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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四人行访祁东籍诗人罗鹿鸣、刘起伦、聂沛、聂茂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祁东三中绝对是一个让人惊异的存在.
1981 年,从这个学校走出的600 余名高中毕业生中,有4 位日后成为了蜚声全国的著名诗人：罗鹿鸣、刘起伦、聂沛、聂茂（以年龄大小排序）.他们的成长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而他们交出的成绩单同样令人骄傲.
罗鹿鸣,1963 年生,供职于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曾获“首届中国金融文学奖诗歌一等奖”等数十项文学奖,参加“《诗刊》第三届青春回眸诗会”等重要文学活动.出版作品13 部.
刘起伦,1964 年2 月生,现为解放军某院校正师级大校.曾获《诗刊》《解放军文艺》《创世纪》刊物诗歌奖,参加诗刊“青春诗会”“青春回眸诗会”和“全军诗歌创作笔会”“全军小说创作笔会”等重大文学活动.出版诗集3 部、散文随笔集1 部.
聂沛,1964年8 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全委.已出版诗集《天空的补丁》《无法抵达的宁静》等4 部.作品获多种文学奖,入选《诗刊50 周年诗选》《诗刊60 周年诗选》等百余种选本.短诗《手握一滴水》系2012 年四川省高考作文题.
聂茂,1966 年生,原名陈庆云.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等.已出版各类著作40 余部,有作品译介到国外.
1.对一所地处乡镇的县办中学而言,同一届能够培养4 名全国著名诗人,这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不说绝无仅有,至少是极其罕见的.可否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母校？介绍你们当年的校园生活？
聂沛：1978 年,也就是改革元年,我上了这所荒凉的中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高压电,入夜,柴油发电机响到晚自习结束为止.第二天早上,提前去教室温习功课的同学还自备了小煤油灯,那个学习劲头,至今想来仍然有滋有味.那时高中学制两年,我1980 年毕业,高考成绩上了大学本科线,但由于右腿肢残,体检不合格,与两年前我14 岁时就考上中专一样,不被录取.父母安慰我,说事不过三,让再试一次.于是我复读一年,与起伦、鹿鸣同学了.我在高（1）班,起伦在高（2）班,都是理科班.一次作文比赛,我稀里糊涂拿了个第一.起伦也得了奖.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更不会想到,我和他,还有鹿鸣和聂茂,日后会因为文名被母校记住.上世纪末,我因事回了一趟三中,其时她已被改为一所职业学校,不说面目全非,至少是记忆见头不见尾,令人惆怅.
刘起伦：我是高二从一所更小的乡中学转入的.学校条件很差,大多数同学都是农村孩子,最大的理想是通过高考杀出一条血路.1981 年,我们要通过严苛的预选才有资格参加高考,当年大学录取率是3.4%.因此,我们在校都是“拼了”的劲头,校园生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除了考试还是考试.我那时比较叛逆,偶尔会在晚自习时偷偷跑到镇上工厂看跑片电影,也会偶尔偷偷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喝点家酿米酒.
聂茂：文学有一种集聚效应.上世纪80 年代恰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能够在一所地处乡镇的县办中学几乎同时爱上文学,这是时代恩赐给我们的.文学能够放飞想象,这恐怕也是我们爱上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情可以通过文学想象得以实现.比方,对抗饥饿就是如此.当饿得难受时,我就发挥文学想象,把我想要吃的东西统统摆在面前.其实,我当时在学校是很不起眼的学生,除了语文和英文外,其他成绩都一般.能够让我获得信心的就是作文比赛,我填过一首豪情满怀的《满江红》,在学校得了大奖,让我欢喜了好一阵子.
2.你们是怎么爱上诗歌,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
罗鹿鸣：与诗歌结缘,是在大二.那时,中国正百废待举,社会充满朝气,尤其是文学大潮波澜壮阔,诗歌运动方兴未艾.受时代的感染,我的文学之梦开始萌芽.开始写了几篇散文,向行家请教,都没有得到认可.偶然写诗,有老师指导说,我写诗比写散文有前途.自此开始写诗,从1982 年起从未间断,能够将一件事坚持做这么久的时间,除了诗歌写作,我还真找不出第二件来.
刘起伦：念中学时,我很喜欢语文,缘于读小学时就阅读能读到的所有文学作品,比如还没开禁的《水浒传》.1981 年高考,我语文成绩全校第一,大学本科录取在湖南师大数学系.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军校,军校地处城郊,年轻人精力旺盛,漫漫长夜不知如何打发.某天,突然得知中学同学徐捷（聂沛）和罗鹿鸣都成了诗人,我想我也写诗吧.之后,又得知陈庆云（聂茂）也是诗人.很快联系上,开始互相交流.作为后来者,那时我向他们学习过写诗.
聂沛：我们四人情况各不相同.我最为特殊,三次中、高考,书读得那么好,大学的门硬是不开,我也泄气了,爱谁谁呀,只能跟着父母练摊.记得有一天,有个穿喇叭裤的小青年买了一包烟走人,却落下了一本书《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选》.几天等他不来,我就试着读下去.不料,读着读着就手不释卷了,还时不时呵呵笑.什么叫着迷？估计这就是.从此便一发不可收.尤其是读了聂鲁达、瓦雷里后,更是爱上了诗；还有里尔克,他孤寂、沉思的气质,更契合一个小镇青年热爱生活的幻想之心.
聂茂：我爱上诗歌其实还是跟熟读、背诵我国优秀的古诗词有关.读得多了,偷偷地模仿着写.我记得小学课本上有的“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当时老师把它当诗歌来讲解.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诗,而是口号.我也读了一些中国现代诗人的诗,发现都太浅显了,不像诗,没有回味.后来接触外国诗,发现那才是令人震惊的语言艺术.慢慢地,就迷恋上外国现代诗并学习写作了.
3.可以谈谈你们当时的语文课堂吗？它对你们后来的人生走向有什么影响？
刘起伦：我小学五年级时,国家粉碎了“”,恢复了高考.那时的语文课,也谈不上有什么特色,老师大都是照本宣科,分析课文无非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每周写一篇作文.前面我说过,我喜欢语文课,还是缘于喜欢阅读.当然,语文素质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对我后来的工作、生活都影响很大,尤其对个人修养、繁忙工作之余的心灵滋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鹿鸣：上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初高中语文课堂,主要还是填鸭式,课堂也不怎么活跃.一些优秀课文需要死记硬背,当时是为了考试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确实十分必要,甚至后悔当时背得少了.但我并不满足于语文课堂教学的内容,从小就爱看连环画、听“打渔鼓”,读当时能读到的所有小说.我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时,就是带着一本小说《万山红遍》去赴考的.
聂茂：语文课是我最喜欢的课.填词造句,划分段落大意,讲述相关故事,特别是作文,我都喜欢.可以说,是语文课开启了后走向作家、学者的道路.
4. 对你们影响最深的语文老师是哪一位,他是怎么影响你的？
聂茂：邹新生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他对我影响最深.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是从新疆回来的,总喜欢讲普通话.我作文的兴趣全来自他的鼓励.记得有一次,我仅仅因为开头写得活一点,他就在全班念了那个开头,这种鼓励给了我莫大的温暖和自信.现在,我成为大学老师,对待学生,我常常记起邹老师当年对我的样子.近些年,我辗转找到他后,多有交往,还曾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邹老师》.
罗鹿鸣：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段星初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语文老师.他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工作精神成为后行走社会的一种敬业精神；他对古文探赜索隐、旁征博引的执着态度让我对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对我的作文圈点甚多,时常将我的作文抄到学校墙报上,让我对作文的热情倍增,埋下了文学创作的种子.5.高考作文总是“体裁不限,诗歌除外”.作为诗人,你们对此是怎样看的？你们觉得在当前的语文教育中,诗歌教育需要改良吗？如果需要,又有何建议？
聂沛：应试教育有它的一套规律和运作模式.我见过法国的高考作文题,估计我们大学的中文系教授要写好都够戗.必须承认,我们是不善于思辨和反思的民族,这导致我们的问题思维经常缺席.诗歌也是,总是强调意义.其实,事物哪有那么多意义？有意味就好.所以,培养学生的诗思,就是培养他们对美好事物的感觉和敏锐的捕捉能力.哪怕像捉一只晴空中的蜻蜓,在你即将得手的瞬间,它飞了！
刘起伦：这个不太好说.“诗无达诂”,所以不好评判.而且,大多数语文老师自己并不写诗不懂诗,高考作文如写诗歌,阅卷判分就难了.不能用诗歌体裁写高考作文,但像2012 年四川省高考作文题以聂沛的诗《手握一滴水》为素材也很好呀！而当前的诗歌教育,我认为应该加强些,除课文要选一些好的新诗外,还可以———尤其在大学———开一些诗歌欣赏选修课,组织一些诗歌写作班.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嘛.
聂茂：诗歌的可阐释性太强,对诗歌的阐释没有统一标准,同一首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而升学考题,是需要所谓的标准答案和得分点的.如果考场作文为诗歌,会让阅卷者带着很大的随意性,那会对学生不公.而现代诗的教学,我的建议是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去理解,作为老师,不要先入为主.一首好的现代诗,应该是千人千说,各有各的不同.同时鼓励学生拓展视野,多接触一些外国现代诗.另一个就是朗诵,反复朗诵是理解一首现代诗的基础.
6.聂沛老师,您的诗歌《手握一滴水》曾作为四川省2012 年的高考作文题.您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什么心情,这件事对你后来的诗歌创作有没有影响？
聂沛：2012 年高考语文考试结束的当天午后,我家的采访电话几乎打爆.四川的媒体居多.回答了许多雷同的提问,我的嗓子都哑了,干脆手机关机,扯下座机连线,在沉默中体验了一把当名人的滋味.但,我得说自己有点歉意.记得当时四川籍媒体人李承鹏写了一篇颇有微词的文章,说什么“进去手握一滴水,出来全身都是汗”,调侃出题形式太刁、太偏,考生无策.尽管有点夸张,但较多考生偏题、跑题确是事实.五十多万人的前途和命运,与这首八行短诗如此密切相关,当年读不上大学的我,能不内疚？
7.这些年“诗和远方”频频被人们提及,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倡导也让诗歌成为我们重要的文化内容之一,但在一般读者那里,却没多少“现代诗”的事儿.对此现象,你们作何评价与建议？
聂沛：诗歌是最见仁见智的文体,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不太好说,一说就错.中国古典诗词已经登峰造极,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经过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都是经典,自然得到大家喜爱,应该传承,从中汲取营养.
中国新诗的发展,毕竟才一百年.在一般读者那里不受待见,有主客观的原因.首先,新生事物要完全被接受,有其过程.中国新诗到目前为止,什么是真正的好诗,标准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而当今诗坛又太过热闹,派系林立,党同伐异,越是不认真写诗的人,越喜欢通过争论、制造事件、圈地插旗来确立自己的存在.比如泛滥的口水诗,把本来最难写的文体,写得寡淡无味,弄成毫无门槛的写作；另外一些人,则缺乏才情,故意写得晦涩难懂,自己都不明白想要表达什么.这样的诗歌,怎么可能让大众读者喜爱？当然,还有很多严肃的诗人,在认真探索、勤奋写作,他们的好诗,随着时间推移,我坚信,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认可和喜爱.这就够了.
罗鹿鸣：现代诗歌是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学里蝶化出来的,既是反传统的,又被传统所潜移默化.从文学的长河来丈量,现代诗歌仅有百年历史,它未被时间淘洗,又被唐诗宋词的光辉所遮蔽.古诗词魅力无穷,且便于记诵、传播.尽管如此,在唐朝,除了达官贵人、仕子学生写诗吟诗,社会上又有多少人关心诗呢？浩如烟海的唐诗,被收入《全唐诗》的也只有几万首而已,能让人记诵传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新诗自由多样,虽然解放了格律的束缚,然不便记忆,或许与它们自身缺乏规律可循有关系.现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文化多元、经济活跃,人们难以将兴趣点集中于某一件或几件事情上来.现代诗遭受冷遇便在情理之中了.
8. 每个人的成长不可避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改革开放的这40 年是你们一生成长与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伴你们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文学作品的特性之一是虚拟,我们也来假设一下,假如生于另一个时空,你们觉得自己还会成为一名诗人吗？
刘起伦：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度、伟大的时代,是我的幸运.小时候家里很穷,吃过不少苦,也是一种经历和财富,更加比照出我半百人生中改革开放这40 年的珍贵.从青年到中年,我是改革的受益者,因此工作之余,我用诗歌来赞颂和歌唱.这是真实情感,也是诗人的良知.虽然说,诗人的想象力最丰富,文学的特性之一是虚拟,我却从来不去假设自己生于另一个时空.成不成为诗人真的不重要,生活在这个时空,我已是多么开心、满足.
聂沛：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我虚拟太多.爱因斯坦说得好：“有人问我：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我回答：很简单,如果它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不会在这儿！”人生不像诗歌,它没有假设,也无须虚拟,只有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罗鹿鸣：是否成为一名诗人,原因众多.路有千万条,有时可以从容选择,有时误入岐途,有时慌不择路.也许就是某一种机缘,你便成了一个诗人,甚至与选择无关.假如人生重新来过,我可能不再当诗人,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聂茂：感恩时代,让我成为了现在的我.否则,在另一个时空,真的难说了.不说成为不了诗人、作家,甚至跳不出农门,进不了大学,完全像祖辈一样,在越来越荒芜的农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自生自灭的日子.改革开放对国家而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个人和家族而言也发生了比任何文学想象都要壮丽的伟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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