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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轶事三题
王震（1908—1993）,开国上将,曾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等亲切地叫他“王胡子”.王震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在王震诞辰110周年之际,撷取几则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作纪念.
“没想到你还是违背了禁令”
说手扶拖拉机及农用薄膜在中国推广使用与王震有关,可能知者寥寥.
1957年秋天,担任国家农垦部长的王震受命率中国民间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那时,中日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王震又是抗日猛将,有人问王震：“你去日本怕不怕？”替他作答：“他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
代表团成员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农机等方面共30名专家、学者.王震率团访日历时两月,大部分活动安排在农村.他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细心考察沿途农情.
一天,代表团乘坐的车辆行进在乡间公路上,路边刚收割过的稻田里,一台正在忙碌的小巧农用机械吸引了王震的目光.他赶紧示意停车,大步朝那台小巧农机走过去,围着它仔细地观察着：两个小号橡胶车轮驮着一台小型发动机,发动机上装有起方向盘作用的长把扶手,扶手下是驾驶员的座位.机器的主人通过翻译告诉王震,这个机器叫手扶拖拉机.王震反复询问手扶拖拉机的功能和用途,还饶有兴致地在驾驶座上坐了一坐.回到车上,他兴奋地对代表团成员说：“这个手扶拖拉机,适用于我国南方的水田地带.”
日本多雨,王震发现日本农民在雨中劳作时身披轻便的塑料薄膜雨衣,不禁感慨起来：“这比我们雨天披蓑衣干活轻便多了.”后来,他与一位日本专家交谈时,说希望买一些这样的塑料薄膜雨衣样品带回国内,给中国农民的田间劳作带去便利.日本专家向他介绍,塑料薄膜在农业上还有更大的用途：用薄膜可以栽培反季节蔬菜、水果,抢先占领市场；用薄膜育苗、育秧,可以显著地提高产量.王震连连称赞：“这东西太好了,我国发展农业也要用.”
回国前,王震想买一台手扶拖拉机样机和一些农用薄膜样品带回中国.有人提醒他说,这要违背总理的禁令.原来,周恩来对代表团有一项特别的禁令：到了日本后,不要买他们的东西.王震说：“总理虽然叫我们别买他们的东西,但这两种东西确实很好,对我们发展农业很有用啊！”于是他决意买下.
回国后,周恩来见到王震,开玩笑说：“我就知道你王胡子管不住自己,才行前特别交代,没想到你还是违背了禁令.”说着,他笑了起来：“你买回来的这些东西都很好嘛！”
王震在写给的访日报告中,就接受外来的新技术,开发、推广、普及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薄膜提出具体建议.
手扶拖拉机很快在中国诞生了,并形成批量生产.由于它造价较低、小巧灵活、动力强劲,能犁耕、旋耕,又能播种、收割,也能灌溉、脱粒,还能跑运输,一机多用,很受农民欢迎,称之为“多面手”.20世纪60年代,手扶拖拉机迅速普及开来,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和富裕的标志.不仅在我国南方迅速推广,北方农村也广泛使用,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先驱.
王震是手扶拖拉机普及的主推手,但在推广的过程中,他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大跃进”.“”中,有的地方搞“拖拉机大会战”,王震斥之为“歪嘴和尚瞎念经”.那时,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垦殖场.当时江西省给红星垦殖场农机厂下达了生产500台手扶拖拉机的任务.
红星农机厂捣鼓了好久也没有眉目,只好拆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拼凑出一台“新拖拉机”,准备到县城去报喜,没想到刚开到厂门口就熄了火.
王震知道红星农机厂根本不具备这种生产能力.他气愤地说：“这是劳民伤财的瞎指挥！”建议农机厂把精力用在生产急需的收割机和粉碎机上,不要再搞什么拖拉机了.
王震见大家有顾虑,就坦坦荡荡地说：“如果上面追究责任,我替你们挨整.”几天后,拖拉机大会战指挥部果然派工作组下来,见农机厂把拖拉机制造停了下来,气恼地吼道：“我们要去告你们！”关键时刻,王震站了出来,义正辞严地说：“我们这里没有生产拖拉机的条件,不搞这种‘鬼拉机’,要搞粉碎机.”老将军铮铮铁骨,指挥部的人望而生畏,第二天便溜走了.
在王震的大力推动下,塑料薄膜不仅成为农民在雨天劳作的轻便的雨具,更被农民广泛用来架棚育苗、育秧,培育反季节的蔬菜、水果,有效地提高了作物的产量.
1978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北京会见日本塑料薄膜地面覆盖栽培研究会事务局长石本正一时,了解到塑料地膜覆盖技术对粮食、蔬菜、水果等大幅度增产,打破季节限制,有明显作用.王震当即指示农牧渔业部立即引进,并为从日本引进的地膜生产机械题词“地膜系友情”.为提高地膜的生产质量,王震几次指示石油工业部要提供优质的聚乙烯等原料.
王震身体力行推广地膜技术,亲自打电话要求新疆垦区在这方面带头.1981年1月12日,王震在视察石河子垦区时,得知地膜棉试验田亩产270斤,十分高兴,亲自到田间察看,又召集科技干部和垦区领导座谈.他对石河子垦区领导说：“地膜栽培国外已搞了多年.地膜栽培省水,发育早,杂草也长不出来,病虫害少,要大力推广,甜菜也可以试验地膜栽培.”他还特别强调：“对地膜要注意回收再用,不行就回收再生,不要污染土壤.”
当天晚上,王震在接见石河子垦区新湖农场场长黄金山时,鼓励他将当年3.5万亩棉田全部改种地膜棉.黄金山担心太费工,王震说：“你们原定1981年棉花亩产70斤,搞地膜可以翻番甚至更多,利润相当可观.这个是费工,但你们有20多万职工,劳动力充裕,完全可以做到.”为了确保地膜棉推广,王震与黄金山当场签了合同：“新湖农场植棉3.5万亩,使用地膜植棉技术措施.单产争取150斤以上,利润150元以上.”王震还拉着随行的农垦部副部长张修竹等一起在合同上签字.次日上午,王震又与奎屯农垦局局长修新民签订了1981年地膜植棉20万亩的合同.为了调动职工采用地膜植棉技术,合同规定：“争取单产皮棉150斤以上,并力争向石河子试验场亩产皮棉270斤奋斗.达到第一项亩产指标,则每人可得超产奖金140元；达到亩产270斤,则每人可得奖金380元.此议向全体职工宣布,进行革新竞赛.”返京后,王震又专门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新疆垦区安排了农用薄膜.
1981年8月13日下午,王震陪同来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视察.望着近一人高、长势喜人的地膜棉,连声称赞：“王胡子,你来新疆带了个头,把地膜推开了！”
“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王震与被誉为通信工作“开山鼻祖”的王诤相识很早.1933年,王震在湘赣苏区时,缴获了一部5瓦电台,没人会用,就向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王诤求援,王诤给予大力支持.长征到达延安后,王诤一直任军委三局局长,负责指挥全党全军的通信联络保障工作.王震先后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西北野战军2纵司令员兼政委,一直担负着保卫党的重任.在长期的交往中,王震和王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数十年后,王震在回顾转战陕北的历史时说：“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王诤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王震”“王诤”两个名字发音相近,南方人更是“震”“诤”不分,由是还引出一桩趣事来.1974年初,王诤到广州公干,下榻珠江宾馆.他通过珠江宾馆领导打电话给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的秘书,说要去看望许司令.接电话的秘书是个新手,把王诤听成了王震,马上向许世友报告：“北京的王震要来看望首长.”听说王震“王胡子”要来,许世友非常高兴.他待客有自己的规矩,上将军衔的,他必到门口迎候；中将以下军衔的,他只在楼上客厅等候.中将王诤便阴差阳错地享受到了许世友的“上将待遇”.送走客人,许世友转身训斥秘书：“笨瓜,连王震和王诤都分不清楚.他不叫王震叫王诤！说他是‘通信祖师爷’.幸亏我和他熟,不然非出洋相不可.”后来许世友把这事说与王震听,王震笑得直喷饭.
“”期间的1968年4月,军委办事组在三座门军委大院召开国防军工生产会议.王诤到会后,在后排找个位子坐下.会上黄永胜无端指责陈毅如何“反对”,又批判罗瑞卿如何“破坏国防军工生产”,还含沙射影地批评叶剑英“对林副统帅不尊重”.王诤对此反感到了极点,当即写了两张纸条传到主席台,大致内容是：林彪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他在红军长征时就两次反对过；遵义会议后,林彪还向写信提出取消的红军指挥权.这就是当年轰动军内外的“炮打副统帅事件”.
王诤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后来,王震请王诤到家里做客,一见面,就高兴地说：“王诤同志,你是真正的硬骨头啊！今天,我请你这个硬骨头吃肉骨头！”
1972年,在的过问下,王诤恢复了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职务.后来王震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四机部,跟王诤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一次,王震到四机部检查工作,因时间太晚,部里再三恳留王震到民族饭店吃饭.送走王震,部长们在饭桌前开现场办公会,研究饭钱怎么出.王诤当场拍板：“部里参加吃饭的每个人都出点钱,我当部长出20元,副部长每个人出10元.”
1976年4月7日,再次被停职.“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王震对“”倒行逆施的怒火实在压抑不住,就把王诤等老将军找到医院聚谈,他用手杖咚咚咚地杵着地板,愤怒地说：“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他问老将军：“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还说：“我要到天安门广场先发表讲话,然后自杀！”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王震掏心窝说话,可见他对王诤等人的信任.
1977年,王诤不幸罹患癌症.1978年初,他带着氧气袋到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由于操劳过度,王诤病情急转直下.7月31日,说话已很困难的王诤,向前来探视的王震表达了对当时有些人认识不到电子对抗重要性的忧虑.8月12日傍晚,王诤病危,王震等200多位老首长、老战友守候在病房外.时王震已年届古稀,且身体也不太好,工作人员劝他早点回去休息,可他怎么也不肯离去.8月13日零时18分,王诤心脏停止跳动.
8月19日,王诤的追悼会由叶剑英主持,参加.王震致悼词,高度评价王诤的一生.后王震给王诤题词：“王诤同志是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功臣,尤其是一位重视现代电子学的视线广阔的科学家.”
“王胡子肠子不好,心好”
1964年6月16日,到十三陵观看军事表演,和大家一一握手.当握到王震的手时,担心地问：“王胡子,你怎么瘦了呢？”王震回答：“我肠子不好.”说：“王胡子肠子不好,心好！”“心好”二字,既是对王震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品质颂扬,更是对他刚正不阿、豪情侠胆的品格的称道.
“”期间,造反派闯进王震家,诬蔑他有“野心”,他笑道：“你们说我有野心？可说我王胡子‘心好’啊！”那些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造反派个个目瞪口呆,找了个借口溜走了.
后来,造反派给他挂黑牌子、高帽子押在卡车上游斗.他把黑牌子取下来摔在地上,怒吼：“老子是老兵,只挂奖牌,从来不挂这东西！”造反派挥拳头高喊“打倒三反分子王震”.王震举起手臂抗争：“老子跟着闹革命,早就‘三反’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造反派勒令他写检查.王震说：“好,我写！”他愤笔写下：“我的第一张反攻大字报！”
夫人王季青劝他不要这样写,王震说：“我就这样写！这跟打仗一样,老搞妥协不行,要组织反攻！反攻！”王季青很担心：“这样写,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情绪……”王震直吼：“我就是有情绪！怕什么,写,写,我就这样写！”
一次,造反派把王季青押出来陪斗,逼她低头下跪.王震怒不可遏,连忙上前护着老伴,大叫：“谁敢上来,老子跟他拼啦！”造反派吓得赶忙躲闪.
王震“对革命小将态度非常恶劣”反映到那里,听了哈哈大笑：“谁叫你们惹他！王胡子当年打仗就是这个样子,赤膊上阵！王胡子惹不得！惹急了,他真会跟你们拼命的.”并要他们跟红卫兵打招呼：“王胡子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不可能反对我,这个人要保.”
1967年五一劳动节,王震和许多老同志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见到王震说：“王胡子,有人要打倒你,我说王胡子是打不倒的,打不倒的嘛！我们绝大多数老干部是好的,不能都打倒嘛！”还劝他：“对那些要打倒你的人,不能硬‘顶牛’,要采取宽大态度,实行宽大政策嘛！”王震立即表示：“我听主席的！”这条“最高指示”很快传开,造反派再也不敢对王震放肆了.
王震不顾自己的危难处境,对受迫害的老领导、老战友及其家属子女伸出援手,尽一切可能提供保护和帮助.
某专案组来人调查朱德,王震就滔滔不绝地讲朱毛会师,来人不耐烦地说：“朱德是个大军阀,你要老老实实揭发……”王震一听怒火冲天,腾地一下站起来,操起身边的手杖,指着那人怒骂：“你这败类,竟敢胡说八道,侮辱我们总司令！”举起手杖怒斥：“给我滚！”吓得那人赶快溜走.
有人找王震调查贺龙的“罪行”,说贺龙是“土匪”,要他多谈问题.王震一听就火了,诘问道：“骂他是土匪,你们也骂他是土匪,怎么你们和站一个立场？”来人坚持他们的观点,王震更火了：“我们都是跟贺老总一起革命的,贺龙是土匪,那我们是什么人？”
王稼祥下放外地患病,批准他回京医治,王震第一个去医院看望,鼓励他尽快给党和写信,并帮着转交.读信后,对王稼祥评价很高,让周恩来在工作会议上口头传达：“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王震非常高兴,立即转告王稼祥一家.
习仲勋蒙冤多年,女儿桥桥找到王震.1952年王震在新疆工作期间,曾受到西北局主持工作的习仲勋的严厉批评,但王震不计前嫌,看完信后,不仅答应转信,还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话.
1972年4月,的小女儿毛毛到北京借住在一个同学家里.王震知道后,把毛毛接到家中,详细询问及全家的情况,然后十分郑重地对毛毛说：“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能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党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并嘱咐她：“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毛毛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了,也很感动.后来毛毛饱含深情地回忆：“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在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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