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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和欧洲浪漫主义的渊源

唐慧丽

(惠州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摘

要] 欧洲浪漫主义是辜鸿铭文化思想的主要源头.辜氏的文明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乌托邦情结,以及怪异、特立独行的文化气质都见出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

[关键词] 辜鸿铭;欧洲浪漫主义;文明观

中图分类号: G 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6)8-0087-02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项目名称:欧洲浪漫主义视域下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研究,项目号:GD14XWW16.

[作者简介] 唐慧丽,惠州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流、中外文学关系.

辜鸿铭及其《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蜚声海内外,但纵览辜氏著作及其人生轨迹,欧洲浪漫主义是其文化思想的主要源头.辜鸿铭游学欧洲的时间(1869~1880年),正是浪漫主义思潮席卷欧美大陆之际,从其一生著述来看,引述最多的文学作品多为拜伦、海涅等人的浪漫派诗作,引述最多的西方思想家是卡莱尔、爱默生、罗斯金、阿诺德、哥德.这五人中,卡莱尔、罗斯金、阿诺德是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倡导的“超验主义”是浪漫主义在美国的分支,哥德号称“半个浪漫主义者”,卡莱尔又是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导师.因此,只有厘清辜氏与欧洲浪漫主义的渊源,才能把握辜氏文化思想的精髓.

一、欧洲浪漫主义文明观的影响

自文艺复兴以降,西方世界就进入了以现代性文明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历史.科学技术、物质文明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启蒙理性取代上帝,成为人们新的信仰,人们认为凭借人类的理性,可以把握世界的规律.自然,成了人类征服与支配的对象.同样,凭借人类理性,可以重建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可以打造人间天国.

然而,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见证了启蒙理想的破产.整个欧洲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论:“富与贫的对立,非但没有在普遍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因为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的和其他的特权之被废除,以及稍微缓和这种对立的宗教慈善设施之被取消而更加尖锐化起来……‘财产自由’对于小资产者和农民就变成了脱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为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犯罪的数目一年一年地增加着.贸易日益变成了欺诈……贿赂代替暴力的压迫到处盛行,金钱代替大刀成为社会权力的主要杠杆……一句话,‘理性的胜利’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证明是对启蒙主义者所作的美好诺言的最毒辣、最令人失望的讽刺.”于是,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对启蒙理想的失望使一群知识分子“转向过去和乌托邦,转向潜意识和幻念,转向不可思议和神秘,转向儿童和大自然,转向梦境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转向能把他们从失败感中解脱出来的要求”.这群知识分子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浪漫主义者.包括拜伦、雪莱、华兹华斯等浪漫派诗人,以及卡莱尔、罗斯金等浪漫主义思想家.浪漫主义思潮正是由启蒙理想的破产催生的.对现代文明的忧虑、反思乃至批判,也就构成了浪漫主义思潮的核心.

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是许多浪漫主义者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共识.如,卡莱尔:“现代英国人不再有对‘地狱’的恐惧.‘地狱’一般意味着无限的恐惧,意味着令人发抖和尽力避免的事……对基督徒而言,它是末日审判中被判有罪的极度恐惧.而对古罗马人而言……他们所恐惧者是无价值、不道德的行为……现代英国人……是一种对‘不成功’、不赚钱、没有名气与地位的恐惧——尤其是对不赚钱的恐惧.”而这一切,被认为归根结底是无神论、怀疑论盛行的结果.卡莱尔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称为怀疑论、无神论,无神论使人们不再畏惧上帝的末日审判,从而使挣脱了道德的束缚,人们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物质,可以为所欲为.战争、欺骗、敲诈,种种罪恶由此而生.当时在欧洲游学的辜鸿铭既能有机会亲眼目睹现代物质文明之种种“痼疾”,又有卡莱尔的言传身教,自然不会对物质文明抱有好感.

浪漫主义者在批判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苦苦寻找着出路.“回到自然”与“回到中世纪”成为浪漫主义的两大口号.对他们来说,自然,既是逃离现实人生的避难所,又与上帝同一.这在华兹华斯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中尤其明显.自然代表了精神、情感、灵性与美,与人类创造的技术性的、物化的物质世界相对.因此,“回归自然”也就是回归精神与神性,企望通过审美人格的重建走向自由之路.人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人和现实社会的审美解放,是这一派浪漫主义者思考的中心问题,如德意志浪漫哲学.倾向“回到中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则企望唤醒人们日渐沉沦的道德良知,重塑道德人格,从而恢复中世纪的道德秩序.这些浪漫主义者不仅洁身自好,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而且诲人不倦,著书立说,向世人进行道德说教,如卡莱尔.值得说明的是,浪漫主义者并没有将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作为对立的两端,在他们看来,要使人性臻于和谐、完美,必然涵盖道德与审美的双重修养,正如美与善本身就不可分.这两派浪漫主义者在其著述中的偏重有所不同.而无论是审美人格还是道德人格,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以人为本,恢复人的精神性,对抗启蒙理性造成的人的物化.这种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灵魂、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深刻影响了辜鸿铭对文明的判断标准:在其代表作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汉译名为《中国人的精神》或《春秋大义》)“序言”里开宗明义,判断一个文明好坏、优劣的标准不在其交通有多便利、桥梁有多坚固,而是要看这一文明培养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也就是说,真正的文明,乃是精神高于物质、人高于物,人的精神、人的价值才是文明的最终目标.而“优雅的人”正是辜鸿铭为拯救中西文明设计的理想人格.对人的精神性的关注与拯救,既是浪漫主义思潮的根本精神,也是辜氏学说的根本精神.

二、欧洲浪漫主义“乌托邦”情结的影响

对西方物质文明,即本土文明失望之余,许多浪漫主义者把目光投向异国,中国的古老文明成了他们乌托邦理想的寄托和美好远景的投射.如柯勒律支的《忽必烈汗》,全诗以中国元朝皇帝下令建造逍遥宫开始,诗人把这座宫殿描写得美轮美奂:人造的宫殿与自然的美景交相辉映,奏乐唱歌的阿比西尼亚少女和充满灵感的诗人,这正是柯勒律支借异国情调寄托自己的想象与憧憬.哥德也对东方文化极为欣赏,尤其是儒家文化,素有“魏玛的孔夫子之称”.儒家的道德学说、中庸、节制原则更为他称道.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是哥德模仿中国古典诗词的佳作:

我沉溺于古时的梦想,

与花相亲,代替娇娘,

与树倾谈,代替贤哲,

倘使这还不值得称赏,

那就召来众多的童仆,

让他们站立一旁,

在绿野里将我等伺候,

捧来画笔、丹青、酒浆.

所谓“与树倾谈,代替贤哲”暗合儒家的“比德说”——中国的“岁寒三友”正是以树喻人之德性.所谓“召来童仆在绿野里等候,捧来画笔、丹青、酒浆”正是中国士大夫“陶情诗酒”、“寄兴林泉”的闲情逸致.而这一切又是哥德“沉溺于古时的梦想”,他对中国的向往于此可见一斑.第十一首、第十四首又隐隐闪烁着儒家哲学的光芒:

“放心吧!世间还有

常存的法则永恒不变,

循着它,蔷薇与百合

开花繁衍.”

(杨武能译)

“永恒不变常存的法则”相当于儒家的“道”,在儒家看来,天道与人道是合而为一的,支配蔷薇、百合开花繁衍的“道”,也支配着人类社会人事的更迭、历史的兴衰,故循着同一个“道”,人与自然也是相亲相洽的,这个终极意义上的“道”,即“永恒不变常存的法则”就是道德律.哥德认为中国人在儒家哲学的指导下,过着纯洁的道德生活.这些道德原则也指导着中国人与自然相亲相洽,实践了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与哥德一样,爱默生对儒家文明充满赞赏.在他的选集中,爱默生引用的“四书”内容多达五十几条.1843年是爱默生在汉学上的丰收年,他读完戴维·科利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使命出版社),亲切地称为“我的中国书”,同年《日晷》10月号上,又刊载了长达六页的“四书”语录.辜鸿铭对浪漫派的诗作极为熟悉,常常信手拈来,穿插在他的文章中,可以想见,当他读到柯勒律支等人描写中国的华美篇章时,看到他敬仰的诸位大师,卡莱尔、哥德、爱默生等人都对中华文明赞赏有加,这些因素都会促进他向中华传统文明的回归.

三、浪漫主义“天才”观的影响

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天才崇拜.启蒙理性强调的普遍理性,必然导致普遍性对个性的压制.如文学领域,17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古典主义推崇典范、推崇经典,在文学创作上,以模仿经典为第一原则,文学批评也遵循一套极严格的标准,如戏剧的“三一律”.这种对规范的强调、对经典的模拟一方面束缚了诗人的创造力与想象,一方面又使个人情感必须屈从于普遍理性.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现实不可能被封闭在一整套的公式中,事物中的创新因素、变化因素层出不穷.浪漫主义者呼吁天才与独创性,对抗古典主义的机械模仿和不自然的规范.“回到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情感的自我挣脱理性自我、普遍自我的枷锁,解放自身.然而,当所有的标准被打破,什么是天才?什么是独创性?也没有了衡量、界定的标准.许多浪漫主义者形成一种这样的信念,即天才隐藏于原始和无意识领域,他们把情感的自发性当成灵感的自然流露,把个人的古怪任性等同于天才的与众不同,即独创性.这使许多浪漫主义者由天才崇拜转为个人崇拜,常自诩为天才,甚至以先知自命.试看华兹华斯的这段话:“我是一个被选的儿子,/迄今我已拥有神圣的力量/和才能,无论在工作还是在感觉:/我都在理解所有的感情/无论何时,何地,任何季节,都给我留下/外在宇宙的各种印象,/就像凭着我精神的力量在改变……”,这既是华兹华斯夫子自道,也是许多浪漫主义者的心声.而拜伦、卡莱尔等人的英雄情结实质也是一种天才崇拜、个人崇拜.拜伦的作品以其塑造的一系列孤傲、自负、叛逆、敢于睥睨传统的“拜伦式英雄”为人称道,卡莱尔更是把英雄与英雄崇拜作为拯救世界的良方.这种天才崇拜、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又形成了对个人怪癖的追求与欣赏.许多浪漫主义者更以怪言怪行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对此,白璧德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十八世纪独创性天才反叛模拟、反叛法则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场极端到与疯狂几乎或完全没有区别的怪癖”.如雨果,“雨果夸大了自己童年时的孤独无助(‘人人抛弃了他,甚至他母亲’),只是为了使自己以后的成功显得更加辉煌”;夏多布里昂更持这样一种信仰:“一个人要想表现出天才和独创性,就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不合常规的、剧烈的,甚至在发型设计上也是如此.”爱伦坡引用布封的一句格言:“任何极端的美在比例上都有某种奇特性”,这句话经波德莱尔的宣传,在法国就被理解为:一个人变得越奇异,他就越接近完美.“因此,”白璧德总结道:“浪漫主义的天才指责正常人是平庸之辈,与此同时,既然他不能取悦于这平庸之人,他就寻求使其震惊,并且通过极其激烈的怪癖吸引平庸之人的注意.”白璧德对浪漫主义天才崇拜的评价或许过于偏颇,然而,浪漫主义者多怪癖怪杰,是不争的事实.无独有偶,辜鸿铭在中国文化史上也以怪言怪行流传于世:他的“茶杯茶壶”理论——既然一个茶壶要配四个茶杯,一个男人自然也需要几个女人来配,所以纳妾制是应当的;他对缠过小脚女人的偏爱;他认为“随地吐痰”也是中国人文明的表现等.除好作惊人之语、惊人之举,辜氏性格十分自负、孤傲,对许多同时代的文化人物很不以为然,如认为严复的学问不如他,又批评胡适“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鸿铭从十一岁到二十四岁这段时间一直在欧洲游学.这正是一个人的性格、心理、气质的成型期,浪漫主义思潮又正是辜鸿铭置身于其中的热浪滔天的时代潮流,辜氏的古怪、自负等性格的养成,除了天生禀赋等先天性原因,浪漫主义的天才崇拜、对怪人怪癖的追求也起到了后天的催化、熏陶作用.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一种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见诸于辜鸿铭的思想学说之中,还见诸于他的个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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