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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解放军报》
1976年10月粉碎“”,从此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但是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和政治混乱,难以在短期内消除.1978年5月,同志组织理论界、新闻界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终于扭转了“左”倾错误方向,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
《解放军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重灾区.“”对《解放军报》横加指责,甚至强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达178天之久.因此,打倒“”后,《解放军报》的同志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思想空前活跃.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舆论宣传中,《解放军报》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创新,走在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前列,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精彩的篇章.
一、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扩大“突破口”
粉碎“”后,根据的部署,《解放军报》组织了揭批“”的三大战役,每一个战役都推出了在全军乃至全国有影响的重头文章.特别是连续发表10篇“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评论员文章,把被“”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推动全军部队的思想转变；同时,还发表了3篇脍炙人口的杂文：《“风派”人物脸谱初析》《奉劝“震派”人物改恶从善》《给“溜派”人物画个像》,把“四害”横行时期一些丑恶人物的面目,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文章被多家报刊转载,风行一时.
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比揭批“”更为重要,就是如何排除继往开来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确立新的前进方向.1977年2月7日,全国媒体普遍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凡是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著名的“两个凡是”.此文引起老同志的极大反感,耿飙同志直言不讳地说：“等于‘’没有被粉碎.”这篇社论以“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两报一刊”名义发表,其实《解放军报》的同志并没有参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开了反击“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解放军报》当即予以转载.尽管当时在解放军报内部也有一些表示拿不准的意见,但是在值班副总编辑薛真的主持下,《解放军报》在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此之前,时任《解放军报》时事处副处长的邵华泽已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文风与思想路线》.看清样时十分重视,说：“粉碎‘’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很多,就是要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邵华泽的文章最早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并联系实际做了说明,理论界人士后来称之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奏曲.但文章主题是讲文风问题,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随后发表的《光明日报》的文章,迅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这个势头很快就遇到了阻力.吴冷西对转发此文的《人民日报》提出了批评,认为是“砍旗”.1978年5月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召集和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要求向各地打招呼,不准再刊登此类文章.
《光明日报》的文章先发表在领导创办的党校《理论动态》上,是由吴江等同志修改的.文章公开发表受到指责后,吴江与作者之一的孙长江商量,赶紧撰写第二篇文章,但是因为下达了禁令,《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不可能再刊登这类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吴江把稿子送给了,同时求助于《解放军报》.他给老同学、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写了一封信,将孙长江执笔写的第二篇文章交给《解放军报》.当时《解放军报》刚刚刊登了同志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是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吴江当时找《解放军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不承想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吴江提议不用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其实,吴江将此稿报送同志后,同志即与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多次联系,并派秘书将稿子送到罗瑞卿手中.罗瑞卿明确表示支持.
早在《解放军报》转载《光明日报》文章后,罗瑞卿即给华楠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很好,意义重大,《解放军报》要认真学习和宣传.”6月上旬,《解放军报》发表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后,罗瑞卿又指示《解放军报》要根据同志的讲话精神,组织后续文章.在看到党校文章清样后,罗瑞卿又认真查阅了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要求《解放军报》和作者商量,加上和同志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为了这篇文章,他先后给《解放军报》打过5次电话,直到去德国治病登机前,还对《解放军报》的领导说：“（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长达1.6万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纸普遍刊用.理论界、新闻界称之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由于军队媒体的特殊性,这篇文章对于冲破阻力,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起到了积极作用.刚刚被封上的突破口再次被打开,并且扩大了.
这一年内,《解放军报》发表了100多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消息、评论和理论文章.
1979年初,由于发生边境战争,许多部队未能充分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此,《解放军报》在战事结束不久,就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当时,“补课”的意见并不是来自上级的指示.这在当时是冒尖和极具创意的,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政治敏感.一个月之后,同志在听取海军领导同志汇报时,讲到补课问题.《解放军报》接着连续发表《补课要补到实处》《敞开思想讨论》《对待思想的正确态度》等评论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了军事领域.
二、怎样看待解放思想和高举旗帜的关系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怎样看待解放思想和高举旗帜的关系.《解放军报》也经过了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方面逐步清理被“”颠倒的思想理论是非,在舆论宣传上展开拨乱反正；另一方面高举思想的旗帜,正确评价同志的功过是非,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并且逐步明确,要警惕右,主要是为了防止左.
（一）最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上拨乱反正
1977年11月,、罗瑞卿等同志到广州见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为修改叶帅在年底召开的军委会议的讲话稿征求意见.总政机关的几位同志和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的华楠及一位编辑随同.
在去广州的途中,大家讨论讲话稿的主题,问：“讲话稿中有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华楠答：“没有提.”罗瑞卿说：“阶级斗争为纲是根棍子,‘’用这根棍子把一大批老干部打倒了.你们查查资料,看看在不同时期是怎么讲的以什么为纲的？”
华楠随即打电话布置解放军报有关部门收集资料,整理一份历史上有关“纲”的提法.《解放军报》随后整理的资料表明：有关“纲”的提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改变的.如1958年提出“工业以钢为纲”,1960年提出“农业以粮为纲”.这说明,军队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站得住的.
罗瑞卿看后说：“这个材料驳‘凡是派’有说服力,说明以什么为纲是可以变的嘛！”说：“在某一个时期内,我们以揭批林彪、‘’为纲是可以的,但是要很快转,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应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1978年1月30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编辑部文章《军事战线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继而在2月3日,又在一版头条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抓纲的思想不容篡改》,这两篇文章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实际上也为否定“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舆论准备.
（二）勇于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宣传进行反思
“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曾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并在一篇编者按中,对《人民日报》提出的“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政治必须通过业务来实现”“没有无业务的政治”等观点,蛮横地斥之为“统统是谬论”.
粉碎“”之后,要不要对这些错误的宣传“还账”？解放军报专门派了3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征求意见.此后又在解放军报内部经过了反复的讨论.1979年2月22日,《解放军报》用长篇编者按的形式,公开检讨“文化大革命”中在宣传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这种检讨和反思,不仅是为了澄清被“”颠倒的思想理论是非,而且根据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营造了舆论.
“突出政治”的宣传,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解放军报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粉碎“”后,在要不要“还账”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在政治工作是“领导”还是“服务”的问题上,也是如此.1979年,《解放军报》曾连续打出通栏标题“政治工作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但同时,全军政工文件也依然强调“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和保证作用”.1984年整党期间,这在《解放军报》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直到1985年4月24日,《解放军报》一版头条通栏发表编辑部文章《保证·服务·改革》,鲜明地提出了端正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指出“政治挂帅”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政治工作发挥保证作用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不能因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就把政治工作同党的领导相提并论.此后,才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不再提“领导作用”了.
（三）反倾向宣传中值得总结的经验
围绕解放思想的宣传,整个宣传战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党报作为喉舌,其宣传倾向是与党内不同意见有密切关联的.从《解放军报》来说,有两个典型的事例,一是1980年宣传“兴无灭资”,二是1981年批评电影剧本《苦恋》.
“兴无灭资”是《解放军报》宣传的各种口号中争议最大的一个.这一口号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紧密联系.但是到了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再提出来,已经明显落后于人们的认识实践,显得很扎眼了.
1978年5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打好灭资兴无的思想仗》；1980年4月,又集中展开“兴无灭资”的宣传.当时在地方上,穿高跟鞋、戴太阳帽、烫头发都被说成是“精神污染”的表现,部队也有相应的问题.1978年12月,《解放军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广州军区政治部作出规定,取消战士不能买收音机的规定,受到广大战士的欢迎.这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匪夷所思？连听收音机都成了新闻,可见当时思想解放遇到的障碍有多大.
1980年6月,同志对“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前些时候解放军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
1981年4月批评白桦创作的电影《苦恋》,是《解放军报》宣传中又一个引发争议的事例.尽管《解放军报》是奉命刊登,并非自己组稿,但确实是以《解放军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因此也引起很大的波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此发表意见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高质量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解放军报》批评《苦恋》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一股全盘否定同志、背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刊登黄克诚的文章《关于对评价和对思想的态度》,文章指出：“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的正确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这样做是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但是《解放军报》的批评也让一些知识界人士担心：是不是又要搞运动了？在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下,此事有了圆满的结果.后来,白桦公开发表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的信,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这两个事例的起因都有一些所谓的“来头”.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历史启迪呢？那就是,在重大的理论或矛盾问题争论中,不能只讲“唯上”、只是“紧跟”；面对不同意见,媒体宣传要防止主观武断,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围攻批判”；要善于用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形成正确的意见.这是办好报纸吸引读者的策划之道,也是运用报纸统一思想的成功之道.
在这方面,《解放军报》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1979年9月4日,《解放军报》转载叶文福的政治抒情诗《将军,不能这样做》,引来读者一片叫好.但是因为触动了某些人,发表之后又奉命进行“消毒”.今天回过头来,用“实践标准”看,谁能说这不是一首具有警示作用的好诗呢？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认识,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反左,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解放军报编辑部内部也有分歧,有些领导在把握反倾向重点时,往往是反“自由化”比较有力,而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鲜明,导致社会上产生《人民日报》说“三”、《解放军报》说“四”的印象.
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肃清错误思想影响》,最早公开在报纸上批驳“左比右好”的思想——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内部问题,“右”是敌我问题；或者说经济上要反左,政治上要反右.评论提出,不要用一个框子去套,什么事情都贴上一个“左”或者“右”的标签,是什么问题就纠正什么错误,实事求是,用正确思想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此文发表时恰好《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隔日两报同时转载对方的评论,都强调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一致,社会上流传的《人民日报》说“三”、《解放军报》说“四”的议论也随之淡化了.
但是这时候,《解放军报》还没有鲜明地提出把纠正左的错误作为重点,直到党的十二大之后,特别是经过整党,才彻底扭转了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1984年2月9日,《解放军报》报道当时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视察“南京路上好八连”,强调抓基层要摈弃左的一套.此后,《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好八连及上海警备区党委肃清左的影响的经验,对推动部队清除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入军事领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军队来说,最高的实践就是实战.因此在1979年初的中越边境战事结束后,《解放军报》迅速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入军事领域,呼吁军事训练改革.
1979年4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把自卫还击战的经验变成全军的财富》,文章强调总结经验要系统、全面、成套,“西瓜要抱,芝麻也要捡”.局部参战,全军受益.这个阶段的《解放军报》宣传不等不靠,自下而上地总结和宣传了大量来自基层和实战的经验教训.
1979年7月25日,《解放军报》一版发表读者来信《尽快恢复提拔干部经过院校培养的制度》,从边境作战的经验入手,强调干部经不经过院校培养大不一样,批评“没经过院校培养照样打胜仗”的错误认识.
当年11月,推出《军事纵横谈》专栏,刊登《以敌为师》《参谋考将军的联想》《纸上谈兵辩》等大量反思性的杂文,对于打破僵化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早在边境作战之前,1978年11月,《解放军报》就发起了《怎样训练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12月.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强调合成训练改革,改变“车马炮不见面”的状况.
在这种舆论背景下,《解放军报》推出了一个重大典型——“蓝军司令”,为此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从研究敌军上突破》.这个典型可以说是继1960年宣传“硬骨头六连”“郭兴福教学法”之后,军事领域又一个影响深远的典型.如今,人们也许忘记了蓝军司令王聚生的名字,但这个典型的意义已经融入了部队改革实践,“蓝军司令”已经成为一种训练观念、一种训练方式.
四、走在新时期新闻改革的前列
粉碎“”后,《解放军报》曾经用长篇编者按的形式,公开检讨“文化大革命”之初,《解放军报》在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中,鼓吹“突出政治”、鼓吹“文艺黑线论”等错误,坦率地承认：“那时本报在新闻界是带了头的,调子是最高的,所起的作用很坏.”这一检讨让《解放军报》很快放下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投入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宣传中.这一时期,《解放军报》在新闻改革的实践中,走在了新闻界的前列.
（一）举起一面旗
1977年9月,《解放军报》在新闻界首先发起声讨“帮八股”,大张旗鼓整顿文风,连续发表评论《讨伐帮八股》《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从领导作风上找找原因》,吹响了新闻改革的号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转载了这几篇文章,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办了两期班
1980年2月到8月,《解放军报》先后举办了两期新闻业务研究班.第一期侧重理论探讨,提出“努力按照报纸的特性办报”“正确理解新闻的指导性”等观点,形成了《改革军报新闻的建议》,就改革重大事件报道、改革会议新闻、改革工作报道、扩大新闻报道面等,提出改革方案.第二期研究班侧重新闻改革实践,组织评改新闻和下部队集体采写新闻35篇.两期研究班的成果,汇集成《谈谈新闻改革》《新闻改革尝试》两本小册子,受到新闻界的重视,纷纷索取,风靡一时.
（三）开了三个专栏
两期研究班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军报版面上得到了体现.比较典型的有三个专栏：1981年11月,《解放军报》创办《一句话新闻》；1982年1月创办《谢顾问答读者》；1984年3月创办《鸡毛信》,刊发当日或隔日新闻.这3个专栏都被《新闻年鉴》作为新闻改革典型栏目予以介绍.胡乔木同志在谈新闻要新、短、多、广时,给予这些栏目肯定和赞扬.
这一时期《解放军报》的新闻改革,不仅在打假、揭短上颇有勇气,在抓文风、抓时效方面卓有成效,在揭露问题、触及时弊上也尖锐大胆.例如《成都军区干部部长王拙如以权谋私为儿子骗取干部职务》《十四个工作组为什么帮出个后进连》《兴师动众好多天,走马观花半小时》等批评性报道,这些报道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很犀利的.
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初期的洗礼,《解放军报》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经过两年的努力和军委批准,1987年1月1日,从军内报纸转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为此,《解放军报》提前做了两个改革动作：一是将报纸版式全部改为横题横文,打破了100多年来我国报纸版式的旧框框,在新闻界独领.当时有新闻学者撰文激烈批评《解放军报》的新版式是“全盘西化”.而实践证明,这种横排版式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后来全国报刊几乎全是横排版式了.
二是策划“祖国大陆周边行”采访活动,两年时间回到起点,700个日夜,10万公里行程.中国记协在记者凯旋之际专门举行了庆祝会.这次采访活动被收入《中国新闻学之最》.
回过头来看,拨乱反正和改革初期是《解放军报》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解放军报》重要言论被转载最多的一个时期,对历史转折时期的军内外舆论导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
编校：王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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