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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与其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及其世界意义[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研究”(2014SJB21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研究”(08&ZD005).

作者简介:孙建娥,女,南京艺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讲师;

沈伯平,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孙建娥1 沈伯平2

(南京艺术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13)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对于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大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味.中国道路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有益启示就在于实事求是,各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且,中国道路所彰显的强大经济实力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越中国道路理论本身的国际影响力.在国外学者怀揣着各种目的对中国道路进行解读的同时,身在中国转型大背景下的中国学者还未能提供关于中国道路整体性的学理支撑,争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提升中国道路的软实力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中国道路 独特魅力 世界意义

一、引言

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党同志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国内学术界对“三个自信”的研究层出不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三个自信的理论根基、实践基础及其历史依据进行论证,而对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则着墨不多.从笔者长期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实践看,吃着麦当劳、肯德基,看着好莱坞大片长大的当代大学生对中国道路开辟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往往抱着一种与生俱来、不以为然的态度,而对中国道路行进过程中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就业难、买房难、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却感同身受,深陷其中.对于改革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他们习惯于动辄以“人家西方国家如何如何”的口吻来予以鞭挞.因而,厘清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及世界意义,对于拨开“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迷雾,对于增强当代大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按照俞可平的观点,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1]程伟礼则认为,如果把“中国道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那么,“中国模式”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成果.[2]笔者前期研究成果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这两者从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一种政治话语体系,而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的提法,有利于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更具学术性,便于国内外不同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3]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实际上是针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两种不同表述或者话语体系而已.本文所指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开创的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

对于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次进行了全方位解读.俞可平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在于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林毅夫则从比较优势战略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奥斯特洛夫斯基也秉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功一样,“中国奇迹”的实质就是放弃了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转而在其示范作用之下实行比较优势战略.[4]

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主要有四个特征: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和兼容性,兼顾效率与公正;注重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其目标是 “以人为本”;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展加以结合;强调发展的累积性和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5]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模式关联在一起,中国政治模式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点:发展型国家,政权,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政府中心主义,弱市民社会.他同时认为,中国政治中许多要素是数千年延续下来的,这样的要素主要有六个:把政治基本上等同于政府活动,精英文化,国与家的同构性,极端重视道德教诲和道德榜样力量,国家集权,中国政治始终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政治统一.[6]

姚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通过地方分权、泛利性政府,以及对意识形态的务实主义这三个关键要素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7]

奈斯比特把中国发展模式归结为“八大支柱”,并且指出,“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8]潘维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分别有四项主要内容,前者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国有的金融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以及商品资本市场;后者则包括现代民本主义的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制度,先进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9]郑永年认为,中国经验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可以总结为五点:将国家制度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以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保障经济发展;有效的产权保护;基本的社会正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推进政治化.[10]张唯为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八大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11]

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发展进程的鲜明特色主要包括: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发展型国家;政治实用主义;对执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与信任;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型.[12]

吕凯闻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治理模式.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治理模式有四个系统优势:第一是中国政府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计划和干预经济事务;第二是系统内部的问责制,包括多种多样的反馈机制;第三是政府愿意做局部试验并从试验中学习;第四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长期视野.除了这四个长期的系统优势外,在中国的治理模式中还有四个“减震器”降低了重大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或影响力,即家庭关系和儒家社会的支持系统;执政党通过“心理定格”使公众普遍理解和期盼社会稳定;种种历史和结构上的原因导致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党的组织有广泛的政治架构.这四个系统优势和四个减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13]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中国政府追求经济改革的战略主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改革领导人构筑改革并使之保持大多数官员支持的决心;采取为照顾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特殊利益而进行机构间谈判的方式;以及为鼓励省级和下级官员的企业家精神而实现放权化的战略决定.这些战略为改革铺平了道路,并有助于在改革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14]

徐崇温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六大因素:中国的领导和整合;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政治;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中国模式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中,这六个因素是相对地稳定不变的,而且正是由这六个因素构成的基本框架在决定着中国模式当前和未来的性质和走向.[15] 2012年11月,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16]

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对于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道路必然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转型国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马丁·雅克所言:“如果说,自1978年以来,世界带给中国的改变要大大多于中国带给世界的改变,那么这种进程将很快发生逆转——中国带给世界的改变将远远多于世界带给中国的改变.”尤其在非洲,由于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中国经济的庞大带动力、中国对外政策的亲和力以及西方歧视性政策的排斥力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模式在非洲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也有学者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肯尼思·卡莎认为,由于中俄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再加上两国在改革顺序以及改革速度方面的巨大差异,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借鉴中国的任何经验. [17]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认为,中国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并集中分布在拥有太平洋出海口的地区,凭借这些优势以及北京务实的预算和宏观经济政策,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因而中国模式对于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并不适用.[18]恩里克·凡胡尔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与列宁主义的融合,由于政治权力、国家和整体公共事务管理的体制这些独特性,中国模式难以简单照搬.[19]中国向来无意于输出中国模式,我们尊重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早在1980年5月,就强调:“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中国革命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20]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最紧迫的制约因素的巨大差异,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制度需求.因而没有几乎也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西方模式是如此,中国模式亦是如此.正如斯蒂格利茨认为的那样,如果当今世界真有一个关于哪种战略最可能推进贫困国家发展的共识的话,那就是: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提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之外,不再有任何共识了.[21]如果硬要说中国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实事求是,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崛起,也必然会对自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且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正如美国智库所认为的那样,“与集中精力关注各种双边问题以及、寻求将中国纳入一个美国试图继续由自己发挥主导作用的全球经济体制之中相反,美国应该谋求与中国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向其提供该体制的共同领导权——哪怕是为了说服中国发挥这种领导作用而需要对这个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造.” [22]中国倡导建立的金砖国家储备银行、“一带一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2013年9月和10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为此提供融资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14年7月,金砖五国领导人在巴西签署《福塔莱萨宣言》,确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2015年3月,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这一构想进入实施阶段.2015年12月25日,财政部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57个国家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其中,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占4席,28个欧盟国家中的24个,经合组织34个成员中的21个,G20成员中有14国加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覆盖五大洲.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以及2015年11月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都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美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得到提升和确认,也构成了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俗称“经济北约”)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有力制衡.中国政府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智慧,引领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演化和建构.这个有着5000多年悠久文明史的古老东方大国在沉寂百年之后终于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了中国自己的声音.面对这一切,西方各国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华盛顿邮报》指出,“长远而言,构成更大挑战的并非俄罗斯的公然军事行动,而是中国耐心而稳步的非军事举动.北京正在制定一种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谋求以自己的方案取代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但若中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25年后将造成国际政治最重大和危险的转变.”[23]针对国际上的各种质疑,国家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指出,要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并且郑重承诺:“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24]无论是中国倡导建立的金砖国家储备银行,还是“一带一路”、亚投行,之所以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都是建立在中国道路所取得的强大实力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阶段性标志之一.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已经高达4.9万多亿美元(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货物贸易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对外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12.2%,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本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上,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29亿美元,增长了14.1%.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同时,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的贡献度高达近30%,而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贡献度是15.3%,相当于中国经济对世界贡献率的1/2.而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达50%以上.[25]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的最大引擎.改革开放37年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6]中国道路凭藉自身的强大实力正在并将进一步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从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道路独特魅力及其世界意义的分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有盲人摸象、自说自话的意味,缺乏一种共同的话语平台和共同的理论范式.而且,关于中国道路话语权更多的掌握在西方学者或者游学海外有着中国成长背景的华裔学者手中,而处于中国大转型这一天然实验室之中的中国学者则保持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超然姿态.其实,争夺中国道路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树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争取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中国道路的接受和理解;对于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继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意义重大.然而,中国道路所彰显的强大经济实力(硬实力)所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越中国道路理论本身的国际影响力(软实力).在国外学者怀揣着各种目的对中国道路进行解读的同时,身在中国转型大背景下的中国学者还未能提供关于中国道路整体性的学理支撑.争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提升中国道路的软实力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学者不能也不应该置之度外.

而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争夺中国道路理论的国际话语权,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必须系统阐述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大转型走过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学者向前苏联、东欧国家强烈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的激进转型道路,我们在没有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条件下同样创造了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些奇迹是无法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予以阐述和说明的.那么,中国道路赖以成功运行的内在理论基础和逻辑机制到底是什么,其与华盛顿共识的根本区别何在?这一点必须从理论上予以系统论证.

其次,对于中国道路的内容和特点,既然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那么国内学者在阐释中国道路的内容和特点与独特魅力的过程中,就必须解释清楚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制度上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回答清楚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道路而不选择别样的道路的根本原因.

再次,争夺中国道路话语权,我们还必须直面中国道路在行进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而不是回避,必须引导而不是误导,更不能掩耳盗铃,粉饰太平.最重要的,我们还必须系统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道路行进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总结中国道路运行的规律,为进一步完善中国道路的话语权,谱写中国道路的新篇章提供理论指南.

最后,争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我们还必须阐明中国道路未来发展的方向.以为总书记的党立足我国发展的实际,顺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从我们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出发,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续写中国道路新篇章的行动纲领.如何在争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将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衔接,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在对外宣传方面,我们要着力阐述中国将坚定不移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着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通过中国道路理论话语体系对世界宣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不是威胁和挑战,而是贡献与机遇;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同样也需要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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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tiglitz.,Joseph.,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C],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From Washington Consensus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Barcelona, September24-2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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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中国不惧扮演主角,耐心举动比俄更具威胁[N],环球时报,2014-11-15.

[24] 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EB/OL].http://www.hq.xinhuanet.com/2015-03/29/c_127632707.htm.

[25] 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J].国际问题研究,2014(1).

作者:

第一作者:孙建娥

所在单位:南京艺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210013)

Tel:13813918236

第二作者:沈伯平

所在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单位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46号(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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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shenboping@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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