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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斗争对桂北武装起义的作用
摘 要：抗战期间,中国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斗争,是广西省工委组织策划的全省抗日游击战争的组成部分.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桂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锻炼了一批具有军事、政治经验的干部骨干,获得了一些武器装备,赢得了桂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对解放战争时期桂北武装起义的爆发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斗争；桂北武装起义；作用
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起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广西即将沦陷成为敌后.7月,南方局派李亚群到广西,向广西省工委传达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为此,广西省工委提出“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口号,要求广西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创立桂东北、桂东南两块抗日游击根据地.1944年11月中旬,桂北全境沦陷后,在广西省工委、灵川特支和灌阳特支的组织领导下,桂北各地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领导的临阳联队、潞江抗日自卫队和灵川政工队,全县、灌阳抗日自卫武装,在桂北大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抗战胜利后,由于形势的变化,根据广西省工委的指示,这些领导的抗日武装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保存力量,伺机再起.虽然,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的抗日游击活动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它对为抗日战争在桂北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特别是对解放战争时期的桂北武装起义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切地说,桂北抗日武装斗争是桂北武装起义的先导和前奏.
一、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斗争,为桂北武装起义培养、锻炼了一批具有军事、政治经验的中坚骨干力量
桂北地方党组织推动、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桂北地方党组织从城市转入农村后,首次开展的武装斗争.广大党员干部在严酷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斗的洗礼下,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考验.在战斗中学会了如何深入群众、开展军事斗争、进行统战工作以及在暂时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指挥作战的能力.并在武装斗争中发展了一大批新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组织,壮大了中国在桂北一带的力量.这些党员干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桂北武装起义的中坚和桂北游击战争中的骨干力量.1945年2月,阳朔县兴坪战时青年服务队和平乐县的平北游击队在阳朔县兴坪区大源乡太太庙举行临阳联队成立大会,联队长黎禹章、副联队长赵志光、政治委员黄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肖雷.联队党的工作由广西省工委派出的桂东北特派员领导,并在所属的一、二、四、五中队和队设立党支部.5月28日,桂东北特委发表《为公开揭举我党旗帜对时局宣言》,公开宣布临阳联队是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临阳联队战斗在漓江两岸,活动于临桂、阳朔、平乐、恭城等地,英勇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顽固派军队.
灵川沦陷前夕,根据广西省工委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灵川特支组建潞江抗日自卫队,队长全昭毅,指导员阳雄飞.灵川沦陷后,灵川特支通过国民党灵川县县长开展统战工作,建立灵川抗日政工队,队长吴腾芳,副队长全昭毅.还在灵川县镇义成立东区办事处,吴腾芳为副主任,在潞江山区建立北障、南藩两乡联合办事处,阳雄飞任主任兼北障乡长、阳至冠任副主任兼南藩乡乡长.灵川特支掌握了这一区二乡的政权.灵川潞江抗日自卫队和灵川抗日政工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多次打退日军对潞西和镇义山区的进攻,摧毁了日军在灵川县北障乡的伪政权,开辟和巩固了河东、潞江两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日军侵占全县、灌阳后,灌阳特支积极加大统战工作力度,先后组织了以员为核心,爱国进步青年为骨干的全县大田抗日自卫队,队长由灌阳特支书记邓崇济担任；田美抗日自卫队,队长是刘心潜；石塘抗日独立中队,队长蒋光密；东山抗日政工队,实际由任副队长的党员谢雄平掌握；全县学生抗日游击队,队长汪记凤,副队长杨庆祝；灌阳抗日政工队,队长先是郑震,后为傅一屏；立田抗日自卫队由陆绍双担任队长.这七支抗日队伍在都庞岭、海洋山之间,袭击日军,给了日军有力的打击,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资,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抗日武装斗争中,灌阳特支注意引导、启发进步青年,将其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为今后的革命斗争需要做准备,并大力发展党员.
艰苦卓绝的桂北抗日武装游击斗争,为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的桂北武装起义准备了必要的干部队伍.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红色抗日队伍的人员分散隐藏起来,从事教育和农村等工作.在桂北武装起义中,这批干部队伍集合在武装起义的旗帜之下,构成了武装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各起义点的具体负责人就是临阳联队、潞江抗日自卫队、灵川抗日政工队、全县大田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的领导者.例如,桂北武装起义领导小组成员中,组长肖雷是临阳联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其成员中,阳雄飞、全昭毅分别是潞江抗日自卫队指导员和队长,邓崇济是全县大田抗日自卫队队长.
二、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斗争,为桂北武装起义准备了必要的武器装备和经费武器是武装起义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桂北武装起义准备阶段,桂北地下党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筹集武器.主要有：动员私人武装自己,或向亲戚朋友借来,或者利用村与村之间争山林矛盾之机会,鼓动村里的绅士购买武器,然后再想方设法把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起义前夕,全县、灌阳地区的起义队伍共筹集到和轻、重机200 余支（挺）,、、、马刀一批.但最主要的武器来源是桂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战胜利后所埋藏的武器.1947年5月5日,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向香港分局的《广西（党）报告》中,指出桂北具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中,第二条就是：“有些武器,如灵川有轻机三挺,手提机两挺、长短、模范埋在老百姓家有五六十支”.[1]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桂北武装起义队伍所使用的武器大多是由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队伍所保存.
灵川特支秘密领导的潞江抗日自卫队和灵川抗日政工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与日军作战10多次,歼灭日军70多人,缴获机二挺,、20多只,队伍发展到280 多人.抗战胜利后,根据广西省工委关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示,灵川将抗日武装人员安置到国民党乡村基层政权和教育系统中.在武器的处理上,把原来国民党灵川县政府拨给潞江抗日自卫队和灵川抗日政工队的武器,留下一批好的分发给由灵川特支掌握的乡公所自卫队,较差的交还给国民党灵川县政府,而从日伪军手上缴获的武器全部秘密保存起来.
灌阳特支领导的七支抗日队伍,在都庞岭、海洋山之间,袭击日军,给了日军有力的打击,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资,队伍曾发展到430余人,拥有轻机6挺,手320支.侵华日军退出桂北后,国民党桂系势力重新控制桂林及附近地区,并调集军队围攻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灌阳特支在“保存武器,转移干部”的前提下,将抗日武装队伍解散,党员干部分散转移隐蔽,从事教育工作和农村工作.武器方面,原国民党灌阳县政府发给的,以次充好归还,自筹自买和缴获的则全部埋藏起来.例如,红军长征路过桂北时,给灌阳新圩立田村群众留下的60多支、数十枚、数百发.日军入侵时,在灌阳特支领导下,立田村人民成立抗日自卫队,拿起这批武器保家卫国.抗战胜利后,党组织将这批武器藏好,控制在自己手里.
桂北武装起义经费中,也有一部分来自桂北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游击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全县、灌阳党组织曾派傅一屏、黄荣誉、陆绍双等通过与国民党灌阳县政府的统战关系,用合法名义建立灌阳抗日政工队,同日军进行浴血奋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灌阳县政府补发了他们的薪金,共折谷100多担.他们将这批薪金,全部捐献给党组织集中使用.灵川特支秘密领导抗日队伍在抗战胜利后分散隐蔽时,将在抗战时期没收的汉奸等人员的财产作为启动资金,安排一些党员干部做生意,如酿酒、磨豆腐、开设杂货铺等,以赚取更多的经费,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
这些在抗战后保存的武器及抗战时期获得的经费,使桂北武装起义队伍有了现成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经费上也有所保障,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起义队伍的信心和发展壮大了内在潜力,为武装起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保证,对桂北武装起义的成功爆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斗争,打击了日伪军和顽固势力,保护了桂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桂北武装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谁获得了群众的支持,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而群众基础在革命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都把发动群众、宣传群众、造就一个强大的群众基础作为一项首要的任务.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2]
也就是说,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一定是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一基本条件.桂北武装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其根本前提在于在桂北,特别是在灵川、全县、灌阳有着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而群众基础的培育与获得,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日军入侵桂北期间,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为保家卫国,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与日寇、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以实际行动和流血牺牲保卫了桂北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扩大了中国在桂北民众的政治影响,使中国在桂北民众中拥有较高的威信.
灵川特支所属的党员和领导的红色抗日队伍,在日军入侵期间,全力帮助恐慌的老百姓向灵川的潞江、公平、兰田堡等山区疏散.日军侵占灵川后,灵川特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领导潞江抗日自卫队和灵川抗日政工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英勇抗击日军,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44年12月,日军进犯灵川县公平乡,灵川抗日政工队夜袭日军在平乐山村的屯兵转运站,迫使进犯公平乡的敌人仓皇回援,使公平乡免遭敌人的洗劫.1945年3月,驻守灵川县城的日军分两路扫荡灵川县灵岩乡,灵川抗日政工队和国民党灵川县自卫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国民党灵川县自卫队在正面抵抗,灵川抗日政工队则绕道到敌人后面,袭击日军的后续部队,经两昼夜激战,打死打伤日军60 余人.1945年5月,红色抗日武装在岭尾渡伏击下乡抢劫的日军,击毙日军14 人.此外,灵川特支领导的抗日武装还在金竹村、海洋圩等地与日军作战,毙伤日军20余人.
1945年1月,潞江抗日自卫队和灵川抗日政工队进入潞江河山区,摧毁日伪维持会,镇压汉奸特务,创建了潞江河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政权.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抗日政权在根据地设农贸市场,组织人员运送山货到桂林和附近的日军占领区出售,同时筹集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供应山区.这一举措,活跃了山区经济,解决了群众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赢得了群众的拥护.1945年7月,日军从灵川撤出,潞江抗日自卫队和灵川抗日政工队迅速开进灵川县城及附近农村,打击散兵游勇和土匪流氓,清查汉奸资产,维持社会治安.全县、灌阳陷落后,灌阳特支领导或控制的全县大田抗日自卫队、灌阳抗日政工队等7支抗日游击队伍,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不断袭击日军,破坏敌人交通线和通讯设施,支援了前方抗战.全县至灌阳公路,是日伪军向驻守灌阳的敌人输送武器的主要供应线,抗日游击队在公路两旁频繁袭击敌人的运输车队,致使日军运输中断,公路上的日军据点也被迫撤走.全县和灌阳,是侵华日军十三师团入侵广西的驻地,全、灌红色抗日武装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使日军防不胜防,损失惨重,不得不承认：“在（十三）师团警备区内,有不少因武装土匪袭击而牺牲者,电话线屡遭破坏,本部亦时常遭到袭击,并出现过失踪者.”“各地频频发生居民、自卫队的敌对行为,故需不断讨伐扫荡,保护线路.”[3]
全、灌红色抗日武装还尽力保护当地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灌江东岸及东山一带,日伪军曾在此设立马头、寨屋两个据点,并经常从这两个据点出发,到附近的大田、百板洞等村庄打捞抢劫,抗日武装伏击抢劫的日军,围攻马头、寨屋据点,日军不得不从这两个据点撤离,使东山周围和灌江东岸一带不再受日军侵扰.1944年11月初,全县抗日学生游击队在敌人下乡抢劫的归途中设伏,毙伤敌军5人,夺回耕牛30余头,物资10余担,解救被抓去的妇女三四十人,挑夫四五十人.战斗结束后除军用物资外,群众的物资悉数归还给群众.群众非常感激,杀了数头猪来慰劳游击队.1944年10月,灌阳抗日政工队在李桂屋附近击退前来掠夺抢劫的日军一个多分队,日军不甘失败,第二天增兵报复,抗日政工队凭借有利地形反击,击毙敌人多名,解救被日军掠去的妇女10余人,夺回被抢去的群众财物.战斗中,一名队员壮烈牺牲.1945年1月,日军30多人到潮水庙村强抓妇女,抢劫财物,立田抗日自卫队得知后,分两路袭击日军,打得日军不知所措,慌忙丢掉抢来的财物逃回新圩据点.这次战斗,自卫队夺回被日军抢掠的物资,并将这些物资归还群众.
正是因为桂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打击日军的壮举和保护群众利益的英勇行为,密切了中国与群众的关系,使桂北民众认识到中国是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从而为桂北武装起义造就了一个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桂北武装起义爆发后,得到桂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起义队伍所到之处,很多青壮年参加了起义队伍.不少村庄的群众,为起义部队提供情报,作向导等.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领导的桂北抗日武装斗争,是轰轰烈烈的桂北抗日救亡运动中壮丽的一页.桂北红色抗日队伍以自己的武装抗战实践,以及保卫家乡、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理念,谱写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新篇章.同时为解放战争桂北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解放战争时期桂北文献资料选编[Z],1988：13-14.[2].选集（全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49.[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Z].北京:中华书局,1985：15-16.（作者单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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