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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之异同（下）
自然天成
盛唐产生的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史上达到了顶峰,与其他朝代各种文学品类的综合高度都可以作比,并且仍然会是一个高峰.清代同样时间很长,诗词积累的总量巨大,还有小说《红楼梦》的问世,但是综合而论,我们却很难讲清代的文学高于唐代.当然文学的量化比较也是极为复杂的事情,还不能掷一言而定论.
唐诗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像一些代表人物如李白杜甫,他们受战国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很大,比如屈原和陶渊明,都是他们最喜欢的诗人.在思想方面,他们则接受了孔孟和老庄,以及稷下学派的深刻影响.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非常明显的,里面写了大量天姥山的神奇,所见到的仙人列队等神仙阵容,那些奇妙的比喻和联想,在屈原的诗里是常常出现的.
李白与杜甫不同,他写的律诗并不算少,但并不真正拘于格律,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标准格律诗可能并不多.他算得上天马行空、不受羁绊,这与他的性格是相符的.总的来说,李白的诗比杜甫的诗更平易上口,读来十分轻快,好似张口即成的一般.汉语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变,在一千年前的李白手中使用,其效果是今天读起来仍然琅琅上口.这些诗抵达了口语化的极致,许多句子都流畅无碍,自然天成.
杜甫的诗更合乎格律,从这方面讲也更严谨,但这是综合看其全部诗作的结论；就某一些篇章来讲,风格上也完全是爽快流利的.一般来说,同样的一个题材,由杜甫写起来就变得沉郁一些,以我们今天的耳朵来听,远没有李白那么轻快.“轻快”是轻松畅快的意思.比较而言,李白的诗相对平易好懂,光亮照人,而杜甫的则沉重、暗淡一些.杜甫像李白那么轻快的诗也有,但还不够多.杜甫在四川的时候听到安禄山的部队被歼灭,河南一带被官军收复,就写了“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真是轻快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诗句并非俯拾皆是,而要等到他有特别的时刻和心情才能创作出来.这样的诗句看起来倒很像是李白写的.
古人记下了杜甫这样的写作习惯：写下诗句后一定要反复吟诵,要听一听顺耳不顺耳、好不好,再决定取舍.他的大部分诗都称得上苦吟而得,正如他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诗艺的大志向自然会影响通体诗风,其严谨就来自极度的自我苛刻,其拘谨也是.惊人之语许多时候是需要打磨锤炼的,与追求轻快的诗风并不一定相符,有时二者真的不可兼得.杜甫的一些诗开头特别顺畅,比如《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但下边两句称得上绝妙的文辞却显然要工于心计,也许需要多次打磨才能获得：“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但总的来说,由于有了开头的引导,全诗的气息似乎已经决定,于是这首诗的畅快感大致还能够贯穿到底.《兵车行》通篇都是民歌风,开头即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首诗直到后面也毫无淤缓.正是开头的口语化带动和设定了全诗的气韵,到下面全是写实和纪录,是事件的叙述,只不过诗意似乎变得平淡起来.
比照千余年前,当代自由诗的口语化却成了问题.现在有些诗几乎是将生活中的日常口语直接搬进去,忘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诗中的口语必是经过诗人严格选择和锤炼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照搬.有人会问,既是“口语”为什么还要锤炼？回答是,因为它既保持了日常生活用语的特征,又须具有深化和协配具体意境及思想的强大功能,这对诗人来说就成了更为艰难的一种劳动,而绝不会是从便求简和得过且过.纵观李白和杜甫诗中那些口语化的句子,无一不是独具匠心的绝妙运思.
大舞者
说到李杜为代表的唐诗与时下自由诗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说,现在中国现代诗受翻译诗影响很大,相反受唐诗的影响却很少,受楚辞宋词的影响也不大.这个情形与纯文学小说一样,几乎是很难逆转的一边倒的情势.当然这绝不单纯是一个文学问题、文化问题,而是有着一系列极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最起码中国现代诗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仅就文学内部来讲,中国的诗与小说的出发地不一样,基础也不一样.
中国的叙事文学作品,特别是纯文学小说作品,在本土几乎没有深厚长远的传统,只是到了清末才产生了一部《红楼梦》,还有个别笔记体小说,算是有了一点基础.中国的小说大都是通俗作品,是武侠演义一类.作为后来的纯文学小说,也就没有了继承的母本.这和中国的散文特别是诗迥然不同.从这里说,中国现代小说受国外翻译作品影响大一点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诗就未必了,因为中国诗的传统是最丰厚的.别的不讲,楚辞、唐诗、宋词这三大块多么丰厚华丽,简直是无与伦比,中国现代诗不能去继承就极不正常.如果打开一本诗都是国外翻译诗的反射和投影,那还不如直接读翻译诗就是了.
李白和杜甫在当年做出了那么大的变革,那是他们的勇气.但他们首先也还是继承.李白的诗吸收汉魏乐府的东西比较多,他特别推崇南朝的鲍照并深受其惠：民间性强,口语化,非常自由.他在这个基础上才创造出很多自己的句式,尝试新的写法.在这方面,他不像杜甫那么循规蹈矩,所以收益更大.关于李白与乐府诗的关系,要谈的话可能是很多的,如他的乐府诗就写得最好,使旧乐府具有了新生命,变得更主观,更大胆,也更自由.即便是有些老派的杜甫,其诗作也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洒脱,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创性,有重大的开拓意义.中国的现代诗学习和承续杜甫李白他们的传统,就一定会更加率真、自由和无所羁束,走向一个新的天地.
唐代后期有一位推崇杜甫的诗论家,说杜甫多么严谨,而李白就差多了,根本没有进入杜甫的堂奥,还没有沾边呢.他这样贬低李白,说明没有读懂杰作所需要的悟性.杜甫当然好,但我们却不能把他们两个简单对立起来.他说李白不合韵律,不合规矩,写得那样浅直,全是口语,因而瞧不上眼.这样的刻板之论其实也变成了艺术上的无知之论.其实口语更可以是高贵的,诗人所采用的口语经过了精心酿造,而并非是直学日常生活的自然之舌.
否定李白者持论之荒谬,还在于将形式凝固起来,并将其高悬于内容之上.形式总要为内容服务,这是个不变的道理.但凡有大才华的人都不会满足于循规蹈矩,比如写诗,完全不必被那几个平仄和韵脚限制得不能伸展.自由如李白者,一定会让生命尽情地舞蹈起来,而生命一旦进入狂舞之态是再也没有边界的,上天入地不管不顾可意飞扬,这都有可能.那些刻板教条的诗论家并不理解这些有关生命和艺术的至性与道理,所以容不下任何一个生命的大舞者,不允许他们离开地面,不允许他们离开狭小的舞台.真正的大舞者能一口气舞到底,无拘无束,他们的舞台就在天地之间.
李白就是一个大舞者.杜甫也是.
我们盼望现代诗探索传统继承传统,就从李白的自由和杜甫的严谨中开始.
常有双璧
李白在山东住的时间看起来最长,但却很少安顿下来,其实是由此出发到处行走.这个人很不稳定,喜欢一种的生活,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停留.他在京城,在皇帝那里呆的时间也不长,有的说一两年,有的说两三年,总之也是很短.如果说他在宫廷因为行为不当被皇帝驱逐了,也不尽然.记载上说他是被“赐金放还”,这更可以看成是李白本人呆得不耐烦了,缺少官场上所需要的忍耐力,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在做翰林待诏的时候竟然写了很长的诗来讽刺同僚,而且还拿给他们看.同僚自然不悦,看了之后会报告给更有权势的人,李白怎么会混得下去.这个人总是对人世间颇不耐烦,于是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呆得长久,他的脚与心都是很野的.
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来山东？郭沫若先生认为是为了“学剑”.这个理由真是够浪漫的了,却极有可能只是实情的一小部分.李白诗中明确写过自己为学剑来山东,但实际上是因为一些本族亲属在山东做官,如有的在济南做太守,有的在济宁那边做县令,李白来这里可以投亲靠友.记载中当年剑术最好的一个人就在山东,他由此而来并呆下去,娶了当地人做妻子.他既好剑术侠客,又忙着求仕和炼丹修道,这大致还是归于文事的.
李白向往长生不老,向往侠义行为,言行属于比较开放的那一类.而杜甫则属于比较收敛的,作品给人“现实主义”的印象.他和李白色彩不同,并行在同一个时代,有一段时间还结伴而行,成为多么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一片风景.纵观一国一区一地,最有趣的是常有这一类“双璧”.
美国的海明威和福克纳也多少有点像李白和杜甫.海明威豪情万丈,到处拳击、豪饮,还到前线去侦察,总是乐于冒险.这个人的可观赏性极强,很外向很有趣,随处都留下很多谈资.但是福克纳就内向一点,打扰的人也少一点.同时代同国度的这样两个人,也堪称“双璧”.
“双璧”须是具有同等地位和影响的,而且二者不能重复,不可替代,只有这样也才有价值.
古人重情谊
有人说比较起来,杜甫更重情义.理由是李白怀念杜甫的诗只留下两三首,而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却有很多首――各种选本尽管没有收全,已经有近二十首了.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里讲到了两个人的情感和友谊问题,非常有趣.谈到李杜的关系,有人替杜甫抱屈,认为很不平衡：杜甫那样怀念李白,李白却总是把杜甫扔到脑后,他俩的友谊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郭沫若先生在书中否定了类似的看法,他说李白对杜甫也很有感情,写杜甫的诗也很多,有可能都散失了,比如在安史之乱中丢掉了.
是否真的丢掉了,郭沫若先生也不知道,他只是推测,尽管让人觉得很有道理.杜甫的诗没有丢失太多,那也是性格原因.李白这种人丢三落四,粗线条,写诗很多却不注意保存,随手扔下,或写在墙上就走人,类似情况极可能有.但是若论当年书写工具和保存方式,李白和杜甫都差不多,都经历了安史之乱,都经历了动荡的年代,都没有现代印刷术的帮助.
记载中李白的好友在当年给他编了一个诗集,还作了序.而杜甫当时却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只按两个人的性格来推断,认为李白的诗丢得肯定比杜甫多,但实际上肯定不会差异那么大.李白究竟给杜甫写了多少诗,这不光无考,而且仅仅以此来衡量两个人的情感浓度也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两人的友谊值得我们好好揣摩一下.从杜甫的诗中看,他怀念一个朋友达到了这样不能忘怀的一种程度：常常想着此时此刻李白在做什么.要知道他们主要是在山东共游了一番,时间不长,见面的机会总共不过三次.杜甫却要不停地怀念李白的文与人,心里仿佛永远装了一个李白,写了那么多诗来排遣这种思念.当有消息说李白在流放当中死去了,杜甫简直痛苦极了,马上写了一首诗；当有消息传来说李白被迫害得疯掉了,杜甫也写了一首诗.
不光是杜甫,古代的诗人,也包括李白杜甫同时代的一些诗人,有那么多记述朋友相聚离散的文字.这总给人一个感觉：古代的人要比我们当代人更重情谊.他们那么实实在在地、情感浓烈地去牵挂一个朋友,真切朴直.当代人已经很少这样,如果不是故意将情感掩藏起来,就一定是丧失了这种能力.可能有两种情况：两个人在一块儿时间很长,看起来仿佛友谊很深,但实际上情感淡薄,离开以后想念很少或压根就不想,或有一点点想念但不愿过多地表露；再就是对于爱情、友谊的记忆能力是不同的,现代人深化这种人与人的情感的能力,咀嚼这种情感的能力,已经大大地不如古人了.
也许这是现代生命的一个总的趋向：情感淡漠、冷漠.古代人与我们有许多差异,其中最令人惊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变化之巨――情感的浓度与表达的方式都改变了.这或许是人的生命演化的一种大不幸.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李白和杜甫的关系,其他的例子更多.古人那么看重友谊情份,分离后常常不停地怀念.那些感人至深的友谊,在古代人那儿多到了数不胜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种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技术的飞跃,媒介的无孔不入和全面覆盖,竟然在很大程度上伤害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也许人的情感真的需要在安静独守中培植和孕育,今天的喧嚣之中,人的情感属性的确被伤害了.不仅是情感,包括人的道德感,也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无可挽回地下降.因为一再地通过各种渠道拉近对象,一再地重复繁多的信息,人的心灵就会疲惫,其道德冲动也就相应地降低.
对于情感,对于情谊的留恋,牵挂,怀念,这一切仍旧属于道德伦理范畴.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的道德感会不可逆转地、普遍地走向下降.这个判断是非常严重的,也是非常冷酷的.
仅以诗人们举例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文学人士在哪个地方开笔会,相见和分手都很难忘记.那个时候交通远不如今天发达,没有动车高铁,飞机几乎不坐,天南地北的人要见一面真是很不容易.有些好朋友相见之后会通宵交谈,分手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因为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见――他们就像李白杜甫曾经有过的那种情状,分别以后还是想着对方.
后来一切都变了,交通发达,电邮有了,手机有了,视频也有了,那么好的文学朋友见面后反而没有什么亲热的感觉了.正在会议当中,吃饭的时候才发现朋友不见了,问一句哪去了？说是提前走了.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更不要说依依惜别了.这按理说是很不正常的,但现在大家都习惯如此,认为这种冷淡反而是最相宜的,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在过去可能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失礼――好朋友走的时候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不吱一声就走？现代人的解释就多了,也仿佛很像个道理：为了利索,为了不耽误时间；大家都很忙,简直太忙了；朋友么,总有一别,反正再见也不难,于是,干脆,就走了.
如果现代人再像汪伦那样,在水边一边高踏双腿一边啊啊大唱为好友送行,那只会被看成一个精神病.
其实不是古人病了,而真的是我们现代人病了,变得唯利是图,薄情寡义,只把时间当成金钱.其实时间是无价的,友谊是无价的.这种病状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倒需要我们好好研究.时代风习的演变常常难以追究,它既是个人的原因,又不能全让个体去负责.每一个生命都要随着时空而变易,想不发生变化都很难.现代科技的发展显而易见影响了人的道德感――友谊和情感是属于道德伦理范畴的――这样说等于判定我们现代人的道德品质普遍地不如古人了.的确如此,我们再也没有古人那样强烈的道德义愤.
仅就诗文来说,比如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另一个道德感很强的民族里,一个人如果写出了恶劣的文字,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当下不但不一定,还极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推崇――越是挨近低级趣味,越是围观红火；越是尽情倾倒肚子里的坏水,就越是被誉为“接地气”.原来我们的“地气”是这样地邪气充盈.我们荒谬至极,以至于常常把无耻当成了饱满的内容、才华和艺术本身.
杜甫李白那个年代对友谊耿耿于怀,对其他也是一样.
杜甫忘不了李白的样子：才华横溢,快言快语,比比划划,一会儿舞剑一会儿喝酒,出口成章.那样一个仙风道骨式的兄长,对杜甫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和触动,是他终生都不能忘怀的,所以他一遍又一遍地写诗怀念、吟唱.
郭沫若先生说得对,李白对杜甫也未必是薄情寡义,他留下的诗少一点,或许是接受的触动不是特别大――两个人单讲怀念的程度,有一点不对等几乎是肯定的.这同时也可以看成是性格问题：虽然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可我们总感觉好像杜甫才是兄长.另外李白成名比杜甫更早,算是文学前辈,以两人资历和年龄的不同,杜甫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性之谊
人的思想情感是最为复杂的,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友谊的复杂性.我们看古人的情谊,也只能从他们留下的一些文字中窥视一斑.我们总是说到李白和杜甫的友谊,特别津津乐道于杜甫对李白的深情厚谊.我们仅从诗章中读出的杜甫对李白的怀念和牵挂,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直到生命的最后――杜甫在告别人世前不久还有怀念李白的文字.他在极端困苦的境况下念念不忘的还是李白的蒙冤与忿恨,想着他的案情以及身体状况.可以说李白晚年的厄运与不幸,给了更加不幸的杜甫以极大的打击.
杜甫太爱李白了.他对这个年长自己许多的人有着十二分的敬重,甚至是依恋之情.他曾经跟随这个兄长奔走在齐鲁大地,并一直喜对方所喜,怨对方所怨,跟上兄长访道求丹,真心实意地爱上了道家生活.他对李白全身洋溢的逼人的热情与狂喜,感到了稍稍的惊讶和不适.所以他对兄长有过并无恶意的“飞扬跋扈”的揶揄,还稍稍讥讽其为大道家“葛洪”.李白在政界与游历等许多方面都是杜甫所不及的,这也是令他好奇的方面.李白的诸多行为杜甫是怎么也做不来的,并且也不一定苟同,但这并不妨碍他喜爱这个人,追随这个人.
李白在诗中不太提到杜甫,我们作为读者如果站在杜甫一边考虑,会有一种失落感产生出来――但我们从杜甫的诗中却丝毫看不出一丝这样的情绪.因为说到底我们并不是当年友谊双方的任何一方,不是身在其中的人.在杜甫看来,可能这种独自思念才是正常的,而那个仙人一样飘游在天空的神人是不必时刻挂念地上的人的.杜甫有一种脚踏泥土的生活态度,所以必定能够理解“谪仙人”的行为.有时候我们读着杜甫的诗,竟然会产生一些奇怪的错觉,就是他们的年龄要反过来.是的,只有李白这样的小弟才如此任性和率性,丢三落四,让人很不放心,让人时刻要想一想这家伙正在干什么.杜甫越是到了老年,那些怀念李白的诗越是令人感动,有时会让人读着读着忍不住流下泪来.
这是一种诗的跟随,情感的跟随,兄弟的跟随,更是一种生命的跟随.
我们读他们的诗,发现这两个人与另两个“小李杜”――杜牧和李商隐的区别太大了.后来的“小李杜”有过许多异性之谊,而杜甫和李白好像只有同性之谊.他们两人都很大丈夫气,好像不愿与小女子过多纠缠,心中只有社稷家国之类.这作为诗人来说难以满足当下许多人的期待,比如他们对君的思念,还不如用作对女人的思念更好一些.对君的思念一多,会被讥笑为自作多情和不自量力.这既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也是权力对人的异化.但我们以前说过,“君权神授”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对君的仰视尚有一丝“神往”的成份,与今天的媚上媚权还不能完全对等.今天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人一见到位置较高的领导,不知不觉眼泪就出来了.这在人世间是一种莫名的感动和依恋,十分费解,似乎多少有点类似于接近异性的情愫.
在李白和杜甫所有的男性朋友中,在这些同性情谊中,我们见不到他们与“君”的那种情感类型.这是人类的别一种类型,需要稍稍做一区别才好.这种稍微有些奇怪的类型我们在读《楚辞》时也曾感受过一些,所以并不陌生.屈原怀念“美人”的诗句太多了,那种纠缠不已的情感让许多当代人大惑不解,以至于将其看成了“同性恋”之癖.关于屈原的这方面稍稍偏僻的研究以前也出现了一些,很能伤害人们对屈原的敬爱.其实如果从中国古代君臣特有的情感类型上分析,我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这种情感类型往往超出了同性的意义,那是特别的、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种古怪的东西.
仅就一些特异的生命,比如一些杰出的作家而言,他们身上生命原素的构成比一般人要复杂得多——可能是后天发掘的原因,也可能是先天的因素,比如有些女性作家阳刚之气很强,文字颇像男性；还有些男性作家很女性化,文字绵软,在情感的进入方式上颇像女性.有的女作家的文字就像男性写的,比如尤瑟纳尔的《苦炼》 《阿德里安回忆录》,简直就是男性手笔.这实在是比较复杂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好像某些大智者皆有一副雌雄同体的大脑.
同性恋作家稍多,中国不论,只说外国就有洛尔迦、兰波、魏尔伦、奥登、王尔德、惠特曼、斯泰因、萨福、罗兰·巴特、艾伦·金斯堡、伍尔芙、三岛由纪夫、让·热内、毛姆、纪德、戈尔·维达尔……生活中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也并不鲜见,他们的能力和特质在传统世俗的拘束下将受到压抑和隐藏――只有在那种的写作之中,在进行人性的穿越、认识、夸张和想象等等复杂的过程里,这些复杂的元素才会得到激发,然后也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会突然发现一些超出一般的同性之爱,它们在文学表达中才会出现.一个男性会对另一个男性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是对于力量和美、青春的自我印证等等诸多方面的吸引和想象的结果.如果我们不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总结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种相当陌生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调度和运用常常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才具备的.比如一个少女在写作中,突然表达了对一位妇人的莫名的依赖和热爱,这种不可抑制的爱好像是无法解释的.
所有真切描绘、体现、展露生命现象的情愫,都属于杰出的文学.所以在诗人和作家那里,同性恋的比例比较多,因为这种特殊的工作更有可能发掘和发现生命的复杂元素.有些人既是同性恋也是异性恋,这一点都不让人惊讶.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接受,是因为在医学上找到了染色体做依据,而过去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古人把这个叫“断袖之癖”,是一种大丑大忌.幸亏时代改变了――过去谈到一个男孩子非要变成女的不可,还特别喜欢男的,那么对待这种情形的办法非常简单,无非就是按住狠揍一顿,往死里打；现在则不同了,许多时候还变成了一种时髦.
干谒
有人谈到李白和杜甫时故意将他们对立起来,好像非如此而不能有大见解、不能深刻似的.其实我们倒更可以将他们做统一观.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是诗坛上的高峰人物,凑到一块儿,用现在的说法就可以叫“峰会”了.闻一多研究唐诗,认为李杜相遇,就是两颗星相遇,在四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除了传说中的孔子和老子会面,再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可纪念的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究其实都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说到底文学与艺术没有“现实主义”的,而只有“浪漫主义”,李白与杜甫就尤其如此.他们在一些生活细节方面也很相似：李白喜好炼丹求仙,杜甫又何尝不是.李白渴望,一辈子因为这个弄得自己非常痛苦和狼狈――虽然也曾有过辉煌的几年,从中获取得了莫大的快感,但基本上还是让这种折磨了一生.从杜甫的诗文和自荐表中可以发现,他求官的力度也很大,在官场上也并非毫无得意可言,尽管坎坷更多.
杜甫在流浪长安的那些年,许多人都认为是其一生中最坎坷最不堪的一段岁月.郭沫若先生谈到,杜甫这一辈子有两个最困难的时期,其中之一就是流落长安.那一段京城滞留当然是为了做官.人在京城机会就多,出名、交往和巴结,一切都比较方便.但是杜甫的这个时期可以说苦极了,苦到什么地步？没有饭吃,常饿肚子,有时到了和乞丐差不多的地步.“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就是杜甫自己的描述.
最多的苦恼困顿与不堪,都来自两个人的苦苦求官“干谒”.这是令他们飞蛾扑火般的灾难性的人生情结,或可以成为知识人的永久之鉴.
并不是因为今天的道德标准提高了,才反复追究李白和杜甫；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又一次社会道德水准的大滑落,面临着中华文明的崩溃之忧,在一个恐惧和颤栗的状态之下,才更需要反思.对他们的探究和追询,何尝不是直接面对了我们自己.这种追究对任何人都是适宜的,因为古今中外,没有谁会拥有道德及其他方面的豁免权.
乱世跌宕中的文化人物行迹斑驳,会引起诸多联想和比较.李杜令人想起苏东坡和陶渊明――陶渊明的生活轨迹与李杜差异很大,比起苏东坡差异就更大.回到清末民国初期的王国维,又有了另一种揪扯之痛.王国维最终是沉湖自尽,面临时代的巨变和沉沦,他将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殉了一种文明.回视历史,这种极端的例子竟然很多,可以列出很长的一个名单,更近的如陈天华、朱湘、老舍、傅雷……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历史上这些著名的人物,无名的或因年代久远而遗忘者,也就不得而知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一种文明、一种思想和一种精神而舍弃生命的人有过,但更多的却是被迫害致死而不得不死者.随着一些历史材料的披露,惊人的史实常常要令人发指.时代变化了,但是今天的数字时代、物质主义、商业主义时代,却有着另一种冷酷性和严厉性,比如它对人可以是腐蚀和软化,这种力量也非常之大,人要在这种环境中挺住也许更难.说起来有些诡异,同一个人,或许在物质生活艰苦、沮丧窘迫的人生际遇里,在危急严峻的历史关口能够挺住；而在软绵绵的食色性面前,在物质享受面前,却终于酥软无骨了.
我们今天苛求和追究李杜,又何尝不是一种反思和自警.
天才和时代
文章的优劣主要凭借个人的才能,这才能包含两个方面：先天的即生命固有之能；后天的经历和修养所加之能.这两个能力合二为一便是个人的全部才能.这种综合而成的能力是独自拥有的,是其他人不可以复制和分享的.艺术创作的能力尤其不能单单依赖学识——我们以前过分强调了后天的学习,认为所谓的“天才”是不存在的；今天我们越来越不相信这种武断的判定了,知道这样的认识是偏颇的.当年讲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普及了一些简单的思维方式,比如对艺术的产生就有许多误解,不太能从生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出发,也不能从生命的原初本质出发.
李白显然就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天才.杜甫由于过分用功,谈到在做诗方面的苦吟功夫,人们或许认为他只是汗水辛苦所成,其实他倚仗的同样是不可企及的先天之才.而且单就李白来说,正是因为他拥有那种令人眩惑的天才,我们才更愿意原谅他的一切.杜甫则把自身的天才性稍稍掩盖了,所以我们总是以现实的思维去猜度和判断他,终究也有些误解.
天才是既不容否认也不容视而不见的.我们忽略了杜甫的天才,认为他是靠苦吟,靠费尽一生心血才达到了那个高度的话,那么对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那个“材”,则没有谁会怀疑.用胶东人的讲法,会说李白“发小就是那么个物”,人有了天生的才能,这就一切可解了,用不着再费口舌.李白的诗给人张口就来的感觉,怎么吟唱都行,不必精雕却天然周正,好像不用修改也不曾修改过.
但实际上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他们肯定要用心订改自己的诗作,不同只是改动的幅度和深度而已.一首诗在开始形成的时候气息不同,质地不同,订改的功夫自然也要不同.我们今天看李白的诗和杜甫的诗,其不同是明显的――其中有许多不同就在“轻快”二字上的差异.杜甫的诗只有少量会与李白混淆,那是“轻快”的；而大多数沉郁深沉之作,怎么也不会混同于李白.杜甫那些非常“轻快”的诗,总是被后人当作名句挂到嘴上,因为只有它们离嘴巴最近.
李白的诗大多数都像是脱口而出的,看上去不加思考即语惊四座,清新如洗,过了这么久的时间读起来还是这么顺溜,那在当时又该是多么“直白”！而现代诗人除非直搬生活用语,使了另一种性子,一般来说是最怕“直白”的.他们通常总是足够晦涩,以至于谁也读不懂――这样做也许是缺乏真正的才力,自有大苦衷在心里的.
李白的性格与创作理念是相一致的,他最讨厌“白发死章句”的儒生,而喜欢古风和乐府诗,并且在文学观上以“复古”自称,以对应当时的诗歌格律化.他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他对于杜甫过于用力地写诗,写那么辛苦,似乎也不太同意,所以《戏赠杜甫》里写道：“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显然是对杜甫的“执著”而开的玩笑.杜甫在这方面的确与李白不同,倾尽全力作律诗,如他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
现代诗人的“直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人最怕“直白”,这往往是由于心里原本没有“诗”,这才故意选择晦涩以掩耳目,可以说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所以面对李白这样的天才,我们许多时候不知道该怎样才好.对他的诗境顶礼膜拜,迷信般地敬仰,还是对其功名欲念表达不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看到他那些令人厌恶的恭维之词、稚言与豪言,那些让人看了之后极不舒服的部分,有时还是很沮丧的.关于李白的巨大矛盾与痛苦,可能一直笼罩着后来者.
分析一个天才的历史人物,有一个在其强光下不能正视的问题；还有远离当时社会状况,以及风习民俗等等,难以切近理解的问题.时过境迁之后,有些事情判断起来就难了.比如关于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有人会说那是盛唐,跟混乱不义的黑暗时代不同,李白一心要进入统治阶层可以理解――好像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人的求仕举动一定也是高尚的.这其实讲不通.这只是我们的假设.
当时究竟社会政治清明到了什么程度,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清明总是相对的,清明中的不堪与苦难,倒有可能是许多当世生活者所无法忍受的.有时从外部看倒是富裕了,安定了也清明了,内部却孕育着大危机,有大不公大苦难在.这样的清明也许正是产生大苦难的沃土,许多可怕的东西都在这个时期埋下了种子.
李白和杜甫的青壮年生活在盛唐时期,唐玄宗被认为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他的前期国泰民安,边境安定,人民富裕,各国来朝,真是一个泱泱之国.王维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清明的王朝里生活,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人想办法到统治集团里去做事,施展才能,似乎无可厚非.人们会这样看问题：李白是遇到了一个天下大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以更愿意原谅他那种往上攀登的匆促和冲动.
但是回到人性的角度去判断,不管是哪个朝代,无论是政治清明的朝代还是政治昏暗的朝代,面对权势的基本反应都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有自尊的敏感文化人甚至是天才人物,李白与杜甫尽管诗风大异,性格大异,他们对“盛唐”的政治态度却几乎是相同的.而后人关于人性的内容,评判的标准,大概不应该因为朝代的不同而不同.这样讲就多少超越了社会和政治的含义,而是从孔子所说的“性相近”的那个“性”去谈的.
气杰旺
《古文观止》是一本好书,这几百年里不知有过多少散文选本,超过它的却不多.里面的确有许多好文章,表现了选择者的勇气和眼光.选者重文章质地,而不太在乎其他.
比方说《李陵答苏武书》,一般认为是伪作,该选本却仍旧纳入.李陵苏武两人是好友,李陵为自己投降辩白,写给苏武一封信.这封信是千古美文,看了以后无不感动.信中写他怎样受到皇帝的信任,怎样带兵出征,最后部队在多么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与敌军战斗.最后是寡不敌众,将士流血拼挣直到最后.这些厮杀场景如在眼前,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永远都写不出来.可见如果是伪作,那也绝不是一般的手笔.
海明威曾经就描写战争的问题谈过托尔斯泰,说托尔斯泰写战争是难以超越的,因为托氏本人就经历和目睹了死亡,闻过了硝烟的气味.而大量的虚构作品写战争根本就不对头.海明威经历过战场厮杀的,他的评价来自深刻的心得.
这个选本里还有一篇方苞的《狱中杂记》,也是一篇名文.有人认为它的价值主要是写尽了古代司法方面的阴暗,有重要的社会认识价值等等.可是它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对人性本身的认识深度.如其中写到了狱中各种各样的犯人,一两百人挤在一个大屋子里,瘟疫很容易繁衍起来,犯人常常得各种疾病,蔓延起来根本没法医治,死人很多.他说这许多犯人中有许多冤枉者,严格讲是无辜者――死亡是那么不公平,同样是在牢里经受了瘟疫,那些小偷小摸或取保候审的、误判的“好人”或轻罪犯却要先死.而那些杀人重、大盗和土匪,他们往往都不会死,都能扛过去――有的根本就不染这种病.
难道连瘟疫也害怕恶人？方苞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说这些大恶之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命力特别旺盛,气粗胆大.他在这儿用了三个字：“气杰旺”.
这个发现,从人性、生理等好多层面让我们思考良多,看了以后怎么会忘记？大凶大恶似乎连死神都怕,魔鬼也要绕开走.这种大恶之人连瘟病都不沾.那一般的“好人”最容易染病,而且一得病就死.“气杰旺”三个字用得真好.平常说杀一个人者是罪犯,杀十万人者可能就是英雄了.一些大土匪身价了得,他们往往让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礼让三分.因为他们的大恶逼退了所谓的原则,让理想低头,让强人俯首.这不是“气杰旺”又是什么？我们再没有其他解释.
历史上的大盗大恶体面地站在舞台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们的力量是超越观念和原则的,无论什么势力都得与之讲和,都拿这些“气杰旺”没办法.他们抵抗各种磨难的能力超强.看来这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而又实在与生命力有关.方苞是一个了不起的记录者和发现者,他发明的这三个字会让我们想明白许多问题,用来理解当今社会的很多问题.
“气杰旺”揭示了生命的重要奥秘,这里似乎偏重于邪恶的力量.如果我们反问一句：善与美是否也可以有“气杰旺”之喻？这后一种力量是否也能进入这样的理解范畴？
不知道.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专门的、特殊而费解的能量.
李白和杜甫的生命表情——仅仅相对于庞大的社会来说,基本上还是属于脆弱型的,他们身上的社会性都相当孱弱；但是对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创造与传承来讲,却又是相当强悍和顽韧的.也就是说,李杜从诗的方面表现了自己的大能,有种种不可不面对的强大的生命能量在里面,让一代代人都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这其中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气杰旺”的东西存在？特别是狂热如李白者,什么政商道仙豪饮剑侠军旅漫游无所不涉,算是一个奇异之极的生命,总让人有某种“气杰旺”的联想.这样说是忌讳的,因为我们不能将一个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与方苞笔下的那些“大恶”相比较,但只讲其中不可理解的某种生命能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李白和杜甫一生可谓磨难不断,有一些坎坷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挡的――即便挨过去、挣扎过去,也已经是气息奄奄遍体伤创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写诗抒情的兴致.要知道那时他们的诗歌写作并不是什么“专业”,也没有物质名声方面的诱惑.
杜甫在饱受凌辱的时候――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如早期在长安为求官的苦奔和狼狈；后来衣食无着,竟然到了与猴子们一起争抢山上野果的地步；安史之乱中从长安城九死一生的外逃；晚年失去了居所,常年漂流在一只小船上……即便如此,他却仍然写出了那么多动人的诗篇,有的算是泣血之作,有的是对美好自然的欢歌,还有的是对千古遥思的寄托.总之他没有被命运击倒,身上总有一股不可思议的顽韧让其挺住再挺住――这不是另一种“气杰旺”吗？
李白别的不要说,就说晚年冤狱和流放时期,也仍然写出了那么多令人惊叹的杰作,其中有一些还称得上千古不朽之作.如他听到大赦令从长江返回时写的那首“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表现出多么惊人的生命激昂和爆发力.他在狱中受尽了煎熬,可以说心如死灰,竟然还写出了《万愤词投魏郎中》那样才华横溢之作――要知道这时候的李白随时都面临杀头的危险,事实上与他一起的同案犯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而他却有心情进行这样的“大创作”！这篇作品真是声情并茂,如泣如诉,长达三十八行：“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冤而沉迷……穆陵北关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
李白杜甫的生命力远超常人,所以才能够带着无数的伤痕嚎唱,这在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绝无可能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就其性质来说算不算“气杰旺”呢？大恶者以强旺不竭而存身立世,那么一个人要成就大善大美,需不需要这种百折不挠的生命质地呢？回答只能是肯定的.对于诗人来说,人世间也许有数不清的力量要毁灭他们,但他们却无数次地站立起来,并且连血带伤地走下去,吟唱下去――这同样也是一种“气杰旺”.
就此而言,李白和杜甫绝对不是什么脆弱的书生,而是两个有着惊人耐磨损力的胆大无畏者,是给苦难的人间盗来火与光的另一类“气杰旺”的“大盗”.
也正是如此,才逼迫我们一代代人不可不正视其存在.他们具有逼迫我们走入“生命现实”,承认其“艺术现实”的那样一种奇怪的力量.
大寂寞
谈到艺术创作如文学劳动,有个数量的问题.比如唐代诗人有的写得多,有的写得少.李杜自然是极多产的,他们留下来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而已.精神的体量与数量有关,但又不是同一个问题.现作者有的会不停地写,那极有可能是被一些现实利益所牵扯,是一种很值得怀疑的“勤劳”.古人则多少有些不同,因为那时写诗并不是一个专业,没有什么稿费制及其他.文学在古代不是商品,只是一种心情和心灵抒发,是真正的“生命放电”现象.
许多时候,一个写作者应该有勇气让自己懒下来、闲下来,给自己一点闲暇才好.衡量一个生命是否足够优秀,还有一个标准可以使用,就是看他能否寂寞自己.寂寞是可怕的,一说到人的不快,常常说他“很寂寞”.其实正因为寂寞,才会有特别的思想在孕育和发现.
通常越是素质低下的人越是吵闹,难以安静下来.闲散,闲暇,这往往是一个写作者必备的条件.写得多不一定好,一味“勤奋”也不一定好.
读李白和杜甫的诗,还有李商隐的诗,常常会觉得他们都很寂寞.有人可能不同意李白是寂寞的,因为总觉得他既是个好热闹的豪饮之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和许多人围在一起.这实在是一种错觉.豪放如李白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们把他所有的诗作集中一起好好阅读,也就会否定原来的印象.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李白真的很寂寞.他的那些情感一泻千里的诗行,实在是寂寞之吟.他太孤独,太寂寞,有时才不得不发出惊人的长啸.
他最有名的是“月下之吟”.这些吟咏正是独处的心得.除了这些明显的静思文字,另一些豪放的辞章也没有例外,同样是对寂寞的排遣.总之大天才总有大寂寞.
李白诗中的寂寞,常常是一个人面对浩瀚宇宙时的状态；而杜甫的寂寞,更倾向于一种人生况味.只有这种心灵的沉吟和体味,也才有人在天地间的旷邈无助感,有人之为人的苍茫无措感.这是人性的知与悟,而不是视野狭促的沮丧或窃喜.妄愚之辈一朝得势就两眼朝天,所谓的“咳唾成珠”,傲横得不得了.其实即便威赫的皇权,也只是一个极偶然和渺小的存在,如同书上所言：“如同一层薄云,风一吹就散掉了”.所以真正强大的人还是那些谦卑的知悟者,是在任何状态下既不傲横也不自贱的人,是懂得天高地厚的悲悯者,是能够蓄养仁善和修持生命的朴实之人.
就此来说,李白和杜甫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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