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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屑萦耳录
◎胡晓军
一瓣童心望世界
我与任溶溶先生的几次见面,都在饭局,或隔桌,或邻座,边吃边谈.吃什么不记得了,谈什么则记得很清楚,多半是吃.比如吃本帮菜时,就谈秃肺、河豚、雪里蕻和虾籽大乌参；吃广东菜时,就谈鱼滑、蛇羹、腊味饭和广州烤乳猪.至于川帮、徽帮、京帮、宁波帮,有如穿花蛱蝶,逸篱枝叶,不时斜飞旁生.这些菜点的背后,都有掌故,更有他的趣事.当年任老先生八十出头,言声和笑声共振,筷头与口头齐动,说得举座皆欢,心驰神往——因为他说的肴馔,多是席面上没有的.有一次主人被他说得嘴馋,竟让人从美心酒家买来了他说的蛋挞.我才知道蛋挞之“挞”,原是英文“饼”的音译,专指故意露馅的那种,明乎此,再食之,甜香倍增.任老先生是生于上海的广东人,谈起“食在广东”,不禁面露得色.但他同样认为 “食在上海”,五岁时去粤,十年后回沪,他居然不想念广东的食品,因为上海什么吃的都有,包括在广东也不多人吃的龙虱,也被放在水瓶里让它们游来游去……这些故事,或前或后,我都在他的随笔里读到了.
我多次在报上读到任老先生的随笔,谈古论今,说东道西,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篇幅大多很短,可以一气读完,文风随意,一如听他说话一般.这符合我对他的双重印象——既是一位阅历极广、学养极深的和善老者,又是一位好奇求知、好动贪玩的活泼孩童,总言之,老小孩.这个印象,与他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无论职业、成就还是名誉,都是吻合的,于是他才会在盛年时将知趣、情趣与童趣融为一体,才会在晚年时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偶一闲聊,必生佳趣；信笔写下,即成掌故.”任老先生赞同安徒生所说,老人怀旧是一种快乐,而他释放
这种快乐的方法,便是闲聊和随笔,并希望人们听了看了“觉得好玩”.他的文章虽是信笔写来,但语法之考究,字词之精准,往往令我从心底喝起彩来.任老先生先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后致力儿童文学工作,因此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品除要含有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外,更要含有严谨的语文教育,这是让孩子们的心灵真正获得自由的前提.
几年前的一次饭局上,自然由吃谈起,谈着谈着,转到了看.任老先生几岁时就坐在妈妈的腿上看戏.他当然学会了走路,只是那时的戏院,小孩免票却无座位.他很快成了一个京剧迷,从老天蟾、共舞台看到更新舞台、新天蟾,从张君秋、杨宝森看到叶盛章、金少山,从买票看戏到买唱片、进票房学戏.他当然也喜欢粤剧,常将粤、京的名角加以比较.譬如白驹荣嗓音清脆、节奏舒缓,他就将之比作“粤剧里的谭富英”.我趁机邀他写一篇看“四大名旦”的随笔,他一口答应,就扳着手指数看过的戏——梅兰芳的《宇宙锋》、程砚秋的《荒山泪》、尚小云的《汉明妃》、荀慧生的《红娘》……又问,听说你写了一本看戏的书,能否给我看看？任老先生指的拙著,是我在看戏之余,用诗词所记录的短浅观感.
半个月后,收到他的文稿,还有一本《浮生五记：任溶溶看到的世界》,并附短信一札,令我惶恐的是,信封上竟以“老师”相称.任老先生常以学生自称,至老不改.就在书里,他还说自己“至今都在学习”,翻译也好,写作也罢,“都是学习的过程”.信中他赞拙著“真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既可读到戏曲故事,又能欣赏戏曲诗词”.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在拜读,您年轻而能写出这么好的诗词,让我敬佩,也明白《上海戏剧》何以编得如此之雅.说来惭愧,我大学是读中国文学系的,可是不会作诗词.正因这个缘故,毕业时老师让我当助教,我怕学生写了诗词要我改,只好婉拒了,对不起老师.”
任老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他说的那位老师,便是郭绍虞先生.郭先生是著名学者、诗词大家,不但教授古文学、修辞学和历代诗词选读,还在课堂上用苏州话吟诗给学生们听.遗憾的是,当时的新诗已将旧诗完全压制,对许多年轻人而言,不习诗词不仅不会难堪,可能还是引以为豪的“先进”姿态.任老先生当然喜欢诗词,他在大学时就被古典诗词迷住了,长了不少知识,此后翻译俄国的格律诗,便效姜椿芳的法子运用中国旧诗的节奏——“蓬嚓、蓬嚓、蓬嚓嚓”,使俄国原作者听了惊喜莫名.不过任老先生终于选择作新诗,目的还是为了孩子们.他能用四种语言译诗,一边译,一边想,若换作他写,“一定要换一种写法,保管孩子们更喜欢”.于是,就写了.任老先生觉得,诗这东西,必须巧妙,但这种巧妙绝不是外加的,而是作者在生活中捕捉到了巧妙的东西,自然地将其写下来.多年后他遇到郭老师,又为未能承继老师的衣钵表示惭愧,却得到了郭老师的笑言安慰：“你有这个兴趣,又有这个本事,就应该去做儿童文学的.”
我打电话向他道谢,结果又听了他的一番美言.惭愧之余,我也想表达对他的敬意,脑筋一动,道出一联：
一瓣童心观世界,千言往事著文章.
上联指他翻译和创作的童话,下联指他晚年所写的随笔.任老先生听了,连说不敢.谈了一会,要收线了,他猛想起什么似的,说那一联,还是改“观”为“望”、改“著”为“弄”更好一些.因为“观”字更多属于大人,而非孩子“天真烂漫”的看法.上海话“望野眼”,就指孩子喜欢东张西望,只是好奇,没有明确目的；“著”字更多属于大作,而非他的“杂格龙冬”的写法.上海话“弄白相”,就指自己喜欢谈天说地,只是好玩,没有固定内容.
仅此两字之易,任老先生谦退而敏锐的涵养,自然而天真的秉性,已令我豁然开朗.
不知心底有雄狮
元旦新正之日,我去拜访宗锡先生.告辞走向玄关,经过书房门口,瞥见桌上宣纸犹横、墨色正新,心中一动,开口向他求字.他答应了,但要我出内容.我说羊年将至,我正属羊,就请您题个“三羊开泰”吧.他答应了,但说自己视力不佳,写得较慢,要过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只是三天.那只信封,照例还是旧的,他将自己名字擦去,写上我的.宗锡先生平生节俭,但绝不是因为缺钱.他曾说过,既是快递,不贴邮票,又何必用新信封？他的理性与逻辑,从学术观念、人生态度一直渗透到生活细节,反推亦可.所以他即使答应了别人,也绝不会全然依从别人.
于是我猜,他大半不会按我说的写.展开一看,果然不是“三羊”,而是“外柔内刚,知礼善群”,落款除“吴宗锡年九十一”外,另有“晓军肖羊得其品性之美”一行.再看附信,内有说明,说“三羊”原为“三阳”的谐音,本意是冬至、腊月和正月之阳,开春天万物之盎然生机.“三羊开泰”既非本意,还有些俗气.“知礼合群”倒正是古人对羊的赞语,而“外柔内刚”则与你的性格、行事相符.最后还说,此一幅里,已有几个“羊”字,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我一数,“善”上站着一只,“群”里挨着一只,加上落款一只,不多不少,正好“三羊”.
小事一件,亦显思之独立如此、学之缜密如此、察之细微如此、行之婉转如此,其中蕴含,绝非等闲.我甚至想,这与他二十多岁时钟爱文学、却偏被派往从事曲艺工作的往事,遥相对应——对原本不爱、不专的,他竟可以用自己原本所爱、所专的,注入其内、发乎其外,然后爱之、专之,最终实现理想.
在我看来,宗锡先生正是以文学之眼观书目、以文学之理构艺理的.比如他将评弹的审美特质提炼为“理、细、趣、奇、味”五个字,“理”指生活的逻辑,“细”指细节及细腻,“趣”指机趣和乐趣,“奇”指传奇性,“味”指韵味与诗意——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便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符码.宗锡先生是将评弹论为一种古今互通、中西交汇、雅俗共赏,说着唱着的文学性的艺术了.可以认定,他是深信文学性乃艺术性之核心这句话的.几年前文联为他出版文集,集中涵盖他早年的诗歌散文、中年的理论评论和晚年的随笔散论.宗锡先生嘱我拟个书名.我知他的笔名左絃,絃字取自《礼记》“絃,以丝播诗”,早年用以发表诗歌；后来署名评弹文章,因其也可作为“絃索”之絃来用.我略加思索,拟了个“絃内絃外”,意为絃内诗歌、文学,絃外评弹、曲艺,反推亦可.不等我作解释,他一见便极欢喜,不但作了书名,还用在研讨会的会标上.
虽然如此,评弹毕竟不是文学,而是艺术,是包含戏剧性的说唱表演艺术.宗锡先生认为,评弹尽管不是戏,却不能没有戏剧性,“起角色”扮演人物、“设关子”制造悬念、“放噱头”渲染气氛,皆在戏剧性的范畴之内.评弹的戏剧性,原就丰富得很,只是艺人大多不察、听客大多不觉,需要学者指明点透,方能进入自觉创造.宗锡先生一语道中：“有人觉得评弹好听,其实是因为评弹有戏剧性,有戏剧性的情节与矛盾.”由于戏剧乃文学之一种,所以概而言之,宗锡先生以文学理论工具与评弹术语的结合,将评弹的文学元素梳理出来、将评弹的文化凸显出来,进而将评弹创作的品位与格调提升了起来.
宗锡先生是公认的评弹艺术理论拓荒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或因如此,知道他诗歌和散文的人相对地少了,正像许多人只知他听评弹、看京剧,却不知他听交响乐、看西洋歌剧；又像许多人只知他谙熟国学,却不知他精通英文.宗锡先生幼读私塾,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来从事文学翻译,是一位翻译家.不过我认识他二十多年来,从未听他对不说英语的人说英语,哪怕是一个单词.我脑中突然冒出一句话,做一个人、尤其做一个文化人,外表可以温慎如羊,心底总要拥有一只雄狮,起码一只.
在我看来,宗锡先生之所以令人敬畏,就因他心底拥有雄狮,还不止一只.当年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官员能得到平民的敬畏、学者能得到官员的敬畏.宗锡先生集官员、学者于一身,得到了双重的敬畏.时到如今,官员已得不到平民的敬畏,学者也得不到官员的敬畏.然而宗锡先生早已不再为官、目前很少治学,却依然被人敬畏.可见他被人敬畏的,不是官职,也不仅是成就,而是心底的雄狮.
回想当年,我刚上班那时,就像只没头苍蝇,不是忙工作,便是忙着玩.宗锡先生见了,便嘱我多看书、多用脑、多练笔,更暗示我在陪一些无关紧要的会议时,闭目安坐,凝神净心,或默诵诗歌,或潜思选题,或打个腹稿……现在看来,他是指点我去寻觅心底的雄狮,捕获它、拥有它、驾驭它.时到如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了雄狮,但知道只要拥有了雄狮,便会尊重别人、建议别人或答应别人,但绝不会凌驾别人、勉强别人或全然依从别人.正是——
不知心底有雄狮,还道生如尽一卮.
且觅且寻君莫待,为求至远至高时.
纯白最斑斓
2008年春节过后,我得了本《花语墅笔记》,扉页上写“晓军,闲时随便翻翻可也！吴贻弓”.我知他不久前搬进了西南郊的一幢别墅并为其命名,从此逃离危楼闹市,置身花香鸟语,遂了平生心愿.文章虽无定式,心愿却是恒常,倘前者是后者的映现,便为人文合一.因此文章大半虽为前作,却被他尽数收入书中,便是身未有处、心早已处的缘故.我向他致谢,他解释说,书中杂七杂八,你可只拣有兴趣的来读,是谓随便翻翻.又说,里面有好几篇发言稿,却并非充数,毕竟也算是自己人生中的重要内容,更自忖能做到不说空话套语,无论大会小会的发言,都离官腔较远、靠平常心较近,是谓随便说说.
我一边听着,一边随手翻着他的新著,不由想起一事.就在前年,他出席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作为主席,除要在开头致辞,还要在末尾授奖,上各两次.从贵宾室一出来,他就把我坐的边席占了,说是自己方便,更不扰旁人.有好几人来劝,他只是微微含笑,并不挪动.晚会两个小时,他始终坐在一边,我却坐在中间.
我一边坐着,一边不时瞄向他的侧面,不由想起一事.当年,他出席画家陈逸飞的追悼会并致悼辞,事先表示自己所撰之文,绝不容许删改哪怕一字,否则宁愿不致辞、不出席.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据我看来,概是他做人的原则、文化的底线遭到了挑战,不得不猛喝之、坚抗之.我相信一个人的随意与执念,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有些人因有太多的随意,便有了一股极深的执念；因有太多的宽容,便有了一个极高的苛求；因有太多的细腻,便有了一种极大的疏淡；因有太多的纯白,便有了一抹极鲜亮的斑斓.这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恰如一块硬币的两面,而他们因此显得不同一般.
更何况他有浓烈的诗人气质.虽然除了歌词,我从未见过他的诗作,却坚信称他“诗人导演”,是最妥帖的.这当然不仅指他的电影富蕴诗意,而更是通过看他的影片.我能感到诗意的源头并非出自镜头和胶片,而是发自他天性中的诗性.只要天性中有了诗性,那么即使不着一字,也无妨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倘若诗性足够浓烈,则能延伸和浸润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尤其是艺术之中.
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差异,我以为前者首在求真、次在求美,后者首在求美、次在求真,虽着力有别,却互为表里,彼此依存而且交通.不过,真毕竟要比美更基本、更重要,所以饶宗颐说：“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渺.”我以为诗不仅是文学的至高点,且能达到艺术的最妙处——只消受轻风一缕,便能身置春意盈满；只消见纯白一片,便能心感五彩斑斓.通过平等的授予和默契的接受,艺术的视听之娱将会达成文学的心灵之约.
这次他从艺术回到了文学,不是诗,而是文.写来言平意丰,在自然随意中见细腻绵密,更在细腻绵密中见诙谐幽默.文中多次出现“怎一个愁字了得”、“兀地不开心煞人也么哥”之类,“也么哥”多见于元明戏曲,相当于“呵”、“呀”之类以加重前意的语气.以往只知他的古文功底好,如今才知他对老戏也有情,并与一位号称“笛王”的昆曲名家称兄道弟,非常亲密.
我一边读着,一边为之莞尔,不由想起一事.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不但会说“是也”、“然也”,且会哈哈大笑、手舞足蹈.那样子很像舞台上洋洋得意的昆曲小生.
转过年来,正逢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二十周年庆典,市文联决定出版一本纪念画册,由我担任主编,并为主席草拟序言.我自然将官样文章作了诗化处理.文行已终,诗兴未艾,顺手在末尾加了一阙词——
冬尽君知否？举头高处看.娇柔丰泽玉生烟,香冷彻澄寰.
独放非争艳,先开得自然.春来何必觅喧阗,纯白最斑斓.
词牌名为《巫山一段云》,顾名即知原述巫山神女之事.我怕他忌讳,特意隐去词牌,只以小令称之.
等了几日后,我去电探询修改意见.他说文既好,词更佳,一字不改.刚要挂断,他顺口问起小令的词牌.我早有准备,如实相告,又说采用此牌意为描摹女子美态,暗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乃一位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是也.
后来听人说,在庆典当晚的迎宾宴会上,他致罢祝酒辞,当场朗诵了这阙小令,只是未提词牌.当念到“纯白最斑斓”时,他的嗓音尤为清亮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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