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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初入北京时期的文学创作
王玉林
（邵阳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关键词：沈从文；1920年代；湘西记忆
摘 要：1920年代,沈从文初入北京时期对都市灰色生活的书写,不仅是其生活的“自叙传”,更是其对都市的“怨恨之爱”的表现.而其对记忆中湘西的书写,则让自我创作的个性得以初步凸显,也为其后来“湘西——都市”对立文学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就1920年代的审美语境来看,其湘西书写是在启蒙视阈外构建了一种诗性的乡土生活,为世人提供了重建资源寻求的本土化向度.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56-05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1.024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创作在生活题材、审美内涵、语言表现与审美风格等方面都个性鲜明.从创作进程上看,沈从文成熟于1930年代特别是代表作品《边城》出现之后.而沈从文初到北京的1920年代的创作,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者们或进行一般性的梳理,或进行文化社会学的考察?譹?訛,而对沈从文此时期的创作心理、价值取向少有探究,也很少将其置于沈从文整个创作格局与整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上进行仔细梳理.本文试图循着上述思路,对沈从文初到北京时期的创作予以把握.
一、初入都市的“怨恨之爱”
与现代中国知名作家相比,沈从文的人生无疑是富有传奇色彩的.这种传奇色彩来自他殊异的人生经历,也来自他独特的文学道路.与中国现代作家留学欧美、扶箧东洋而获得思想洗礼与文学嬗变不同,“生活这本大书”是他思想与文学的直接源泉.他不足十五岁就混迹于湘西地方军队,经历了诸多的剿匪与清乡事件,人生蒙昧中的混沌、生活困顿、身体的病痛及朋友的相继死亡,让其萌生了存在意义的焦虑：“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是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譺?訛这种自发的生命焦虑并非是一种外在观念的引导与感于时代精神召唤的一种追求,而是源自生命的原初需求,这就决定了其人生道路的选择.
当沈从文抱着对生命意义追求的朴素意向进入北京这座大都市后,文化语境的反差、生存困窘的逼迫及对文学价值的认同让他选择了文学创作的生存之道,“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譻?訛从其此时期发表的文集《鸭子》《蜜柑》《入伍后》《公寓中》等作品集来看,初入都市的经历与遭际,故乡恬淡温馨的记忆,是其创作的基本构成.撇开乡土题材作品不谈,就其此时都市题材来看,人们多视其为郁达夫“自叙传”作品的仿作,并认为这是沈从文初入都市时,对都市种种不堪的批判之作.其实,真正贴近其作品再结合个体生存境遇观之,则可见到作品中所蕴藏的并不是对都市文化的简单批判,而是初入都市者对都市的“怨恨之爱”.
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公寓中》《棉鞋》《老实人》《一天是这样过的》《焕乎先生》等有关都市青年的“自叙传”作品中,作者借助人物直接倾诉了自己的“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作品的主人公多是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他们愤激于社会的黑暗,困窘于自己的生存境遇,诅咒着黑暗的世相,渴望着爱的到来.这与郁达夫、王以仁、倪贻德颇为相似,是遵循着郁达夫的“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的主张?譼?訛.但从时代语境、审美取向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可以看出,沈从文此时的都市书写与郁达夫的“自叙传”同中有异,即郁达夫更多地带有“五四”关注民族国家、社会人生的时代色彩,而沈从文则更注重自我的境遇与遭际；郁达夫更多地是表现 “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苦痛与悲哀?譽?訛,而沈从文则更注重表现初入都市者对于城市的“怨恨之爱”.
“生的苦闷”是沈从文此时期表现的主要内容.它源自创作主体的切身遭际,具体而直接.作品中的“我”、焕乎先生、自宽君等,他们不名一文,无法维持基本的物质生存、饥寒交迫、身体病痛、敏感脆弱等成了他们的共性.但沈从文在表现个体的生存困境的同时,与郁达夫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作品中将他人与社会的苦闷纳入到视域之内的做法不同,他在《公寓中》《绝食以后》《生之记录》《一天》《焕乎先生》等作品中很少有对城市底层悲惨与不幸的表现.其次,与郁达夫相似,“性的苦闷”也是沈从文此时期创作表现的重要内容.沈从文在《公寓中》《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重君》《一件心的罪孽》等作品中表现了处于青春期男性的自渎、偷窥、性想象、征欢买醉等,但与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等作品存在较大差距.郁达夫在其作品中以惊世骇俗的笔触写到了青年的爱欲,并从个性解放的意义肯定人的自然本能,或是从个体本能与国家民族意识的激荡中传递复杂的审美内涵.沈从文的“性的苦闷”的叙写虽也有着一定的个性解放意味,但更多是停留在青年个体爱欲需要层面,很少涉及到个性解放与复杂的民族国家意识等宏大话语.可以说,在表现“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方面,沈从文没有郁达夫作品那样复杂丰富,但却更为真切而自然地表现了初入都市青年个体的生存真实.
“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是沈从文初到北京时期的真切遭际与具体感受的直接表现,而他对苦闷的“根源”的认识,则直接源自他对都市的价值判断.有论者基于沈从文都市生活境遇的困窘,并结合他对都市市民空虚无聊的叙述,认为沈从文在初到北京时期就表现出对都市的批判与拒绝,且有人将其上升到对都市文化异化的层面.的确,沈从文在《蜜柑》《松子君》《宋代表》《晨》《岚生和岚生太太》等作品对都市市民、学生与小公务员的空虚自私、庸俗无术进行讽刺,但这些并非是针对都市而发,更非源自对文明异化的批判.沈从文多次直接将“苦闷”归因为经济的困窘与地位的卑微.从此种归因逻辑来看,沈从文是在认同与遵循着现代都市文化中“金钱”为中心的价值观.这种意识有着在苦闷中将“金钱”作用夸大的取向,但却远离“爱”的本质.其实,无论经济的贫穷与富有,地位的高与低,“爱”却始终是一种富有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力量.它能打破人与人之间隔膜,能让生命洋溢着本质性的光华,真正的爱“包含着共同的基本要素：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譾?訛.但沈从文在《怯汉》《公寓中》《棉鞋》《第二个狒狒》等作品中,反复表现着自己的性的遐想与占有的意念的时候,并没有对“性爱”的本质进行深度的关注与高远的思量.这既是源自他初期对爱的理解的庸俗,更是源自他对都市文化中“金钱中心”认同所形成的误区.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沈从文都市生活的困窘会让他对都市文化产生天然的拒绝,但问题是,在沈从文走向都市的人生选择时,他就是将都市作为文化的高地与现代生活方式进行认同的.都市生活虽然苦闷,但也不排除他对都市生活充满着“怨恨之爱”.作品中几个细节就具体地表现出他对都市的认同.首先,作为都市生活的失意者,他笔下的形象没有表现出回归农村的念头；其次,他笔下的怯汉、老实人及“他”即使穷困潦倒,也会到大街、公园或影院等公共空间去游荡,表面看来是去排遣孤独与无聊,实则是让自我在一种隐秘的情境中体验都市的繁华与热闹；他们之所以苦闷,直接缘由是“袋里无钱”,而根本的缘由是自我未能被城市所认同与接纳.他们是城市的游荡者,虽身处底层,满是怨恨,但却真心向往着现代都市.正如本雅明评述波德莱尔时所说：“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譿?訛也正因如此,沈从文在《老实人》《一个晚会》中所塑造的形象才会对自己因创作带来的成功而表现出高度自信.由此看来,沈从文所表现的都市生活的苦闷,并非是对都市的批判,内在蕴含的是对都市的“怨恨之爱”.
二、初具雏形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初入北京,经济的困窘、世态的冷漠,让孤寂饥寒的他无法不回望故乡以寻找心灵与情感的慰藉.在《夜渔》《玫瑰与九妹》《赌徒》《夜店》《卖糖复卖蔗》《代狗》《腊八粥》《炉边》《连长》《船上》《占领》《我的小学教育》《在别一个国度》《草绳》《猎野猪的故事》等表现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沈从文不仅让孤寂漂泊有了寄托,更在创作上找到了属于自我的土壤.人际的单纯淳朴、生活的恬淡自然、观念的单纯及环境的牧歌性等,让以上作品在悲怆焦灼、苦难深重的文学基调中显得分外不同.
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对亲友之间种种亲密温馨的表现.稚气童真略带娇气的八儿围着灶台、桌台,吵着嚷着要吃那香浓可口的腊八粥（《腊八粥》）；夏秋之季,母亲引导“我”识字辨物开启童蒙,和大哥一起坐在箩筐中去到乡下,去接触那处处令人感到新奇的生活,去看那碾坊、水车、石磨（《往事》）；兄妹怀着好奇而兴奋的心,种下了玫瑰花.最用心的是九妹,天天细心地观察、守护,花开的时候,更是精心呵护,“从不忍折一朵下来给人”（《玫瑰与九妹》）；在谷子上仓的时候,茂儿在潺潺溪水与水车咿呀声中,跟着五叔去守碾坊,想着在腰下悬一个鱼篓,高举葵藁或旧竹缆做成的火把,在浅浅齐膝的清流中照鱼（《夜渔》）……其次,沈从文注重叙写湘西世界中各样人物的生活.《屠桌边》中的夫妇守着屠桌,本分公平地做着生意,平淡地经营着素朴日子.《初八那日》中,四老、七老两个人本在一起锯木头,没曾料到一阵大风吹过来,压坏了他们,偶然的命运结束了两个无辜的生命.《爹爹》中的傩寿医生,晚年遭遇丧子之痛,终日以泪洗面,但在别人需要帮助与治病之时,他总能克服困难,及时赶去,以尽救死扶伤的义务……
当然,沈从文早期作品中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当属那些描写士兵与土匪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给人呈现的不仅一种全新的、富于新奇之感与传奇色彩的生活,而且是作者人生中最为和谐而可爱的生活.《船上》中的胡子团长非常幸福,因为他现在已经由团长升迁为旅长.团长太太则在不停的盘算,日后应该怎样安排轿子等日常事务.《入伍后》中,士兵们为饷钱将人抓来,犯人中的二哥的箫声是那样的优美动人,但却在不知觉中被仇家谋了生命.《连长》中的连长虽为底层军官,但重情重义,因部队开拔与情人难分难舍,得知部队开拔日期推延,心里就乐开了花.《哨兵》中小哨兵因为怕鬼,在站岗的夜晚中,提心吊胆,忐忑紧张.与士兵生活相比,土匪生活则更具传奇色彩.在他的小说中,平日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呈现出迥异的状态.《喽啰》中的小土匪不仅心地善良、单纯质朴,而且有着自己的梦想与向往.《在别一个国度里》中的山大王为要娶人家的女儿,却又按照民间礼节办事,不仅事情办得体面,而且书信写得精美动人.他不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土匪,而是一个知书达礼、白面文静的读书人……
可以说,沈从文此时期湘西书写迥异于其都市书写的苦闷低抑、忧郁伤感,散发出清新自然、明净优美的别样情调.不仅如此,这些作品在沈从文的创作进程中还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不仅让其文学世界呈现出多样的色彩,也让其创作具有了区别于郁达夫的独特之处.其次,它让沈从文创作不冗长琐屑而是灵动自然,不是低抑灰色而是天朗气清.正如徐志摩评价《集市》所说：“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讀?訛当然,沈从文此时期的湘西书写,并未从生命形式的层面进行表现,也并非瞩目于民族的重建与生命的远景,而是从一种生活状态与人生态度进行表现,有着都市困窘与压抑下进行自我反拨与调整的意义.与都市中的苦苦挣扎、压抑愤懑相比,湘西生活是那样的单纯淳朴、自然自在.虽然后来沈从文以“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凝眸理想人性,其诗性意蕴与审美内涵也远较此时创作丰富深刻.但以其1930年代的创作返观当下,可以见到其理想人性的时空基点、生活形态、牧歌环境、人性气质,甚至创作主体的诗性回忆的审美心理都可以在此时创作中找到雏形.而这种诗性的想象,一直是沈从文建构自己湘西世界的最为原初的审美心理,以此为基点,沈从文最终构建出了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边城》.非但如此,此时沈从文文学世界的“湘西”与“都市”不仅是其文学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两者之间的比照格局也初步形成.可以说,沈从文在初期的创作基础上,随着其对生命认识的不断深入、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其“湘西”——“都市”世界比照的生命哲学逐渐成熟,其两者的比照格局也最终形成.
三、启蒙视阈外的诗意寻找
弗洛伊德曾认为,“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确也可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由湘西进入北京的沈从文的确有此种倾向.个体的境遇让他无法作远景的想象,无法作唯美的诗意翩跹,也让他对现代都市中所涌动的自由与个性解放等追求产生了隔膜.都市中的空虚庸俗、浅薄灰色、自私势力等让他无法接受,于是,湘西——北京、乡村——都市的格局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下与既往,亲和与讽刺,成了一种当下的情感构型,也成了其生存的一种外在表达.他执著地“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沈从文上述价值评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他以后的文学价值取向与创作格局,而且湘西也就显得分外的突出与宝贵.西方求学阅历的欠缺、现代理念的缺失,再加上湘西边地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淡薄,必定让其在重建生命意义与价值时走上一条极为殊异且别具特色的道路.湘西生存的经验,无疑是其这种寻找与重建的重要精神资源.而这种特殊首先就表现在他为1920年代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乡土景观.
鲁迅曾在论述中国1920年代的文学时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輥?輯?訛可见,沈从文湘西小说应当归为乡土文学.其1920年代的创作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普通政府职员生活和大学生灰色人生的作品外,基本上都取自湘西生活.从文学的地域存在来说,鲁迅、许钦文把浙江水乡世界推向了文坛,蹇先艾向人们介绍了偏远的贵州,台静农向人们描述了破败的安徽,裴文中向人们叙说着榆关的风沙,沈从文则与向培良、黎锦明等人一起,向人们叙述了湖南的生活图景.沈从文以文学的样式向人们表现了偏于一隅的湘西的山水自然与人生世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其对军人和土匪这些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的关注,此类题材的作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与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领域,并为延续到当代的“文学湘西”（赵园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与鲁迅的《故乡》和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等作品坚持以启蒙理性为视角,通过现实与记忆的对照来表现乡村的破败与衰落不同,也与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许杰的《惨雾》、蹇先艾的《水葬》叙写农民的愚昧与麻木不同,沈从文没有也不可能以一种理性在握的立场面对乡土,其作品所呈现的更多的是乡村生活的安详恬静与和谐温馨,是人世间的单纯朴素与友善互爱.其故乡生活的叙写从其存在的价值维度上来看,主要是作为困窘与孤独中的心灵慰藉与温馨回望而出现.当然,其笔下湘西生活的自然质朴、宁静和谐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等作品相似,且都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仁爱之心、人性之美的追求”.但废名作品的空灵纯净是经过其禅宗净观的人生哲学过滤过的,是一种超然逸性与生命静虑的感悟与了然,缺少人间烟火与生活质感,也缺少生活的原初野性与蓬勃活力.沈从文1920年下的湘西世界,不仅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迥异于传统宗法体制下苦难愚昧的乡村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质朴自然的湘西边地生活场景与存在方式.从山民到渔夫,从士兵到长官,从土匪到屠夫,从卖橘的老人到救死扶伤的医生,他们都在自己的生活本分上自足惬意,自由自在.在他们的世界中,没有对于物欲的蠢动和贪婪,也没有人性的异化与迷惘；没有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也没有对现存道德风俗与价值秩序的怀疑与批判；没有精神启蒙与个性解放的诉求,也没有精神焦灼与悲剧情怀.
或许,沈从文1920年代所描绘的都市与湘西都带有浓厚的主观情感,并带有传统桃源的记忆和牧歌情调,显得有些逆潮流而动,但这也未曾不是一种生活的真实状态.这种生活状态在其原初状态中有着中国本土文化中所特有的天、地及人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由于封建宗法体制的禁锢而日益远离生命本身,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语境中则显得极为迂远.但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湘西人的生活彰显着一种独特的存在,是一种迥异于“启蒙与救亡”的存在,但却也是一种诗意的生活.如果说,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民族的救亡是启蒙的主体,但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陈独秀还是胡适,“立人”无疑是启蒙与救亡的根本依托.但从五四以降,西方的移植与外向性寻找,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建设性资源寻求上的一种共同取向.陈独秀就大声疾呼,“若夫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輥?.这种激进的决断有其情与理的某种必然,但生命文化构成的多元与多样性,则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必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知识分子,沈从文也在探寻着自我生命的重塑与民族精神重建的可能.但从其来源于湘西苗族文化的独特性存在及其生命意识的自发性状态来看,他的这种寻找,完全不同于以西方文化资源为参照的外向性寻找,而是一种源自中国乡土的、极富意味的寻找.这种寻找,不仅从乡土小说的生态构成上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也从文学上与文化守成思潮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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