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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顷堂藏书和《千顷堂书目》关系考述
千顷堂藏书是黄居中、黄虞稷父子收藏之图书.黄居中笃志好学,爱书成癖,致力于藏书,是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名曰“千顷斋”,藏书总量达“六万余卷”[1].明末政局混乱,战事频仍,黄氏辞官于家,潜心读书.黄虞稷深受家学熏陶,自幼勤奋好学,喜藏书,在其父藏书基础上,增而益之,编纂《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稿》两部目录学著作,是我国重要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
1 研究综述
我国传统目录学专著多于私家书目部分对《千顷堂书目》进行综合性论述；或因其与《明史·艺文志》的渊源,于史志目录部分论述《明史·艺文志》时概而述之.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收录《<千顷堂书目>考》一文,对《千顷堂书目》进行专题研究[2].王重民诸多论述及观点成为后世学者研究该书之阶梯.
1.1 黄虞稷及藏书
张明华的《黄虞稷和千顷堂书目》[3]、宾莹的《黄虞稷研究》[4]以及毛文鳌的《黄虞稷年谱稿略》[5]对黄虞稷所处的时代背景、家世、藏书、交游等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宾莹还对黄虞稷存世的诗文进行了考察.李庆的《黄虞稷家世及生平考略》[6]、毛文鳌的《黄虞稷年谱稿略》均从黄虞稷一生的经历着手,对其所处的时代风貌、家世渊源、社会关系、生平交往等予以考察.毛文鳌在编纂黄氏年谱的基础上还对黄虞稷的人生观、学术及文献学思想进行了论述.
藏书方面,翁海珠的《明末清初泉州黄氏父子藏书家》[7]、梁转琴的《黄虞稷及其<千顷堂书目>考论》[8]对黄虞稷的家世及藏书进行了论述.毛文鳌的《黄虞稷藏书考略》阐述了黄虞稷藏书来源、藏书内容、藏书楼建制、藏书管理与流通等内容,认为千顷堂藏书具有卷帙繁多、注重学与用的结合、善本数量众多、各类目藏书具有特色和系统性、收藏部分外国人著作等特点[9].然而上述特点和内容来自于其他史料的记载,未能与《千顷堂书目》具体著录情况相结合.
1.2 《千顷堂书目》的性质
关于《千顷堂书目》的性质,不同学者先后有私家藏书目录、史志书目、知见性书目、专题书目等观点.《千顷堂书目》以黄氏藏书楼“千顷堂”命名,加之多数目录学著作又将其置于私家书目部分进行介绍,故有不少学者习惯性认为《千顷堂书目》是私家书目,更有学者认为是黄氏私家藏书目录.诸如,胡春年的《<千顷堂书目>及其学术价值》认为明清时期的著名藏书目录首先是以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为代表[10]；魏思玲的《论黄虞稷的目录学成就》提及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作为私人藏书目录,体例严整,具有创造性,开著录一代著述之先例[11]；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认为明代私家目录较多,《千顷堂书目》是其中最有典则可以取法者,同时又指出《千顷堂书目》虽为私家目录,但又兼具史家目录之性质[12].此外,蒋伯潜的《校雠目录学纂要》[13]、周少川的《古籍目录》[14]在谈到明代私家藏书目录时,均列有此目.程千帆、徐有富的《校雌广义·目录编》认为明人得书较易于宋元,私人藏书目录得到了蓬勃发展,现存主要有十二家,《千顷堂书目》正列于其中[15].
也有学者认为,《千顷堂书目》效法阮孝绪《七录》和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做法,博采他家书目之著录,无论存佚一并收入,目的在于使其成为专记明代著述的艺文志,并不局限于自家所藏,故并非藏书目录,如昌彼得的《版本目录学论丛》、李日刚的《中国目录学》等.日本的长泽规矩也著《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也认为《千顷堂书目》非藏书目录[16].上述学者否定《千顷堂书目》是一部私家藏书目录,但没有明确《千顷堂书目》与千顷堂藏书之间的关系.
《千顷堂书目》书目性质之混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现有私家书目、官修书目、史志书目的划分体系下无从准确入类；二是因为对千顷堂藏书与《千顷堂书目》关系认识不清,不能明确两者间的差异与关系.本文拟对两者关系进行梳理和考述.
2 千顷堂藏书来源
黄虞稷藏书,乃于其父黄居中家藏图书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来.黄居中一生痴迷读书、酷爱藏书.四十五年的学官生涯,自身学识不断提高,同时也接触到大量典籍；加之对书籍的渴求及有意搜集,先后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书籍.甚至在求书遇到困难时,黄居中还亲笔抄录.弃官之后,黄居中于家中专心读书治学,广泛搜求各类书籍.经过数十载潜心搜集,千顷斋藏书达六万余卷,臻于极盛,为当时学者所称道.
虽历经明末清初之战乱,黄居中藏书传至其子虞稷手中后,数量非但没有因战乱和时局的影响而减少,反而还不断扩充.明末之江南,战火纷飞,焚烧掠夺不断,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书籍更是存亡于旦夕之间.如此艰难乱世,黄虞稷依然能够坚守先辈留下之典籍,实属不易.且还在此基础上增而益之,将黄氏藏书增至“八万卷”[17].钱谦益曾叹曰：“岂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护而能若是与？”[18]叶昌炽感叹：“玉笈珠囊制骆驼,犹仪未较竹居多.父子藏书处,石户分明有鬼河.”[19]千顷斋藏书自当是没有任何神灵护佑的,能于乱世屹立不倒,与黄氏父子百年如一日的坚持搜求和守书的精神分不开.
黄虞稷承父居中六万余卷藏书,又通过购买、翻刻、抄录等方式增而益之.其与父亲黄居中一样,嗜书如命,衣食所余,皆用以购书.钱谦益常去千顷斋看书,曾作《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记载：“仲子来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读书,老而弥笃,自为举子以迄学宫,脩脯所入,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寝食坐卧,晏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20]虞稷既是藏书家,又是学者,访书的同时,还校证刊刻了诸多典籍.其曾与周在浚一起开展征刻唐宋秘本书活动,各自拿出较为珍贵的唐宋秘本书籍,加以校勘整理,编成《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一卷,以呼吁更多的藏书家贡献出所藏珍本、秘本.又曾在龚方伯家坐馆教学,学生龚翔麟参与了此运动,刊刻的《玉玲珑阁丛书》《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解辨疑》《春秋集传补注》《授经图》等多经俞邰校证.
黄虞稷拥有琳琅满目的家藏图书,却并无私藏、独占之心,而是与同好互通有无,为急需、渴求者提供翻阅、抄录之便.黄虞稷与江左诸名士建立经史会,互通经史典籍,交流研读.例如,与金陵藏书家丁雄飞互相借阅抄录典籍,并订立图书流通借阅规则《古欢社约》,为我国藏书史之佳话：“每月十三日丁至黄；二十六日黄至丁.为日已订,先期不约.要务有妨则预辞.不入他友,恐涉应酬,兼妨检阅.到时果核六器,茶不计.午后饭,一荤一蔬,不及酒.逾额者夺异书示罚.舆从每名给钱三十文,不过三人.借书不得逾半月.还书不得托人转致.”[21]二人相约每月固定时间互相拜访,抄借图书、读书论学,并带有舆从.从“舆从每名给钱三十文,不过三人”来看,二者抄借图书数量当不在少数.此外,还与朱彝尊、倪灿、曹溶、徐乾学、徐元文等学者交往甚密,互相借阅书籍.比如,《九章算术》流传到明代,所存旧本已较为稀少,黄虞稷家中幸藏有宋版一部.据记载,梅文鼎康熙十七年(1678)于南京应试之时,便到黄虞稷家中借阅此书；康熙二十三年(1684)常熟毛晋次子毛扆又于黄氏处借阅并影抄此本.钱谦益可谓明末清初之大藏书家,其在编纂《列朝诗集》时,就曾于黄虞稷家中翻阅相关诗集,发现其中不乏罕见流传的善本秘笈.
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地访求、刊刻、借阅和抄录典籍,使得黄氏藏书不断增益,扩至八万卷,涉及经、史、子、集各部类,内容丰富,种类齐全.既有“经史会”重点研讨之经史典籍,又有钱谦益访求之大量诗歌文集,还有征刻唐宋秘本运动中涉及的唐宋珍本秘本,更有大量的地方志文献.黄虞稷亦将先父藏书楼“千顷斋”易名为“千顷堂”,成为江南屈指可数之藏书家.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对黄氏收书、抄书有如是记载：“监丞锐意藏书,手自钞录,仲子虞稷继之,岁增月益.太仓之米五升,文馆之烛一把,晓夜孜孜,不废雠勘.”[22]黄虞稷也坦言：“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数千卷.惟夫子之于书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记之,庶几劫灰之后,吾父子之名与此书犹在人间也.”[23]
3 《千顷堂书目》收录千顷堂藏书的标准《千顷堂书目》为黄虞稷在其父所撰《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的基础上,广收博采,以个人之力,穷数年之功编撰而成.黄虞稷编纂《千顷堂书目》以家藏典籍为基础,这是常理之必然.黄氏父子穷其一生收藏图书,积累丰厚,为江南屈指可数之藏书家,其藏书上启魏晋南北朝下迄明末清初,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其编制书目,自当以此为基础,断不会舍弃自家藏书不录,这也使得一些学者误以为《千顷堂书目》为黄氏所作私家藏书目录,收录图书即为黄氏藏书,从而对《千顷堂书目》的性质认识产生偏差.笔者通过考察藏书印章和翻阅史料,明确部分为黄氏所藏之图书,将其与《千顷堂书目》的著录情况进行比对(详见表1).通过比对,可以确认千顷堂藏书与《千顷堂书目》之间并无绝对的收录和包含关系,仅有部分交叉,可见《千顷堂书目》对千顷堂藏书的选取有着明确的标准和原则.
从表1可见,《百川书志》《授经图》《革书》《简斋诗集》《宋遗民录》等明代典籍,《千顷堂书目》均有著录；《金陵新志》《归潜志》《芦浦笔记》《陵川文集》《读书管见》《丛桂毛诗集解》《滏水集》等为补宋、辽、金、元之著述,《千顷堂书目》亦著录了.而《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九章算经》《云林诗集》《石门文集》《柴氏四隐集》《西昆酬唱集》《国朝诸臣奏议》《书说》《河南集》《孝诗》《北窗炙輠》《春秋通说》《笠泽丛书》《桂洲词》《建康集》等则未收录.究其原因,当是这些典籍非明人著作,亦不属补录宋辽金元的范围.其中,《柴氏四隐集》《西昆酬唱集》《国朝诸臣奏议》《书说》《河南集》《孝诗》《北窗炙輠》《春秋通说》《笠泽丛书》《桂洲词》《建康集》均为宋人著作；《云林诗集》为元代贡奎所撰；《石门文集》虽有部分入明以后著作,但并非全为明人著作.可见黄虞稷在编纂《千顷堂书目》时,仅是选取自家藏书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不符合黄虞稷选编原则的藏书,《千顷堂书目》概不收录.
黄虞稷选取的标准和原则,首先应是千顷堂藏书中的明人著述.如表1中明确考订为黄氏藏书、又为《千顷堂书目》所收录的《百川书志》《授经图》《革书》《简斋诗集》等均为明代著作.这主要由《千顷堂书目》最终的编纂目的和性质所决定.《千顷堂书目》力求纪明一代之著述,对于自家所藏明人著作自当加以著录.
另外,选择南宋咸淳以后及辽、金、元各代著作.由于《宋史·艺文志》未收录咸淳以后新出之书,辽、金、元各代又无艺文,故而黄氏在《千顷堂书目》中兼补此四代所缺艺文.千顷堂藏书中的宋代咸淳以后所出新书以及元代、辽代和金代仅存之著作亦当在选编范围之内；宋咸淳以前之著作则不在其选编范围之内.《金陵新志》《归潜志》《芦浦笔记》《陵川文集》《读书管见》《丛桂毛诗集解》《滏水集》作为补宋、辽、金、元之著作,《千顷堂书目》均予著录.
表1中,千顷堂所藏之三部经典算经,《千顷堂书目》均未著录,甚至对于版本较优的唐宋刻本同样不予著录.其中《笠泽丛书》《桂洲词》均为世人罕见之善本,“吴氏手跋曰：《笠泽丛书》世尠善本也久矣.昔王阮亭司寇酷爱此书,常从黄俞邰征君借抄.”[24]“黄俞邰所藏桂洲词本甚有可观,但不传于世,故人无知者.”[25]无论是常为借抄者,还是世人罕见者,均不为所录.由此可见,《千顷堂书目》对千顷堂藏书的选择,主要以著述年代为选取标准,而版本优劣、内容价值等则不是选取的重点.另外,宋人著作中,《宋史·艺文志》已录图书亦不再重复著录.如表1中《西昆酬唱集》虽为宋人著作,但为宋初杨亿所编,且已被《宋志》著录,故不著录.《国朝诸臣奏议》编者赵汝愚、《书说》编者吕祖谦、《河南集》编者穆修亦是南宋咸淳以前之人,故相应的著作亦未被著录.《柴氏四隐集》作者虽为南宋末四人,但成书于咸淳前,故而亦不作著录.可见,《千顷堂书目》著录千顷堂藏书的主要标准应是著述年代,即以著述年代作为选取的标准.
《千顷堂书目》虽依托于黄氏的千顷堂藏书,但并不局限于所藏之书.《千顷堂书目》采用断代著录之体例,力求纪明一代之著述,是迄今收录明人著述最多之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26]朱绪曾在《开有益斋读书志·千顷堂书目》中曾言：“余好搜寻乡梓文献,此书载金陵人著作最详.然此书所载,余所获见者不及十之四五,余所见而此书未载者亦十之二三.甚哉,载籍之浩博难穷也.”[27]如此浩瀚之明一代著述,断非黄氏一家藏书所能及也.另外就数量而言,黄氏藏书盛时仅为八万卷,而《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著作约一万五千四百余种,宋、辽、金、元著作二千四百余种,共计一万七千余种,卷数达数十万之多,二者数量悬殊,显见《千顷堂书目》著录的图书中有相当部分并非来自于自家藏书.
除千顷堂藏书外,《千顷堂书目》还著录黄氏通过其他途径所见所知之图书.具体而言,至少包括黄虞稷与江左诸名士经史会,以及其交友、交游中所见所阅图书；还包括黄虞稷入明史馆后所见千顷堂未藏的明人典籍；还参阅、抄录了一些书目或其他史料记载之图书.今人李言撰《<千顷堂书目>新证》,对此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千顷堂书目》抄录《内阁藏书目录》“地理类”条目五百八十余条,又抄录《(雍正)浙江通志》等地方志中的“地理类”“别集类”文献,以及《明诗综》等,并从著录错误的雷同以及杭世骏《千顷堂书目序》的记载,推断其中大量内容并非黄虞稷抄录,而是后人补录[28],补录的内容同样是明人著作.所以《千顷堂书目》是在黄氏藏书基础上,综合抄录友人藏书目录及其他目录、地方志等史料记载而成,其性质当属著录明人著作的著述目录.
4 结论
综上所述,《千顷堂书目》与黄氏千顷堂藏书之间不是对等和包含关系,而是交叉关系.《千顷堂书目》的编纂主要依托黄氏藏书,但不完全局限于此.一方面,《千顷堂书目》选取了黄氏藏书中的部分图书进行著录,选取的原则和标准是著作的年代,主要收录了其黄氏藏书中的明人著述和宋辽金元未载者,而除此之外的黄氏藏书则均未被收录；另一方面,《千顷堂书目》又著录了大量黄氏藏书之外的典籍,包括友人藏书目录、地方志等史料记载的明代著作.此外,后人朱彝尊、杭世骏、卢文弨、吴骞又对《千顷堂书目》进行了增补和校补,甚至于流传过程中亦被他人增补了集部和史部地理类的大量图书.所以,《千顷堂书目》自然也就不能被定义为私家藏书目录.目前诸多目录学著作,多将其置于私家目录类进行介绍,并非对其不合理之处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是在现有目录学之私家、官修、史志、特种目录的分类体系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举.然而,《千顷堂书目》既非藏书目录,又非私家目录,若继续将其置于私家书目下进行论述,极易使业界产生定位上的混淆.因此,需明晰千顷堂藏书与《千顷堂书目》的关系,进而准确界定《千顷堂书目》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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