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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感和爱的需求的追寻弗里达自画像解读
《穿丝绒的自画像》 1926 年
对安全感与爱的需求的追寻——弗里达自画像解读
◎张路平
摘 要：弗里达·卡罗是20 世纪墨西哥著名的女性画家,她将绘画目光对准自己,尤其是她自身的疾病、痛苦、残疾、性生活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在她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自画像.这些作品除了被赋予了浓厚的墨西哥风情,更是注入和流露出弗里达的内心情愫.本文将结合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和弗里达·卡罗的人生际遇与艺术人生,来探索弗里达自画像中对安全感以及爱与被爱的需求,进一步理解和探寻心理层次与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弗里达 马斯洛 安全感 爱与被爱
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1908—1970）是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人本心理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关于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需要层次理论、行为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超个人心理学.其中层次需求理论对人性本能的探索是人类心理学动机理论探究新的开始,在西方心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将基本需求的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需求被认为是最基本的需求,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的层次.生理需求主要是基于两点：一,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二,发现口味（在食物中进行优先选择）相当有效地指明体内实际的需要或者匮乏.[1]18其中包括,性欲、睡眠、母性、饥饿等,而食欲的满足在这些生理需求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安全需求是大致可以看作人的本能对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1]21归属和爱的需要,是感情的付出和接受,是爱的给予与爱的接纳,而这感情与爱需要确定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即在一个团体或家庭中寻找一个位置,作为朋友、爱人、配偶或父母、孩子,以达到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的实力、成就或优势带来的对自我的肯定,另一方面是权利、地位和荣誉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重,两者都意味着自信的实现和满足.而自我实现作为基本需求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对人格的强调,是个体在满足生理、安全、归属和爱以及自尊的需求后,对自身内在价值的探寻,包括对自我潜力、信念、信仰、理想的追求,而对于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更是马斯洛一生都在进行的隔热探索.
在一般情况下,人的这五种基本需求是有序地由最低层向最高层不断需要的,高级需求相对于低级需要产生得更晚、更迟,不像低级需要那么迫切.高级需要更像是奢侈品,更容易体现人的主观意向、真实的个性、价值.而通常人类自我实现的需求的满足也是依赖于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的.但是在特殊和非一般情况下,这五种层次的需求也存在一种等级颠倒的现象,可能表现为产生顺序的混乱或需求的迫切性与否.这种现象于个体的实际生活经历和心理状况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对一个未曾体验过长期饥饿,基本生理需求未受到威胁的人,会忽略食物的重要性和基本需求；再如一个曾经为了尊严而宁愿舍弃工作的人,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失业和饥饿后,会为了满足对食物的需求而不惜牺牲尊严,重新找回工作.对于弗里达·卡罗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艺术家,同时作为一个体,弗里达也需要马洛斯提出的层次需要的满足,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或受到挫折时,就会影响到她的情感或行为,以至于体现在她的绘画创作当中.
二、弗里达安全感与爱的缺失和追寻《光阴似箭》 自画像1929 年
弗里达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疾病、痛苦、焦虑与恐惧,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像灾难一样剥夺了弗里达的安全感和爱,正是安全感和爱的缺失使得弗里达的一生都在追寻安全感以及爱与被爱.而弗里达这样的状态和心态也被带入了弗里达的艺术作品中,特别是弗里达的自画像中.
弗里达出生在一个墨西哥资产阶级的家中,他的父亲吉列尔莫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与弗里达的母亲结婚,弗里达是他们五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弗里达在六岁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这使得弗里达脊髓受损,下肢出现了畸形,成了“跛脚弗里达”.这不仅没有阻止弗里达的调皮与活力,她常与男孩子一起恶作剧和冒险,同时结识了她的初恋阿莱詹德罗·戈梅斯·阿里亚斯,而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同样也成为她巨大噩梦的开始.在1925年墨西哥独立日的这一天,弗里达与阿莱詹德罗在电车上经历一场车祸.在弗里达的回忆中提到“我们上车后不一会儿车祸就发生了……两车相撞将我们弹了出去,一个扶手像剑一样刺入我的身体.有人看见我在不停地流血.他将我抱了起来放到了台球桌上,后来的救护车来将我送进医院”[2]68.此次的车祸使弗里达的脊柱断成了三截,锁骨、肋骨和右脚骨头碎裂,右腿有多达数十处的伤口,同时一根钢铁栏杆穿透她的腹部,从阴部穿出.为了治疗和恢复,弗里达整个人被裹在石膏中平躺了一个月.这时的弗里达急切地表达着对阿莱詹德罗的爱和挽留,或许她看到了阿莱詹德罗的退却冷漠.这是弗里达第一次感受到恋爱的痛楚,从这开始她也正式地开始绘画创作,确切地说,是自画像的创作.第一张自画像是送给阿莱詹德罗的《穿丝绒的女人》.出于对爱与被爱的追寻,她像是在做一种挽留和乞求,但阿莱詹德罗还是选择抛弃了她,远走欧洲.这使弗里达陷入极度的安全感缺失之中.
在肉体疾病与精神深渊的折磨,在康复—复发—康复—复发的反复中,弗里达不断生活和创作着,而另一个与弗里达有爱恨交错的人,走进了她的人生.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中,弗里达结识了迭戈·里维拉,而与迭戈的爱恋又成为弗里达生命中的另一次浩劫.最初与迭戈的相恋使弗里达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爱的勇气,他们相互吸引、相互爱慕,又相互欣赏,一起追寻着艺术.弗里达与迭戈疯狂地爱恋着,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未将你忘怀；你接受了残疾的我,让我重新变得完整,和这片小小的土地融为一体”；同时也浓烈地彼此折磨,弗里达也曾说过：“这一生中,我承受了两起严重的意外,一是被一辆电车撞过.另一件是遇到了迭戈”.迭戈·里维拉生性不是一个为了爱而停留的花花公子,在与弗里达结婚后,他依然游走在外遇和情人之间.而弗里达出于对里维拉的爱,她甚至主动示好他的情人,努力维护着他们的婚姻.在弗里达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迭戈：开始,迭戈：建造者,迭戈：我的孩子,迭戈：我的男友,迭戈：画家,迭戈：我的爱人,迭戈：我的丈夫,迭戈：我的朋友,迭戈：我的母亲,迭戈：我的父亲,迭戈：我的儿子,迭戈：等于我,迭戈：全人类.”[3]
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弗里达对迭戈深沉的爱.作为女性是幸运的,她遇到一个这样的爱人,给她新生活的开始,引导她的创作,给她罗曼蒂克式的爱慕及宠爱,给她一个温暖的家,更像父亲、母亲一样,给她认为的全世界；可她又是悲剧的,正因为迭戈所给予的爱使她依赖和沉迷,以至于弗里达在他出轨和厮混后一度选择原谅,直至弗里达发现迭戈与自己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她彻底地崩溃了.1939年,在迭戈的提议下,弗里达与迭戈结束了两人的婚姻.她的爱被撕碎,被深爱的丈夫和挚爱的妹妹所撕碎,这些都使她陷入无尽的悲伤之中.她的安全感和爱受到严重地威胁和剥夺,她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尽管在1940年迭戈提出了复婚,弗里达也表示同意,但两人的爱情与婚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转.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复杂的,是爱恋？是崇拜？是背叛？是折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
除了这两次感情经历使弗里达感到安全感以及爱与被爱的缺失以外,她的其他一些生活经历也可以证明她极度地需要爱的满足.由于车祸导致的骨盆碎裂,弗里达无法生育,但弗里达却有这样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她渴望能够去用爱生养自己的孩子.她怀孕,却无法生育,她至少做过三次流产手术,一次次失去着自己的孩子.这几次使她陷入悲痛之中,一种想爱却无法拥有的遗憾,更加激起她对爱的渴望.《里维拉和我》 自画像 1949 年
总之,弗里达的一生中充满了来自家庭、婚姻、爱人、亲人的辜负与抛弃,她的安全感需求和爱的需求多次地受到威胁,她生活中仅存的、极度需要满足的安全需求和爱与被爱都一点点地崩塌.除了通过放纵自己、寻找情人来迫切地满足自我对爱的需求,来自我安慰,弥补自己对爱的追寻,弗里达还将自身的经历和情感真实地记录在她的自画像中.
三、对安全感与爱的需求的追寻在弗里达自画像的意义
弗里达对安全感与爱的需求的追寻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弗里达对初恋阿莱詹德罗的挽留,一个是对迭戈·里维拉的热情的爱恋,一个是对迭戈·里维拉的包容,一个是对怀孕生子的渴望,一个是对自我的迷恋,最后一个是对情人的寻觅.而她的艺术作品也是紧紧地围绕这些情感而进行的,具体呈现在不同的自画像中.弗里达自己也曾说过：“他们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画集,但我不是.
我从不画梦.我画我自己的现实.”[2]290弗里达的第一幅自画像是1926年为挽留初恋阿莱詹德罗所画的《穿丝绒的女人》.画中她将自己描绘成一个高贵的欧洲贵妇,冷峻的面孔、被拉长的脖颈和手以及绣花的红色天鹅绒礼服彰显着其高贵的气质,上突起的更像是对阿莱詹德罗的诱惑和挽留.不可否认,弗里达这幅创作的动机带有一定的讨好性质,而这种讨好的性质恰恰是弗里达对爱与被爱的追求,是被抛弃后对爱的挽留.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对于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对爱与被爱的需求是强烈的,何况是对一个刚刚饱受磨难的、需要关怀的弗里达,为了挽留爱而创作是无可厚非的.
在接下来的绘画作品中,弗里达还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在与迭戈· 里维拉的热恋阶段, 她同样用了自画像来表现自己安全感和爱与被爱需求满足的喜悦.1 9 2 9 年弗里达创作第二幅自画像《光阴似箭》, 这幅画完成与结识迭戈· 里维拉的第二年8月, 弗里达与迭戈· 里维拉结婚.在这幅自画像中,弗里达褪去了第一幅自画像中的冷峻和高贵,画面中的弗里达凝注的眼神,展示了一个质朴、自信的墨西哥少女,白色的蕾丝上衣、项链和耳坠极具墨西哥情调,背景中盘旋的飞机和金属钟表,更加体现了“光阴似箭”这个主题.迭戈·里维拉为弗里达带来一个全新的自己,弗里达也对生活和绘画燃起了希望,这幅自画像是对迭戈·里维拉爱的反馈,更是对自我爱与被爱的需求获得满足后喜悦的描述.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的爱恋同样也折磨着弗里达,她同样用自画像的形式记录着、抒发着自我的情感.《里维拉和我》是弗里达1949年创作的自画像.
这幅画中,弗里达将里维拉嵌在自己的额头上,表现里维拉在其心中无比重要的地位和对里维拉的爱,而弗里达的眼神和眼角流出的泪,表露出弗里达对里维拉出轨和不忠的恨与无奈.在对自身的表现中,不再像前面两幅自画像一样,气质上高贵或纯真,而是忧郁和无奈；在外形的刻画上,不再端庄、整洁,而是头发散乱；同时画家还着重突出自己面部的男性特征——胡子.画面整体给人不安和害怕.《里维拉和我》表现了弗里达面对安全感的缺失和爱的失去时的无所适从和刚毅,她依赖于里维拉的爱,渴望里维拉的爱,可她依旧明白里维拉不会因为爱她,而停滞对其他女性的游戏和暧昧,她刚毅的形象也正是对里维拉的反抗.《自画像》1930 年
弗里达另一方面对爱的需求是对怀孕生子的渴望.1 9 3 0 年弗里达创作了第三幅《自画像》.这幅画中,弗里达脸稍微有一点点的倾斜,与第二幅的纯真少女相比,眼神中多了些忧郁和严肃.而这时候恰恰是弗里达结婚后不久因为不能生育孩子,感到极度的沮丧和抑郁.而创作于1932年的《飞床》更是弗里达面对多次的流产而创作的作品.弗里达躺在一张放在街边的床上,脸颊挂着泪水,身下还流着血,画面中的婴儿、蜗牛、紫色的花、骨盆和其他东西都漂浮在空中,弗里达的手中攥着一根红线,试图将他们连接或控制起来,防止他们与自己分离,这表现了流产带给弗里达的痛楚以及弗里达强烈的渴求的愿望和无奈.弗里达的一生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她与孩子之间的爱永恒地不能实现,她要给予孩子爱的需求却不能满足,而且是永远不能满足.这种爱的缺失带来的苦楚,是弗里达自画像中常见的主题,除了上述之外,还有《我和我的玩偶》及《我的出生》等.
基于上述提到的安全、爱与被爱需求的缺失,弗里达在自画像中不断地乞求和申诉着他人对自己的爱,同时她还将诸多的爱和感情倾注到爱自己和自恋上.例如1938年创作的《我和鹦鹉》《框架中的自画像》《与狗一起的自画像》,1937年创作的《两帘之间》,1940年创作的《短发的自画像》,1932年的《美墨边界的自画像》,1946年创作的《小鹿》,1945年《与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1939年的《两个弗里达》等一系列的自画像,这类似于自传式的自画像贯穿着弗里达的一生.弗里达从镜子中观望着自己,在观望中与自我进行对话、进行爱的交流,未能从朋友、爱人、配偶或孩子中获得的爱,她开始从自身中汲取.弗里达是自我迷恋的,在弗里达的自画像中,她的脸上有贪恋且深邃的眼神、浓密的眉毛以及一抹淡淡的胡须,是那么地充满魅力,似乎又存在着些许的成份.例如在《两个弗里达》中,弗里达意外地在画面中画了两个弗里达,她们紧握双手,心脏相连接,一个穿着具有墨西哥传统的服饰,另一个则穿着类似欧洲流行的礼服,裙子上的血迹似乎意味着弗里达流产的痕迹.这两个弗里达其中一个是弗里达本人,而另一个则是她臆想出来,来安慰自我、获得保护和爱的对象.
综上所述,弗里达的自画像受弗里达自我的安全感与爱的缺失和追求的影响,弗里达一生的创作过程,都是对安全感和爱与被爱的追求.当弗里达的安全感受到威胁,她拿起画笔,用绘画的形式去争取,去反抗；当爱与被爱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弗里达同样会用绘画的形式去赞美和喜悦.也可以看到马斯洛的安全感与爱的需求对于自我人格的形成和行为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当个体的需求得到满足或未得到满足（受到威胁）,都会对人的自我实现产生影响.弗里达的自画像便是很好的例证,安全感和爱与被爱的满足为她的自画像注入力量,而安全感和爱与被爱得不到满足或受到剥夺也为她的创作提供灵感.
参考文献：
[1][ 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许金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美] 海登·赫雷拉. 弗里达[M] 夏雨,译.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 沈文婷. 踏过人生的荆棘——弗里达·卡洛自画像研究[D]. 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1.
[4] 梁烜彬. 论弗里达·卡洛自画像的艺术特征[D]. 北京：美术学院,2013.
（作者简介：张路平,女,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理论）（责任编辑 薛熙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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