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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自撰墓志文的叙事特点与其文学意义
杨向奎
（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关键词：古代墓志；亲属自撰；叙事特点；文学意义；隐含读者；墓志变体
摘 要：亲属自撰是指丧葬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不请托他人而自己为墓主撰写的墓志文或撰作过程.无论血缘还是伦理,成年子嗣都理应是父母丧葬的主持者,子为父母撰文的比例在亲属自撰中相应最高.亲属自撰有自愿和被迫两种情形,自撰者心中常有顾虑,这源自传统的避嫌自夸心理.因撰者与墓主情感深厚、关系亲密,又因与请托撰文的隐含读者存在差异,亲属自撰具有抒情浓郁、细节私密、隐含读者独特等特点.这些特点在深化墓志的抒情功能、促进墓志人物个性化以及催生墓志变体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062-06
按照写作过程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中国古代墓志可分为撰文、请托撰文、亲属自撰、墓主自撰等种类.亲属自撰是指丧葬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不请托他人而自己为墓主撰写的墓志文或撰作过程.它不同于撰文自上而下的写作动机,也不同于请托撰文的请托特点.非命令非请托情形下的自觉撰写是其最主要特征.之所以用“自撰”,而不用“撰文”一词,其目的在于与请托亲属撰文相区别,请托亲属,就创作主体而言,与请托非亲属无实质区别,都是受请而非自觉.撰文、请托撰文的一些特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譹?訛,墓主自撰以往学界研究较多,故不赘.有关亲属自撰的讨论较少,今不揣浅陋,略论亲属自撰墓志文的类型、自撰原因、叙事特点、文学意义等.盛唐以前的墓志撰者很少在文中表露有关撰文方式的信息,唐以后的墓志在写法上基本维持着中晚唐开创的格局,介于如此事实,故本文例证以中晚唐为主,略涉其它时代的墓志.
一、亲属自撰的常见类型
至亲自撰最为常见,有子为父母、父为子女,夫为妻妾、妻为丈夫,兄为妹弟、弟为兄姊等.其表象特征是关系越亲近,撰文的总体数量越多.如女婿在五服中为义服缌麻,所服最轻,以其为外族也,堂侄于五服为小功,比女婿要重,但女婿情在至亲,比堂侄要亲,女婿自撰就比堂侄自撰多见.无论血缘还是伦理,成年子嗣自然是父母丧葬的主持者,相应子为父母撰文的比例在至亲自撰中就最高.但在无子、子幼、子卒、子病、子在外等情况下,丧葬的重担就落在了诸如父亲、丈夫、兄弟、女婿或侄子等亲属身上,这就为他们自撰提供了机会.
父亲自撰对象多是未婚或婚娶不久的年轻子女,他们没有子嗣或子嗣尚幼.如开元廿一年（733）的《唐故宣德郎骁骑尉淄川县开国子泉君志铭》,署“父光禄大夫卫尉卿上柱国卞国公隐撰文”,志主泉毖,春秋二十有二,虽已婚娶,志文未提子嗣,或许无子或子幼,父自撰当和此有关.再如唐德宗贞元年间的《赵郡李氏殇女墓石记》,文曰“父藩,秘书省秘书郎”,文后附记：“贞元十七年十二月三日秘书省秘书郎李藩记.”可见父亲撰文.墓主卒时十六,未婚嫁,由父亲李藩主持葬事?譻?訛.若再细分,男女依然有别,男子婚后卒逝还可见其父自撰墓志的例子,女子婚后卒逝其父自撰的例子就很罕见了,因为女子婚后所“天”由其父变成了其夫.在子幼或无子嗣的情况下,他们的墓志就多有丈夫请托或自撰了.
丈夫自撰多发生在妻妾壮年丧逝或老年无子（丧子）的情况下.如唐玄宗天宝五载（746）的《大唐右卫仓曹参军摄监察御史太原郭密之故妻京兆韦氏墓志铭并序》,署“郭密之撰文并书”,韦氏卒时廿八岁,生二男三女,“皆佩觿之年”.《诗经·卫风·芄兰》有“芄兰之支,童子佩觿”句,“佩觿”指年幼.天宝十二载（753）的《亡妻侯氏墓志铭并序》,署“夫车谔撰文”,侯氏卒时春秋五十又六,已经不算壮年.文曰：“嗣子孚,十□法律擢第.虽学袭聚萤,而夭随颜氏,苗而不秀,未齿先殂,次东茔也.?丧子,成为丈夫自撰的原因.当然,除了无子、子幼、丧子等的影响,夫妻感情也是丈夫自撰的动因之一.如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的《故南安郡夫人赠才人仇氏墓志铭并序》,署“御制”.作为有着无上权威的皇帝,自然不需要主持丧葬,也不需要亲自撰写墓志,这一切交给有司就可以了,但宣宗却亲自撰写,从文中的反复嗟叹及“吾怀伤叹,加以涕零,感想恸之,哀而长往”的抒发,可看出自撰源于真情.
兄弟、女婿、侄子、外甥自撰墓志,发生的情形和以上相类,不再赘述.总之,作为丧葬的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他们可以请托他人,也可以自己为亲人撰写墓志,选择前者的属于请托撰文,选择后者就属于亲属自撰.因此,亲属自撰的主体重点是就丧葬的主持者和重要参与者而言的.在通常情况下,子嗣是自然的丧葬主持者,但当无子（包括未婚）或子无能力主持的情况下,主持丧葬的任务可能就由父亲、丈夫、兄弟、女婿、侄子等亲属中的某一位来承担.他们承担这个任务时可以请托他人撰写墓志,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自觉为亲属撰写了墓志,这就是子嗣以外的亲属自撰发生的基本情形.
二、亲属自撰的原因及心态
主持丧葬的亲属为什么不请托他人,他们是在怎样的状态下承担墓志撰写的呢？大概有被迫和自愿两种情况.被迫自撰指的是内心有请托的意愿,但迫于客观条件,不得不自己撰写.被迫自撰有多种情形,或碍于财力、或迫于时间、或阻于人情、或遵照遗托、或依从祖训、或唯恐遗略等.如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唐故扬府兵曹参军陇西县开国公先府君墓志》,志文由其子李士衡撰写,曰：“呜呼！顷以时艰道阻,旅寄殊方.两茔隔楚越之遥,万里历江淮之险.家贫身贱,情苦愿乖.礼有从宜,号乞集事.既遵简俭,多阙具仪.无金帛以假人,故铭志而自述.”?譿?訛请人撰志,要假以金帛,这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确是难为之事,在此情况下,亲属不得不自撰.有时还因葬时紧迫而无暇请托.如开成二年（837）的《有唐故河中府参军范阳卢公改葬墓志铭并序》,在无子且女早逝的情况下,侄翱主持迁葬事.文曰：“况复亲知在外,不及远求著述.孤子侄翱,惧临事废阙,触情迷谬,故揽涕援笔,直书铭曰.”?讀?訛亲知在外、不及远求,又惧临事废阙,只得自撰.也有阻于人情,请托未得而自撰者.如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八月的《唐故朝议郎行扬州大都督府法曹参军京兆韦府君墓志文》,孤子式己□记,文云：“孤子式己,鞠□□□,□侍慈亲,两妹未归,一身孤立,造诣亲友,求志泉扃,词□□从,□无以托,是敢血笔书石,用备礼仪.”志石残泐,但仍能确定是在请托未果的情况下被迫自撰的?讁?訛.也有遵从遗托或祖训而自撰者.如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的《唐故通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赐紫金鱼袋赠陕州大都督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孤子将仕郎前守集贤殿秘书郎温撰.文曰：“公先茔碑志,皆自撰述,常戒后代,必无假人,欲以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芜.孤子温适奉前训,泣为铭曰……”虽先茔碑志是因欲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芜而自撰,但吕温为父亲自撰却是因为“适奉前训”.这是遵从祖训自撰的例子.再如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左□武军将军秦公故夫人弘农杨氏墓志铭并序》,男乡贡进士宗衡撰,文曰：“宗衡奉遗命曰：陵谷不常,可记贞石.遂扶力强述,是以质而不文.”可见此文乃受遗托而撰.另有自撰者认为,亲属最为熟悉志主行迹,而他人未知或多有遗略,故而自撰.如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的《明孺人刘母史氏合葬墓志》,撰者署于文后：“不肖男之显泣血谨志.”文中表明自撰心迹曰：“独计□母生平懿行,何忍泯灭.但妇行不逾闺阃,又安敢邀惠名笔.惟取不肖所闻□□者,谨勒诸石焉.”是不是托词,今日已难以断定,但给出的理由是“妇行不逾闺阃”,因他人未知被迫自撰.
自愿状态下的自撰是指没有外在因素的促使或强迫,而是由撰者自己主动承担的撰文.理由也有多种情形,或因看重实录,或图抒发哀敬、或为竭尽孝道.有些亲属撰者认为,墓志贵传实录,能如实记录志主事迹德行即可,不需要请托能文之士.如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的《唐故中散大夫荥阳郡长史崔府君故夫人文水县君太原王氏墓志》,文尾曰：“诸孤等号泣昊天,死亡无日,先君真宅,敬祔尊灵.君仲之哀,期于没齿；子高之泣,宁止终丧.词不假人,贵传实录,忍哀纪事,岂曰言文.”?輥?輰?訛据此判断,撰文者当为子嗣之一,自撰源于对墓志文体性质的认识：贵传实录,不用言文.还有一些亲属通过自撰墓志的方式来抒发哀伤之情.如唐玄宗开元廿七年（739）的《室人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宁远将军守右司御率上柱国张令晖文,文有“吾室人”“吾以伉俪情重”语,可知乃夫撰文.文尾曰：“吾以伉俪情重,具物送终,死而有灵,知吾志矣.”亲撰墓志,以期王氏知之,实则通过墓志抒发对王氏的想念之情、悲悼之心.有的亲属把自撰与孝子尽孝联系在一起,认为亲自为父母撰写墓志乃孝子之节、自尽之义.如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的《唐太原府司录先府君墓志铭并序》,第二子前大理评事杞谨撰并书,文尾曰：“於戏！撰德行存图史,诚孝子之节,著志铭幽础,衔酷何申？”把自撰看做是尽孝子之节?輥?輲?訛.再如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的《秘书监致仕穆玄堂志》,志主穆宁,其子穆员撰文,文曰：“赞等惟刻石识墓,非周孔之训,宋齐以来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不可阙也.太夫人河东郡太夫人命曰：‘礼经三月之事,所以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者,盖孝子自尽之谓.’然则自尽之大,莫大于纪述平素,贻简幽明.假词他人,不足以厌自尽之义.”自撰是为了满足“自尽之义”.“自尽”指孝子尽孝,须发自本心,竭尽其力.赋予孝子自撰丰富的道德意义.
纵向来看,被迫自撰的数量大于自愿自撰.被迫自撰在解释自撰原因时常常饱含如果条件允许也会请托的言外之意,这多半源自一种避嫌自夸的心理.唐宪宗元和四年（809）的《大唐故宣州司功参军魏府君墓志铭并序》,志主魏邈,志文由其长子匡赞自撰,文曰：“匡赞所不以斯文托于人,以其情地崩迫,冀其纪事之明也.虽赞父之德则为宠亲,而内举不避,且旌善人.”请托他人,怕纪事不明,故而自撰,本来合情合理,却还要辩白.撰者的这些顾虑反映了请托撰文观念的深入人心.
正因为请托撰文观念的根深蒂固,当外在影响因素减弱或消失时,被迫自撰墓志的数量就会减少.整体观照中国古代墓志,同一区域相比,亲属自撰墓志在唐代以后是逐渐减少的.分析其中的原因,至少有这两个方面：一、读书人数量的增加,储备了大量的墓志作者,请托撰文的困难减轻.据徐松《登科记考》逐年标注的登科数字统计,唐、五代进士的总数在7000人以上,因有些年份失考而不注人数,这是个最为保守的统计数字.但加上明经、秀才、制举、上书拜官、上封拜官、赐及第等,总数也仅在三万人以上,这是唐、五代三百四十多年科举的基本阵容.但到了明代,仅登科进士的总数就达到了24595人.加上南明,明朝也就280多年,时间比唐、五代短,进士人数却是它的三倍还要多.登科人数只是冰山一角,在它背后有着不知要多出多少倍的未登科者.登科士人及其背后的未登科群体,一起成为请托撰文的受托者,因其人数众多,不难寻觅,从而降低请托撰文的难度；二、行状的广泛使用,为请托撰文素材提供带来了便利,这也大大降低了请托撰文的难度,同时也减轻了唯恐请托他人有所遗略者的顾虑.据清编《全唐文》和出土的唐墓志观察,在唐代,通过行状为撰者提供素材的方式并不普遍,撰者获取素材的方式有自己回忆、他人口头讲述、书信转达、提供行状等多种形式.这表明,通过行状为撰志者提供素材的途径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主流.北宋及以后使用行状为撰者提供写作素材的方式开始流行,请托熟知志主的作者撰写墓志,很多也提供行状.如明世宗嘉靖二十四（1545）年的《明故西麓先生刘公墓志铭》,文曰：“子桢辈衰偕其弟廩生棐,捧状来泣曰：顷先君临终遗命曰：礼有志铭,吾无积德.若吾志莫若请于滑东先生,盖知我者也.孤等敢乞一言垂不朽.言已又泣.呜呼！余夙为老先生爱,兹复曰知.方感恸弗暇,顾敢铭也？谨按状……”主临终托付知音撰文,可见二者熟知,但仍用行状.
三、亲属自撰的叙事特点
与撰文、请托撰文、墓主自撰相比,亲属自撰墓志有着独特的叙事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浓郁的抒情.亲属自撰的撰者大多是志主至亲,失去亲人的悲伤程度,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亲属自撰与请托撰文相比,就多了许多情感抒发.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十二月的《大唐河东裴氏室女墓志》,以讳字、生年、卒年、葬日开头,接以厥父“衔痛申哀,为之志曰”,引出志文的主体部分.曰：“呜呼,吾承德绪,尔有懿范,宜其福寿,以昌他门.逮及笄年,遂生微疾,俟其瘳疗复,将使从人.累岁绵绵,勿药无效,竟乖吾志,有负尔身.”按照善有余庆的观念,前承德绪,生有懿范,本应昌盛福寿,而如今却不是那样.一个“呜呼”,包含了多少无奈、质疑与悲伤.“尔有懿范”,用第二人称叙事,更像一个颓唐的父亲在面对着爱女的亡灵诉说着失望与愧疚.下接夫人李氏对亡女的照顾：“洎弥留仅月,恤问无时,尝膳求医,以昼及夜.”但结果还是“药术罔应,精魂永归”.精心照料、竭尽所能,最终还是无力回天.行文至此,作者的无奈之情达到极致,终幻化为一句问天之语：“彼苍者天,生尔何意？”如泣如诉,深沉悲痛,志文主体几乎都在抒情.类似的还有韩愈撰《女挐圹铭》,开头曰：“女挐,韩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后接以自己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谏佛骨,忤上意,斥之潮州事,“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瘞道南山下”.墓志虽是因五年后迁窆河南之河阳韩氏墓而撰,但那种因自己仗义执言而给家人带来灾祸的无奈与愧疚仍充溢于字里行间.曾国藩评其为“自然沉痛”,当是指看似冷静的叙述背后所隐藏的这种浓郁悲情?輦?輯?訛.当然,请托其他亲朋撰文,文中有时也有情感抒发,但大多没有亲属自撰来得深沉悲痛.
2. 私密的细节.自撰的亲属因其是至亲,所以有长期和志主生活在一起的机会,对其生平事迹的熟悉程度,是其他类别的撰者所难以达到的.因此,亲属自撰与请托撰文相比,就多了许多关于志主家庭生活细节的描写.请托其他亲属,文中有时也有传神的细节,但这些多半是交往所见、他人所述或行状所供,具有“私密性”的家庭日常生活细节他们却难以亲眼睹见,尤其对于古代女性志主,更是如此.如唐武宗会昌元年（841）的《荥阳郑夫人墓志铭》,由其夫杨牢撰文,文中写了别姊、庶子、卜命几事.如别姊,先写郑氏“性闲默澹重,不喜华饰,每亲戚会集,以一出户犹登山涉江”,后拈出郑氏之姊既寡,告别适淮海,以车舆招之,语分离,郑氏以圣人之教推辞,终其姊“遂就其家而诀去”.再如庶子,杨牢三十于外有子,龆龀之龄郑氏尚不知,一日为侍婢失语说破,牢“甚愧恐”,夫人曰：“久以君无男,用忧几成病,今则□□当贺,奈何愧为？因以锦缬二幅赏侍儿能言,不弃隔我子于外,早令知母恩.内此婢,遂收养之.”类似这样的闺阁之事,非其夫君又有谁知？既知,又有谁能细致无遗、略无忌惮地把它写入墓志之内？只有丈夫自撰才能如此.
3. 独特的隐含读者.根据西方接受美学的见解,一部作品完成之后,为读者接受之前,其中已隐含着读者,即作者预想出来的他的作品问世以后,可能出现的或应该出现的读者,此即“隐含的读者”.隐含的读者影响乃至决定作品的构思、风格等要素的形成,促使作者自觉地偏重或回避一些问题.古人镌刻墓志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以防陵谷迁变；将亲人德善功烈传于无穷.依据这两个目的,其最终的隐含读者应是后世发现墓志的人.但对于请托撰文,笔者以为除了最终的隐含读者之外,尚有切近的隐含读者,他就是墓志撰文的请托者.即墓志撰者在撰文之时,他一定会预想到他的作品问世以后,请托者应该是第一个读者.作为隐含读者的请托者,会影响乃至决定墓志文的纪事要素、风格等.如唐德宗贞元八年（792）的《唐故给事郎守永州司马赐绯鱼袋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并序》,前乡贡进士赵佶撰,志主卢峤,贞元七年五月终于沣州仙丘里之私第,八月,其妻崔氏奉丧归葬河洛,明年二月宅神于河南县万安山.嗣子嘉瑗,不幸早世,有子曰立.文尾曰：“犹子载,广孝根天,执丧逾礼,泣次遗懿,愿树芳猷,以佶尝业于儒,曾学旧史,表能旌美,见征斯文……”?輦?輱?訛之所以特别点出卢载并赞颂之,除他是葬事的主持者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因他是墓志撰文的请托者,是切近的隐含读者,这可视作隐含读者影响了记事要素的例证.
与请托撰文相比,亲属自撰的撰者既是葬事的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又是撰文者,因此,有的亲属自撰墓志就没有切近的隐含读者,或者说这个切近的隐含读者根本就是撰者自己.有的虽有切近的隐含读者,但多是死者的魂灵或家中特殊的亲人.如上揭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十二月的《大唐河东裴氏室女墓志》,其父撰文,由“尔有懿范”“收尔自外”“生尔何意”“是知由尔曹之命也”等语句可以断定,此文的隐含读者乃亡女琪儿,第二人称叙事的使用及如泣如诉的抒情,都是由这一隐含读者决定的.再如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的《唐故试太常寺奉礼郎赵郡李府君墓志文》,亲弟前守大学助教绅撰文,陆心源《唐文拾遗》卷二八收入此文,残泐较甚,此据录文相对完整的《唐代墓志汇编》.志主李继,元和四年终于常州无锡县寓居,至十一年七月其弟绅启奉归于长安白鹿原陪祔伯父郫县府君茔之后.绝嗣,有女二人,一已有行,一女犹室,迁葬之事由李绅操办.文末曰：“崔嫂以信乎巫神,不护灵旄,可为痛哉！敢志于石,用告幽壤.谨志.博陵不义不顺,不奔不护,明神有知,终不得祔.”?輦?輲?訛据“用告幽壤”“明神有知”判断,志主李继是此文的隐含读者之一.上引这段话是撰者在向李继控告崔氏信乎巫神、不义不顺的罪过.李绅主持葬事,亲自撰文,才可能有这样的叙事,请托撰文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在墓志中控诉孝家成员罪过的现象的.
在名家自撰中,也有这种因隐含读者的影响而改变叙事规则的显例.如欧阳修撰《薛质夫墓志铭》,欧阳修乃质夫妹夫,质夫其父乃资政殿学士、赠礼部尚书简肃公,母曰金城夫人赵氏.文章以讳字开头,接以族出、履历等,甚为简洁,其后转入对质夫两娶而无子的议论：先批判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非万世之通论,应有所区别.不娶无后,罪之大者可也；娶而无子与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者,其可哀不可为罪.接着说明质夫属于后者,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进而推衍开来,自古贤人君子未必皆有后,其功德名誉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孙而传也.最终得出恶者有后而无益,为善虽无后而不朽的结论.作者打破常规,把大段议论作为墓志重心,这和隐含读者有关：“常哀质夫之贤而不幸,伤简肃公之绝世,闵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为斯言,庶几以慰其存亡者已.”存者指金城夫人,亡者指简肃公和质夫,他们共同成为欧阳修预想的隐含读者,为了安慰他们,才有文中那大段议论.质夫无子,简肃公早亡,金城夫人年迈,欧阳修自然就成了丧葬的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这篇墓志可断为亲属自撰?輦?輳?訛.把被“伤”“闵”者视作隐含读者,决定了此文议论为主的结构布局.
四、亲属自撰的文学意义
亲属自撰墓志的撰者既是丧葬的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又是墓志的撰写者,因其与志主关系亲密、情感深厚,又因其与请托撰文的隐含读者存在某些差异,致使亲属自撰出现了一些与撰文、请托撰文不同的叙事特点,这些叙事特点有其独特的文学意义.
墓志最基本的功能是记录.古人有明确的沧桑意识,认为坟茔虽固,也难抵陵谷变迁,因此有必要志墓之所在,记人之名号.如永徽三年（652）的《赵才墓志》云：“恐年代浸远,陵谷推移,勒兹玄石,志其所在.”万岁通天二年（697）的《安旻墓志》曰：“恐田成碧海,水变苍山,故勒金铭,纪其名号.”其次是传颂功能.古人早就有追求不朽的意识,同时古人又意识到,若求之不朽,莫如借助金石.金石可以传之久远的特性,使普通人不朽成为可能.因此,许多墓志都在志铭中表达了借助金石传之不朽的愿望.如贞观二年（628）的《安定胡府君墓志》云：“将恐山崩川徙,余美无传,勒石镌金,庶几不朽.”开元廿三年（735）的《大唐故可左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白府君墓志铭并序》云：“恐百代之后,湮灭不称,敢勒石以藏勋庸,庶将来而不泯.”?輦?輶?訛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人们赋予墓志的传颂功能.墓志的记录功能与传颂功能,出现较早,尤其是记录功能,更是墓志最基本的功能.但在亲属自撰的墓志中抒情成为常见现象,这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墓志的抒情功能,抒情功能的拓展与深化成为墓志文学化过程中的重要促进力量.
在论及庾信碑志文时,钱钟书云：“情文无自,应接未遑,造语谋篇,自相蹈袭.虽按其题,各人自具姓名,而观其文,通套莫分彼此.惟男之于女,扑朔迷离,貂婵兜牟,尚易辨别而已.斯如宋以后科举应酬文字之所谓‘活套’,固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輦?輷?訛其中“惟男之于女,扑朔迷离,貂婵兜牟,尚易辨别而已”,就是说庾信笔下的碑志人物形象缺乏个性,只能分辨男女,其他就给人留不下什么印象了,所论甚是.不但庾信碑志文如此,与之同时及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碑志文都如此.虽然汉魏六朝以来碑刻墓志委婉语的大量使用,浸透着汉民族生死观念及其礼仪精,但缺乏有个性的细节描写恐怕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亲属自撰详叙细节,并多写他人未知的私密生活细节,这自然会带来艺术冲击力,从而凸显出志主的人物个性.就这点而言,亲属自撰墓志文客观上促进了墓志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这在墓志发展变迁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墓志铭）其为文则有正、变二体,正体唯叙事实,变体则因叙事而加议论焉.”?輧?輯?訛笔者认为叙事加议论只是变体之一种,叙事加抒情,叙事加控诉某人,都是变体.墓志作为饰终之物,有称美弗称恶的特性,以此尽其孝子慈孙之心,以孝子慈孙为代表的亲属对墓志的题材和写法都不是被动接受的,他们有着自己的诉求,当亲属对请托撰文不满意时,他们往往利用墓志书丹或刻石的机会进行修改,亲属对请托撰文修改的现象普遍存在?輧?輰?訛.如上揭李绅撰《李继墓志》,在文中谴责李继妻崔氏,若是请托撰文,谴责的语句必定会遭到李继亲属的删芟或修改.只有在亲属自撰时此种情形才不会被质疑,从而才会有顺利刻石的可能.欧阳修撰《薛质夫墓志铭》中的大段议论也如此,若非欧阳修主持丧葬且亲自撰文,孝家对这种写法恐很难接受.撰文有较高的自由度,且所撰墓志变体能够顺利刻石,就这一点而言,亲属自撰客观上促进了墓志变体的发生.换句话说,破体与变体是文体发展的必然,在墓志文体的发展过程中,亲属及其自撰墓志文,是促进墓志变体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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