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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的历史：传统秩序的播散和消亡
□ 刘依尘
我对于私塾的最初印象,来自于初中学到的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描写了一位十分可爱的老先生,他若读到极好的文章,便会“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 拗过去”.后来读书,发现似乎近代之前每一位大师背后,都有一位相似的私塾先生：他们总是陈腐而古板,每天子曰诗云之乎者也教导学生,深刻地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这样的印象并不奇怪,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私塾可以说是大多数读书人第一次受到系统教育的场所.但在以往学术界的研究之中,因为种种限制,学者们往往对教育机构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忽视了民间私塾的力量.在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私塾史》一书中,作者蒋纯焦试图突破过去教育史研究的局限,深入私塾的现场,还原传统基层教育的盛衰荣辱与历史命运.
毋庸置疑,私塾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教育机构.很多人为了凸显其重要性,简单地将孔子办的私学视为最早的私塾.作者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在全书伊始,蒋纯焦首先通过理清私塾发展的历史脉络,明确了研究对象的概念范围.单论“塾”这一字的缘起,可以上溯到商代甲骨文.这时“塾”的本义重心不在教育,而是门侧之堂.后来因为长辈们时常在此叮嘱后辈,逐渐引申为一种教育机构.《礼记·学记》中就有记载, “古之教者,家有塾,术有序,国有学”.西周时期的“塾”虽未有专职教师,但是已经形成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教育者,全体居民接受教育的行为模式, “塾” 也开始承担日常教化的社会功能.汉代以后,由于地方官学在基础教育中的缺位,私学逐步兴起,至唐代基本形成了完善的教育模式.虽然“塾”的出现很早,但直接使用“塾”来指称私人办学起源于宋代.此时科举考试较为完备,加之造纸和印刷等客观物质条件的推动,应举考生和普通百姓对文化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私塾教育的发展.至明清时期,以私塾为代表的庞大的民间教育市场形成,私塾教育极度繁荣, 可谓“五步一塾, 十步一痒,朝诵暮弦,洋洋盈耳”.回顾“私塾”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作为一种民间教育机构,与社会教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承担着启蒙教育与举业教育的双重任务.
无论是何种教育机构,教学活动都是其不二的重心,私塾也不例外.蒋纯焦认为,私塾作为民间力量办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私塾在教学上无章可循,一盘散沙”.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私塾怎么教,教什么,其实都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行业规范.不同于现代学校的设备完善、窗明几净,传统的私塾往往相当原始和简陋.一张供奉孔子牌位的八仙桌,一把教书先生的座椅,几套学生使用的小座椅,几乎就构成了私塾的标准陈设.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在塾师的安排下学习读书写字.由于学生学习进度不一致,塾师常常采取轮流教学的方式.学生立在老师旁边,老师朗读一句,学生循声仿读,借以培养句读和韵律.对于朗读内容的理解,塾师不做过多要求,只要能够熟读成诵,文章背后的深意可以在日后慢慢体会.除诵读之外,老师也会教学生习字、算数、属对、作文等.在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中,一方面掌握了实用的生活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日后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进行初步的训练.
在科举时代,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每一个读书人心中美好的愿景,但望梅止渴并不是长久之计,经济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传统的塾舍之中,塾师和生徒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蒋纯焦在本书中的一个创见在于,他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章节架构,还进行了必要的专题性研究,比如论述塾师和生徒这两个重要群体的部分,更加全面地为读者展现了私塾得以长时间存续的社会原因.作者提出,训蒙处馆之所以能成为底层知识分子的首选职业,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塾师一般兼具举子身份,做塾师与读书应举不会产生大的冲突；其二因为中国古代政府没有建立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产生普通民众子弟受教育的需求,使得塾师成为唾手可得的职业.其实,塾师在传道授业之余,更多的是底层读书人谋求生计的手段,多重的身份属性使得塾师在生活中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他们一方面清高自傲,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谋生,与各界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塾师的收入也并非完全依赖有合同关系的束,在教课之余,他们还为他人提供笔墨服务、看风水、行医、说媒、到书院或县学考课等,这也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与塾师相对应,生徒年幼时进入私塾读书,接受严肃刻板的传统教育.他们其中一部分日后通过选拔去接受高层次教育或直接进入官员队伍,另一部分利用在私塾中学到的技能自谋生计.从某种角度讲,基层私学教育不仅为国家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可以帮助失意举子找到出路.
无论是汉代之前的民间教化,还是唐宋以降的培养士子,私塾都与传统秩序紧密联系.古代社会为私塾教育提供了奋斗目标和人才流向,私塾教育也从各方面维护着国家秩序的平稳运行.从某种角度来讲,私塾是传统秩序最基层的传播者和守护者.生徒学习的内容,大多来自于儒家经典,这保证了从孩童接受教育的那一刻起,就可以在仁义礼智的诵读中学习社会规范.同时,私塾教育也通过高高在上的塾师,从形式上训练了普通民众对帝国统治阶级权威的服从.然而时至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借助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秩序轰然崩塌.面对步步进逼的侵略者,我们容易将传统教育和西方新式学校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必然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在作者看来,新式学校对于私塾的冲击是存在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程度极为有限.学校的出现并没有使私塾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相反出现了两者并举的二元结构.虽然在１９０５ 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新式学校吸引了一批在私塾就读的学生.但书中也有明确的数据表明,除了个别学校较为发达的地区之外,民国初期的小学校尚未达到和私塾相抗衡的地步.更耐人寻味的是,清末兴学大臣中,有人在呼吁政府广设学堂的同时,将自家子弟送入私塾中接受教育.置身其中的近代民众,在无法掌握后世的历史走向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总是在新与旧之间游移不定.蒋纯焦并没有为了论述的简洁而忽略这些客观事件,而是力图在混乱局面中反映中国近代革命的复杂性.
在关注到私塾与学堂并存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之后, 作者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探究了晚清民初政府对于私塾的方针政策.不得不说,传统教育体系下的私塾,虽然类型多、分布广、数量大、适应性强,但与西方工业文明所倡导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由于机械化大生产的推动,现代工业文明更加注重标准化,反映到教育领域,强调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的规范与统一.面对强势的现代文明,故步自封显然已非良策,所以对私塾采取了渐进的改良.改良行为最先发端于开明塾师的自发行为,１９０５ 年出现了第一个与塾师有关的行业性组织,之后政府开始介入.与传统社会的私塾教育不同,２０世纪的塾师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教学也逐步与新式小学看齐,塾师也必须通过检定与等级注册.作者敏锐地指出,私塾改良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初等教育的近代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的改良并非对传统的复兴,而是通过近代改革,将几千年来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私塾,逐步纳入公共教育系统之中.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渐进式改良,才使得在科举消逝后的半个世纪中,私塾仍然存活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私塾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仿佛都认为私塾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全书的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现代教育背后是城市对农村的智力掠夺,私塾的消失也许对于城镇地区无可厚非,但乡村教育又将何去何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现代教育逐渐显露出其诸多弊端的时候,私塾又悄然出现.在这样的境况下,反思私塾的历史,也许能够为今后的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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