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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沈从文早年的交往
1947年3月,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至今已70多年了.第一次知道这部小说还是通过电影《寒夜》,记得当时男女主角是由许还山和潘虹主演的,他们将那个年代小人物的窘迫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后来读了小说,对巴金更是崇拜不已,觉得只有文学大师才能写出如此成熟的作品.
但巴金却非常低调谦虚,晚年他给萧乾写信,说有三个人的才华超过他,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曹禺,一个是萧乾.巴金与包括沈从文、曹禺、萧乾在内的许多文坛老人关系密切,与沈从文更是私交甚笃,从年轻时便开始交往.
沪上初识
1922年9月,随湘西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的沈从文来到朝思暮想的北京,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写出了大量有着浓郁湘西气息的感人作品.后经胡适、徐志摩等朋友推荐,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走上了大学讲台,先后在中国公学、国立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教书,他与巴金相识时正在青大任教,而巴金刚刚从法国留学归来.
1932年暑假,沈从文从青岛来到上海.沈从文当时正追求张兆和,他此行的目的是转道上海去苏州张家拜访.据巴金回忆,当时他刚从法国回国不久,住在上海环龙路舅父家,这时恰好南京《创作月刊》主编汪曼择来上海组稿,邀请巴金和沈从文在一家俄国餐馆吃饭,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见面.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记录了他们的初识：“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
其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巴金在文章中没有提及,沈从文第一次去张家,准备送给张兆和一些外文书作为礼物,但自己外语水平有限,不知如何选择.于是巴金替他挑选了一些国外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是当时最权威的译本.据说张兆和收到礼物后异常欣喜,从某种角度说,沈从文求婚成功有巴金的功劳,虽然张兆和对此并不知晓.
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当时巴金28岁,沈从文30岁,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沈从文当天晚上还要去南京,两人分手时,沈从文邀请巴金到青岛去玩.巴金本来要去北平,于是便推迟了行期,先去了青岛.
巴金在青岛过得非常愉快,沈从文把自己的屋子让给巴金,在大海的波涛声中,巴金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海滨和樱花林中散步.两人有话就随便地交谈,无话便沉默不语,一切都是那么随意,就像是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沈从文沉默寡言,他听说巴金也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便讲了自己第一次在大学讲课的情景.当时课堂里坐满了学生,沈从文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巴金听后也笑了.
巴金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随后去了北平.
北平重逢
因受时局影响,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辞职去了北平,沈从文与杨校长关系很好,也随他离开了.杨振声在北平受国防会议委托,负责编辑中学教科书,沈从文给他做帮手,主编国文一科,可惜后来抗战军兴,这套教科书并未印行.
就在这个时期,沈从文终于抱得美人归,与张兆和幸福地结合了.巴金在上海听到消息,发电祝贺,沈从文则邀请他到新家作客,巴金想念朋友,于是便去了北平.
沈从文住在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院,刚来北平时他暂住杨振声家里,随后便买下了这座小院.对于自己去沈家的情形,巴金在文章中回忆说：“我坐人力车去府右街达子营,门牌号数记不起来了,总之,顺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有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从文带笑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就把我接进客厅.又介绍我认识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这里.”
沈从文把巴金安顿在书房,房内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床,干净整洁.据巴金回忆,沈从文家的院子小,客厅小,书房也小,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间,然而却非常安静.巴金在沈家住了几个月,期间完成了《爱情三部曲》中的《雷》及《电》的一部分；而沈从文正在创作《边城》,同时在天津《国闻周报》连载《记丁玲》.两人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各写各的,互不干扰,有时说几句闲话,有时便相对沉默.
当时丁玲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读者想了解丁玲的情况,所以沈从文连载的《记丁玲》很受欢迎,不少人都焦急地等待每一周的《国闻周报》.巴金从上海动身时,《良友文学丛书》主编赵家璧委托他向沈从文组稿,愿出高价得到这部《记丁玲》.经巴金从中斡旋,赵家璧拿到了书稿,却无法出版,直到一两年后才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但也被删去了许多内容.
当时沈从文还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常有客人来访,其中一部分是专家和教授,一部分是作家和学生,达子营28号院成了北平一个重要的文学据点.写作之余,巴金有时也会来到客厅,和沈从文的朋友们谈天说地,交流思想和创作体会,他在北平的日子过得舒适又充实.
巴金来北平时,正逢秋天,古都的秋天格外清爽,在这个最美好的季节,两个年轻人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当时巴金和朋友靳以在北平合办《文学季刊》,靳以在三座门大街租了房子,要巴金和他一起搬过去.在达子营28号院住了几个月后,巴金便离开了沈家.
虽然巴金和沈从文平日都很忙,但同处一座城中,还是有机会经常见面的.沈从文经常对巴金的作品提出意见,也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巴金也常去沈家吃饭,还和沈从文开玩笑说是他们家的食客.沈从文夫妇对巴金的《文学季刊》也非常支持,1934年《文学季刊》创刊时,张兆和特地为创刊号写稿,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她唯一的短篇集后来也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
1934年巴金回上海住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去了日本,回国后回到北平,恰好靳以要去天津照料母亲,巴金便去三座门大街结束《文学季刊》的事情,顺便退掉房子.办完事后,巴金去了达子营沈家,老友见面,一番亲热自然不必细讲.
后来巴金动身回上海,沈从文夫妇到前门车站送行,沈从文握着巴金的手说：“你还再来吗？”多年以后,巴金对当时分别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张开口吐出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昆明再会
北平分别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沈从文夫妇辗转去了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据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
沈从文没有料到,在这西南边陲之地,他与巴金又相会了.
1940年暑假,巴金从上海去昆明,第二年又去了,在昆明过了两个暑假.沈从文和巴金常在昆明的小饭店里见面吃饭,沈从文吃饭不讲究,一碗米线加一个西红柿和鸡蛋就很满足了.在炮火连天的战乱年代,他们异常珍惜相聚的时光,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过田野中血淋淋的尸体.
对于巴金和沈从文来说,所有这一切,既是惨痛的记忆,也是创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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