仅仅是贪图名声在外,因为若是这社会愿意为好人鼓掌的话,社会本身必定也是一个善良而正义的社会.而若是发生了“善无善报”的事情,人有怨气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德行应该为应得的人带来祝福,而好人也应该受到福报,不仅为了使得更多的人去践行道德,也是为了维护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否则道德本身就将失去社会意义,而只是空空然荡在极少数的圣贤心里.
这样的坚持,不仅在《伯夷列传》之中被首次提起,而且蔓延至太史公接下来的六十九篇列传之中.《淮阴侯列传》里,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却落得被夷平三族的结局,他在临死之际,将其结局归罪于天命,司马迁却认为指“天下已集,乃谋畔逆”,但韩信却做不到“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才是他悲剧结局的原因；《绛侯周勃世家》之中周亚夫饿死,“终以穷困”,司马迁也不认为与许负所相的天命有关,而是因为“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可见太史公在《伯夷列传》之中提到的“需要用善有善报来维护社会正义”的理念,也一直在其他文章之中贯穿,力图用道德因素来揭示人物命运,这是一种“正直的人应受到正当报应的正义感和伦理感.”总的来说,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受质疑,可以说是“悬置正义性”的后果.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司马迁在这里回答了上文的问题,君子看重名,但这里的名不是物质上的名,而是形而上的名,是名声、名节.贾谊说过,贪财的人为财死,烈士为英烈的名声死,追求功名的人也自然为了功名利禄而牺牲,这就是众生之态.作为被教化的百姓,没有格外严重的贪欲,也没有贞烈的节操,却也有着寻求生活安乐的追求.这种追求,虽然司马迁和贾谊都没有加以说明,但是我们却能明白,这是一种人性之中内在的追求,是世间普遍的共同追求,上至九五至尊下至屠狗之徒都不能免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司马迁在这里仍然是质疑孔子的纯粹道德论.在现实的层面上,纯粹道德的理论有其实现的难度,因为它与人的趋利本性有着天然的矛盾.人类总是会为了利益、仇怨、权利、爱欲而被驱使.司马迁不仅认同贾谊的理论,不仅在列传的纲领篇——《伯夷列传》之中称述,甚至在整篇列传之中都有体现.在司马迁看来,“求仁而得仁”、“仁者安仁”的道德至高境界固然崇高,却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也许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远古时代,却并不适用于充满的、当下的真实世界,正像他在《货殖列传》之中说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对“善有/无善报”的问题做了来自史学角度的解答.善应当有善报,但是这报既不是物质上的名利与财富,也不是虚无缥缈的道德本身,而是名,一种形而上的名,才是德行应该有的回报.万世的英明才是让仁人志士生命不朽的方式,也是对整个社会进行德行教化的根本所在.但是只有“万物睹”的圣人才可以评价与衡量史实,也只有史学家最接近历史的真相,最适合为往世立盛名.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司马迁为什么要为那些被正统所不屑的人物——刺客、游侠、日者立,也就明白了为何《伯夷列传》要放在七十列传的纲领篇目,是为了“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是为了“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让所谓大人物、小人物的美德统统都通过这只如椽大笔挥洒,留将万世英明,来维护社会的正义属性,也是为“仁义”本身找到了寄托.
参考文献：
[1]俞樟华著.史记艺术论[M].华文出版社,2002.
史记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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