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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鸢》看青年
《北鸢》无疑是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以巨幅的容量演绎关乎民国的家族记忆与历史记忆.然而民国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时事复杂多变,风云诡谲,然而也是一个丰盛而辽阔的场域所在,正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正同此理.甫一乱世之中,往往就若纸鸢命悬一线,而又暗藏一线生机.沉浮于其中的青年弄潮儿们注定要在家国之间做出选择,究竟是舍小家成就其大义,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是于浊世固守自我,以家中亲人为念.以《北鸢》中民国的些个青年俊才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的人生道路的相关抉择窥探独属于那一代青年的家国之念.
暴风骤雨中的转型时代
葛亮因为家族、家学的渊源对民国始终抱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怀.他曾说,“民国是个好时代,好在作文与做人的尺度.及至当世,仍可以为之鉴,躬身自省,反求诸己.世故人情,皆有温度.内有渊源,举重若轻”.葛亮对民国的温情在小说中更是无一处不在静静流淌.《北鸢》对于民国史的钩沉是从民国十五年即1926 年开始的,到1947 年戛然而止,应该说是以半部民国史（1911 年到1924年的历史阙如,1949 年以后的历史未有展现）为叙述舞台,其作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会运行机制( 包括社会生活等) 都在急剧地发展、变化着,是这段历史的总态势.
社会的“沉沦”与社会的“进步”共生.民国时期,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内有封建残余、军阀割据与资本官僚等势力相交织,小说中就以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乃至新生活运动、“华北自治”“反饥饿,要和平”游行等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政治军事事件作为时代背景,虽然作者多以含蓄的方式从侧面传达,但读者仍可从中嗅到民国那暴风骤雨般的气息.不可谓内忧外患,国破山河倾,群虏未灭,何以家为？以此来看中国社会渐趋沉沦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此时的中国却又在夹缝中求得新生,历经转型的阵痛,虽举步为艰却也蹒跚前行,在抗争中逐步走向世界,与世界融为一体求得发展,一部民国史又实在是一部封建势力的削弱史和一部资本主义的成长史,可窥见卢文笙这样的商贾人家跟随时势,买卖也多与洋人合作.这也就决定了其“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方式并存的社会生活模式.小说中青年一代都时兴上洋学堂,女子也可上大学并以此为傲,毛克俞的西洋画,范逸美的新式教学诸如此类,无疑这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
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风云诡谲,百废待兴的时代,民国风云际会与个人身世穷达就这样恰如其分地勾连在一起,而只有在更大的背景下,个人的命运才会显得或庄严或滑稽或无可奈何.小说中以卢文笙为代表的青年一代逐步接受了新思想并拥有了崭新的抱负,他们跃跃欲试,奋不顾身,遑论身后之事,然而自小所习得的孔孟之道也早已深入骨髓,入木三分,是其文化因子的主要养分,奈何注入的新鲜活力是如此强势澎湃,家国之间应作何抉择与自身命运的走向息息相关,小说中的青年们也难逃此心理一役.
覆巢之下的家国之念
男主人公卢文笙是民国文化性格的集大成者,他的身上熔铸着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仁义礼智信,又拥有新时代青年的坚强勇毅,学贯中西,宠辱不惊,有着自己的文化精神操守,他是新旧时代交汇的弄潮儿,在波云诡谲的世道之中选择了独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其母昭如相传是为亚圣孟轲的后裔,天性宽厚仁义,“ 先天的颟顸,使得她少了许多女子的计算与琐碎”；父亲卢家睦更是曾经“自比南阳的诸葛,躬耕习读”,后阴差阳错不得不子承父业选择经商,但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读书人,“向有孟尝风,古道热肠惯了”.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之中使得卢文笙虽生于商贾之家,却是一派仁人君子的名士风度,传统的儒家文化也早已深植于其心,仁义礼智信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当他来到天津舅舅盛洵家就读于耀先中学是为其人生重大转折,在此之前他对于周围的时事是懵懂的,他默默的被动的生活在父母搭建的乐园里,生活在羽翼的保护之下,他的心在圣贤之书中纵横驰骋,而此时他开始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刻的全新之旅.他在这里第一次褪去长衫穿上西装,认识了活泼外向的洋派学生表妹可滢,他们成了朋友；在这里他认识了毛克俞老师,二人在内里有着极为相似的同构,有着共同的审美趣味与人生志趣,他们在一唱一和中渐成知己好友,毛克俞的红颜知己吴思阅的出现以及同学凌佐都充当了卢文笙爱国主义觉醒的引领者,初时凌佐的言论是没有得到卢文笙的回应的,卢文笙坚持“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理念,做学生的应该尽到本分就好,然而这终究在他的心里撒下了觉醒的种子,他开始思考,此时他的家国之念中,家仍居于主导地位,虽有动摇.然而在他将信将疑的跟随凌佐参加吴思阅组织的工人夜校时,以及在听得孟养辉与舅舅谈话之后,他毅然决然的吐出“入虏未灭,何以家为”,从此只身赴国难,参军杀敌,此时的他心中的国俨然居于上风,“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成为首要诉求.
直到郁掌柜的出现,他才惊觉他的身上还背负着家族的使命,背负着侍奉老母的孝道,他的内心一定有过挣扎,然而挣扎之后他选择了民族大义,只是他最终还是被郁掌柜强行带回,归来之后他“上前一步,跪在她面前,轻轻说,娘,儿子不孝.”既是忏悔又是痛心,当初决绝奔赴未曾告知老母,是为不孝,害得母亲殚精竭虑,东奔西走是为不孝,百善孝为先,此时他的儒学因子逐渐活泛,回来之后他遇到女主冯仁桢并相恋,这一切使得他开始收拾心性,当仁桢问他既出去了为什么又回来了,文笙回说人总要有些牵挂,此时家就成了他最大的牵挂,他无法义无反顾地再次奔赴前线,他开始为了小家而学习做生意,为与仁桢的未来谋划,他在回忆时说,他是不后悔当初归来的.
与男主为莫逆之交的毛克俞始终不涉政事,一生与政治绝缘,是一个乱世中的隐者形象,醉心于艺术与安然平常的生活之中,纵使有吴思阅的引领也不为所动,这与他的身世遭际相关联,他的叔叔当初毅然从家里出走,毛克俞说“他是硬了一辈子,峣峣者易折的道理,他一辈子都没有参透”他的所作所为给家里带来了无穷的祸患,最终家不成家了,更使得在毛克俞幼小的心里便已明了政治之不可为,也就造就了他的隐士风度,自足于诗画天地,然而他又有着文人的气节与操守,当日本督导斥责他忽略了日本的绘画艺术时,他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危机,既保持了民族气节又给了日本督导一个交代,可见其处世之哲学,这也是民国青年的一大出路.
与此相反的便是与卢文笙有着生死之谊的凌佐为了国家民族大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最后更是以身殉国.凌佐的身上有着许多与卢文笙相似的人格特点,他们尽忠尽孝,诚信仁义,但凌佐更具反叛精神与野性魅力,这与二人的身世相关,他无疑是个苦命的人,最终他敢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除却他精神动力或也源于他了无牵挂,孑然一身,茕茕独立,形影相吊,自力更生,这跟卢文笙很是不同.和他一同选择这一条路的还有女主人公冯仁桢的二姐冯仁珏及其国文老师范逸美,还有潜伏在他家的阿凤,冯玉珏这个人物作者着墨颇多,相较女主仁桢更像是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存在,真正参与其中的事件寥寥无几.冯仁珏是言秋凰与冯明焕的私生女,这为言秋凰刺杀和田埋下引子,她的小名叫蛮蛮,因其做事向来固执果敢,特立独行,大有铮铮傲骨之感,在被长辈拆散姻缘之后,更是如此.她是家里的大学生,自与范逸美相交后毅然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更是暗暗为地下党筹钱买粮供药,最后东窗事发,吞针自杀而死,冯家也因此被卷入其中,受到日本人的利用.冯仁珏的人生是勇敢的,是值得被铭记的,俨然在她一举一动中家国之争已见分晓,她为了国舍弃了家,当然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了范逸美,他们二人的情愫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冯仁珏从小养尊处优且儒家之学并不根深蒂固,她的勇敢与果决全然是来自新学的影响,她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冯家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自不是其生活的沃土.最后选择决绝而去,不作他想,也可理解.
由此可见《北鸢》中的青年们诸如卢文笙、凌佐、毛克俞、冯仁珏等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无不以家国之念为中心轴,自古忠孝两难全,奔赴国难是为忠义,侍奉双亲鞠育幼儿是为孝,二者之间实难割舍尤其是对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来说.卢文笙家国之间兜兜转转最终归于家；凌佐本无家,归于国；毛克俞有国于心中,固守自我,隐于尘世；冯仁珏有家归于国,年轻的生命犹如流星转瞬即逝；似乎家国之间本无界限,青年们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更无对错,全在个人心性.那么处于新时期当下的我们是否能从中汲取养分呢？
走失的民国文化性格
葛亮在其续中言“这本小说关乎民国,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北鸢》关乎政治的民国是确凿无疑的,但它之所以令今人心神向往之,更是因其关乎了文化的民国,凸显民国的文化性格,其生动表现了当下对于民国文化性格的无穷想象.这种文化性格除却凝聚在几位主人公身上之外,更是将这种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传统文化的因子在普通民间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均有丰富的蕴藏.如小说楔子开篇就写老年文笙去四声坊买风筝,有这样一段对话：说起来,四声坊里,这手艺怕是只留下你们一家了吧？ / 是,到我又是单传./ 生意可好？ / 托您老的福,还好,昨天还签了一单.只是现今自己人少了,订货的净是外国人./ 哦./ 照老例儿,今年庚寅,写个大草的“虎”吧./ 行./今年不收钱.您忘了,是您老的属相,不收,爷爷交代的./ 呵,可不！……所有的读者开始读到这一段对话都会摸不着头脑,但是渐渐读下去就知道了,84 岁本命年（2010）的卢文笙去四声坊买风筝,四声坊风筝艺人龙师傅当年曾受卢家睦嘱托,每到虎年便扎一个虎头风筝送给卢文笙作生日礼物,此“老例”已经传到龙家第四代,仍然在坚持着.这便是中国平民的仁义诚信所在.小说中几次出现的郁掌柜也是典型一例,郁掌柜探访在天津读书的郁掌柜以及雪夜不顾年迈多病苦谏文笙回家,第八章写卢文笙不惜破产援助姚永安,最终更是收养其孤儿等等故事,无不令人动容.诸如重诚信,施仁义,待人以忠,交友以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中国传统做人的道德底线,说起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着文化的传承.如果要说真有所谓民国的时代特征,那么,在阶级斗争的学说与实践把传统文化血脉荡涤殆尽之后的今天,人们所怀念的,大约也就是这样一脉文化性格了.
正是这样一种民国性格成为了国与家中兴复元的“一线生机”,民众的道德底线维系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盛衰,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其实匹夫之责,不仅在于危亡之际表现出奋不顾身的慷慨就义,而在于寻常岁月里民众有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君子之道行走于天地之间,这正是现如今我们所需要的,传统文化性格的重塑势在必行.民国时期虽西学东渐然始终忠于内心的坚守.
人生何处无战场,只有有了自己的坚守与道义方可居于不败之地.正如卢文笙虽然退下炮火连天的前线却又上了生意场的前线,战争不仅是政治军事上的角逐也是文化与经济的抗衡,只有民族气节屹立不倒方是铜墙铁壁.因此《北鸢》中的青年俊才们的人生之路都是辉煌的,都是值得铭记的,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有着共同的坚守,循着君子之道一去不返,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也告诫了当下的我们,无论你选择了哪条路,哪个方向,一定不要让“民国性格”走失.
（作者简介：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何善米,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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