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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宣传到讲故事：中国外宣亟需叙事转向

一、信息超载时代,碎片化传播只能获得碎片化注意力

信息爆炸导致网民信息超载,进而导致其有效注意力时间（attention span）大幅缩短.据调查,互联网上有17%的网页,网民在其上的停留时间少于4秒.

信息爆炸与自媒体的兴起相辅相成.微媒介的碎片化传播先造成网民信息超载,然后又推出更多更碎片化的应用（如微视频）来进一步霸占网民注意力.然而,从微博到微信,再到微视频,这些微媒介进一步割裂、碎片化甚至粉末化了受众注意力（如抖音视频的长度多为10-15秒）,其对用户的注意力也多是混乱喧嚣的强制吸引.微视频等作为媒介形式创新,并没有改善反而加重了网民的信息超载和焦虑.我们需要更加有效的传播方式促进信息的接收、理解、分享和记忆,而这只能是媒介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创新——无论内宣还是外宣,我们都需要一个“叙事（故事）的转向”.

二、“好故事”如谜米,是克服信息超载和文化障碍的最有效传播手段

人类自远古时代就喜欢讲故事听故事.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说“生活即叙事”(life as narrative) .说故事和听故事展现的都是人类的生活和人性.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ell）指出,在世界各文化的起源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原型性（architype）故事.英国文学批评家芭芭拉·哈代（Barbara Hardy）认为,“我们以叙事的方式做梦、回忆、期待、希望、绝望、相信、怀疑、计划、修改、批评、建构、闲聊、学习、憎恨和热爱.”①至今我们仍然对过去的“故事”感叹不已,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之战和奥德赛；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的《史记》中荡气回肠的历史和传说；我国四大古典悲剧之一,源自春秋晋国的《赵氏孤儿》跨越地域和文化鸿沟,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和传颂,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哈姆雷特》；相较于《三国志》,《三国演义》因其故事性、趣味性和人性而流传广泛,妇孺皆知.

除具有娱乐受众和陶冶性情的美学功能外,“故事”更有巨大的实用功能.例如在学术研究中（如社会学）,“故事”（叙事材料）很早就被研究者使用.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就是要“讲故事”.在新闻传播中,通过讲故事,记者能在鱼龙混杂的信息环境中吸引公众注意、增进其理解和记忆并触发分享.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资深编辑指出：“我们永远都在思考是哪些元素能让一个故事从本质上变得有趣,能在瞬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我们如何安排故事情节才能让故事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并让它深深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纽约时报》2017年2月推出了新闻播客栏目“每日新闻”（The Daily）,目的就在于超越文字和算法,通过声音更加真实和生动地传递故事和情感.好故事上架期长,波及面广,其影响力远胜于万千条“阅后即焚”的碎片化信息.

为什么“故事”有助于信息传播？首先,好故事是一种谜米（meme）.谜米像病毒一样使人们对某些东西不自觉地赞美、模仿和传播,甚至达到“人云亦云”.“人为我为”程度.“故事”作为一种经典的谜米,其传播包括四步：第一,同化(assimilation),指故事/谜米被宿主注意、理解和接受（将其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第二,记忆(retention),指故事/谜米停留在受众大脑中,停留时间越长,其被复制和分享给其他宿主的可能性越大；第三,表达(expression),为了能广泛传播,故事/谜米必须被宿主从内在记忆表达为外在有形物,其中话语是最突出的表达手段；第四,传输(tranission),也叫复制,故事/谜米通过媒体从一个宿主被传输到一个或更多宿主.劝服理论告诉我们,劝服者很难将一个全新的观念植入受众脑中,而只能诉求于受众脑中已有的观念,让新观念与受众的旧观念彼此产生共鸣,劝服才可能产生效果.作为一种谜米,好故事诉求于受众脑中已有的人性,因此更容易被受众注意、理解、记忆和分享.

其次,美国传播学者瓦尔特·费舍尔（Walter Fisher）指出,人类是“叙事性动物”,具有“叙事理性”.他认为,所有人（包括科学家）的叙事都含有主观成分；世界中充满着各种相互竞争的难以确证的叙事；个体通过选择和组合某些故事来体验这个世界；正是在这一故事选择和组合过程中,个体建构出现实.而对他人的叙事,个体会借助“外部真实性”（与外部世界相互参照）和“内部连贯性”（故事内部各部分之间是否冲突）两个标准来予以判断,而这两个标准又受到个体自身经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费舍尔认为,我们常常诉求于受众的逻辑和理性,但是通过讲述真实的和连贯的故事,诉求于受众的“叙事理性”效果会更好.②

三、案例：第六声（Sixth Tone）如何讲述中国好故事

在新闻报道中,好故事又叫人情味新闻或非虚构叙事（non-fictional narrative）,一般基于扎实的采访并通过文学性笔触展现出人类个体或群体在挑战、困境和迷惑面前如何挣扎、搏斗、妥协、胜利.这样的故事往往能激发受众的关注、同情和行动.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英文外宣媒体第六声一篇获得“亚洲出版人协会”（SOPA）提名奖的特稿为例,深描它是如何讲好故事的.

该文标题为《隧道尽头的亮光：小山村掘出通畅路》（Tunnel Vision: Villagers Dig Their Way Out of Isolation）（以下简称：《隧道尽头的亮光》）,③作者为：丹尼斯·胡拉比（Denise Hruby）和王连章（音译）.对该获奖故事,SOPA评委反常地给出了较详细的点评：“这是一篇特稿写作的好范例——故事（tale）写得很好,通过一个不寻常的故事(story)让读者有机会将目光瞥向中国人生活之一隅.文章所配发的视觉内容也制作得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阐述得很好的故事,它从基层传达了很多关于中国发展的信息；引人入胜的写作大大地提升了一个原本很普通的故事.”④

故事主题.所谓故事,就是“当人物遇到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又不得不面对和解决时,行动就发生了,故事正是由一连串这样的行动所构成的”.故事不仅仅报道事实真相,还应该能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话题,加深思考,获得其背后的意义、启迪、鼓舞和教益等.故事给人的教益和启迪就是故事的主题.

《隧道尽头的亮光》中存在多个主题,包括追求（幸福生活）、冒险（人工挖隧道）、自我证明、复仇、救赎、蜕变、重生、自我发现等.这些都是人类经久不衰的主题,因而使得叙述具有了普遍性,在作者、人物和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共情.正如其标题所示,第六声的这篇《隧道尽头的亮光》让读者最后和主人公一样在隧道尽头看到了光明,得到了教益——自助者天助也.

叙事结构.《隧道尽头的亮光》遵循了典型的叙事结构：主人公—困境—解决困境（如图）.贵州某山村世代交通不便,与世隔绝,导致经济落后,孩子失学.多年来村民们希望能挖通一条通往山外的隧道,但请求被当地政府拒绝（困境）；山外嫁入的一名女子邓映祥（音译）因山路崎岖,自己的孩子病情被延误去世,1998年痛下决心带领村民开始手挖肩扛挖隧道.在辛苦劳作了七年之后,2005年终于挖通（克服困境）,但此时隧道太小只能供三岁以下小孩通过（新的困境）；当地政府闻讯后提供了资金和设备,最终将隧道扩展打通（）.山村从此交通便利,经济得到发展,孩子们也能上学了,邓映祥也因自己的勇气和奉献当选为村支书.故事叙述开篇使用了“回闪”（flashback）,引人入胜.整个叙事弧线,动作丰富,跌宕起伏,结尾积极.

叙事视角.即叙事过程中“摄像机所摆放的位置”.《隧道尽头的亮光》中视角的角度和层次多样,读者跟随着村民在时空里穿梭,闻其所闻,见其所见,时而在隧道当中近距离感受黑暗、静寂和潮湿,时而又冲向高空,俯瞰贵州大西南的莽莽群山.如故事开篇一段：“有时,村民们放下手中磨损得厉害的榔头和凿子,停下来仔细听.从中国西南贵州省的莽莽大山之下深处,穿过黝黑坚硬的岩石,他们可以听见朋友和邻居的声音”.这种多变和视角使读者身临其境,同人物一道情感起伏,同悲同喜,极具感染力.

声音和风格.在村民们苦挖隧道遭遇困难时,作者的文字是充满同情的：“他们当中没有人知道要花上多长时间,更不知道他们的梦想到底能否变成现实.夏去东来,他们总是蹲在锋利的乱石中,睡在潮湿的裸地上,四周黑暗裹身.”“男女老少没日没夜地凿着,每日三班倒.他们分享着沾满灰尘和泥巴的干粮,脸上被煤油灯熏得漆黑,对此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跪在地上,用极为原始的工具撞击这顽石,对掉落的是巨石还是土块一无所知.”而在隧道终于挖通时,作者的文字是充满喜悦的：“但是随着另一端的声音透过石头传过来,村民们意识到他们相距很近了.七年前开挖时的兴奋和希望再次充满了他们疲惫的身躯,他们鼓足干劲通宵达旦地凿啊凿,声音越来越近.终于,他们凿通了.”这些文字充满细节,饱含情感,极具感染力.另外,文章中使用了很多动词,也均使用主动语态、一般过去时或一般现在时,这使得文章中的动作有力、主动而不拖沓.

人物塑造.文章树立了一个真实、淳朴、直爽、勤劳肯干、有勇气担当的农村妇女邓映祥的形象.她自愿嫁到这个穷乡僻壤,还“一直想着改善这个村子”.1998年她凭着一股倔劲带领村民开挖隧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坍塌危险,她“现在想起来就后怕”.是人物邓映祥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推动着她完成了常人无法完成的使命,也正是她的强烈愿望以及因此而遭受的巨大阻力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释义性叙事.指在故事动作主线之外的“离题”,通常的作用是提供背景信息,将动作线置于更大的背景下.成功的离题通常都会选择在某个动作主线事情悬而未决的时候,通过停顿来制造出紧张的气氛.一般认为,行文情感价位越高,离题就可以走得越远.《隧道尽头的亮光》中有两个“离题”,第一个是在介绍了隧道挖通后,村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砍树建房和烧柴取暖了.随即在下一段,作者开始介绍人类从12000年的石器时代就开始挖隧道.第二个离题出现主人公邓映祥的回忆之后.1998年她因为失去了孩子而痛下决心挖隧道,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只有我们自己先挖起来才行得通”.随后,作者笔锋一转开始介绍一位奥地利隧道专家罗伯特·加勒（Robert Galler）对隧道安全施工的专业意见.通过这两个“离题”,文章夹叙夹议,在情感之外为读者提供了有用的背景信息,同时也让叙事中强烈的情感有所舒缓.

由上可见,通过熟练运用各种非虚构叙事技巧,第六声的这篇《隧道尽头的亮光》成功地讲述了一个充满情感、能跨越文化背景被受众经久记忆和传颂的普通中国人的不普通的故事.这样的好故事能获得国际新闻专业机构的奖项是不令人意外的.

四、结语：中国外宣亟需提炼普通中国人的好故事

以上例子告诉我们,第一,我国对外传播大多数时候都是“晓之以理”,将宏大的、抽象的、空洞的信息强加给公众,但实际上,在信息超载背景下,在跨文化和跨语言传播中,“动之以情”远比“晓之以理”更重要.好故事细腻、生动和感人,读来令人深受感动、记忆深刻和乐意传播；好故事直接诉求于外国受众的普遍人性情感,比诉求于理性的劝服要更弥散和浸润,也更具感染力.第二,根据瓦尔特·费舍尔的“叙事理性”理论,我们要注意,人们对他人的叙事会参照自身经历和文化背景,根据“外部真实性”和“内部连贯性”两个标准来判断是否接受它.这意味着我国外宣必须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真实的和连贯的日常实践和表达,而不能编造故事,否则只能适得其反；《隧道尽头的亮光》的故事讲述技艺固然高超,但真实和连贯是其吸引力的根本.第三,我国外宣有必要发掘中国大地上的众多故事,提炼出其背后的稳定要素,从而使故事能超出其主人公个体和当下经验,展现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普遍感受和社会心理.

当今,信息超载日盛,我们只有着力提炼普通人的真实和连贯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和立场才可能如谜米一样突破层层阻隔为海外受众注意、记忆和传颂.

[英]杰克·哈特：《故事技巧: 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叶青曾轶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Fisher, W. R. (1989).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First paper b. Ed). Columbia: 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

该文见：http://www.sixthtone.com/news/1299/tunnel-vision-villagers-dig-their-way-out-isolation.

引自：https://www.sopawards.com/wp-content/uploads/2017/03/SOPA-2017-Awards-Winner-List-v1.pdf.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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