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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曾有个日本工农学校
文/冯晓蔚
1939年11月,由于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获的日军官兵日益增多,党、军委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能对他们进行系统教育,进而争取和团结他们的日本工农学校.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学校位于著名的延安宝塔山下,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仅20余人.校长由当时日本领导人野坂参三担任,副校长由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担任.赵安博因会日语,时任旅长王震和八路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推荐他去负责组建学校等工作.赵安博同时还分管行政和教务,并兼授“中国话”课程.各课教员分别由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同志担任.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从战场上俘获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受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
日本工农学校举办首次开学典礼时,同志和许多机关发来贺词,赠送锦旗.每逢新学员入校开学,朱德总司令都要到校祝贺,并与大家促膝交谈.、周恩来还参观过学校举办的展览会,观看学员演出.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总分校或分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在读学员也从最初的11人增加到后期的200至300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
日本工农学校及其活动,引起了日本侵略当局的极度仇视和恐慌.他们起先是息,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便一边骂学员是“卖国贼”“贪生怕死”,一边派特务进行渗透.不过令他们失望甚至吃惊的是,多数被派过来的特务,一经与我方接触,也开始受到感染,自动供出其真实身份,和盘托出所谓“任务”.学校对此也不追究,仍以友人相待.如泷川直亮等人,坦白之后又经过进一步学习,最终也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
通往新生之路
日军士兵长期接受“皇国史观”教育,信奉所谓“与其活着受囚虏的耻辱,不如死去当护国之鬼”的信条,有的人被俘之初甚至相当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自暴自弃、悲观失望的状态,并伺机逃跑或自杀.但无论前后方甚至在战场上,学校领导都不把这些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作为敌人对待,严格执行“不杀”“不辱”“优待”“对愿回家归队者开释”的俘虏政策.
我军将士的言行以及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在被俘日军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震动.因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院治疗期间,同房间的八路军战士也是个病人,却主动关心照料他.有一阵不能自己起床的渡边患了痢疾,大小便需要人帮忙.这位战士无论白天黑夜总是有求必应,不厌其烦,甚至帮他清洗身上、衣服上的污物.多年后渡边回忆道：“从日本出发和妈妈、哥哥、妹妹分手时我都没哭,和这位战士分别时,我不禁掉下了眼泪.”
学校在政治上充分尊重学员人格,待之以兄弟之情.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参议会议员竞选,一位名叫森健的学员被推为候选人.按竞选规定,候选人演说时间为20分钟.考虑到森健的演说需要翻译,特许他40分钟,并由赵安博副校长当翻译.森健的演说既赢得了掌声,也赢得了选票,最后光荣当选.这件事在学员中曾引起很大反响.
在生活方面,学员们受到特别优待,衣食住需全部按高于八路军普通战士的标准免费供给,每人每月还享有3元钱的津贴,这相当于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津贴待遇.每逢中国和日本的重要节日,还额外拨发会餐费.1941年年初,因日寇加紧对我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物质困难,但仍然把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为克服困难,边区军民开展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情况逐渐好转,学员们的伙食也随之改善,主食由小米改为白面,一天两顿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刚从“皇军”那边过来的学员见此情况不禁感叹：“那边的伙食太差了,我们都吃不饱.像这里的伙食,在那边不要说吃,就连看都看不到.”
学校不设高墙卫哨,不搞打骂体罚,而是采用、自治的管理方式.学员们自己推选代表管理内勤,组织学习、生产和各类文体活动.他们自排自演的《前哨》《岛田上等兵》等话剧,颇受延安人士的好评.
针对学员们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情况,学校采用不同形式的教育方式,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还有专题讨论,如日本军部、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还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本“米骚动”25周年纪念会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等活动.学校的日本学员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参加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举行“日军暴行座谈会”,把亲眼所见的日本军队野兽般的行为揭露出来.通过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学员们获知了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等基本概念,了解到社会发展规律,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初进校时还是满脑子“圣战”观念的学员,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由衷呼唤：“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要求“到前线去,和八路军在一起.”
当时也在与日本交战的美国,为如何对待日军俘虏伤透了脑筋,听说在延安有所日本学校并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特派专人来延安“取经”.来访者是约翰·艾默生上校（战后曾任美国驻日本公使）等人,由赵安博副校长陪同接待.他们在延安逗留了近两个月,可随便进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接触的学员个个欢声笑语,与他们在重庆见到的那些戴脚镣、表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美国人确实对我们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学员们却反问他们：“美国军队能用阶级观点对俘虏进行教育吗？”
抗日的日本战士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语言、风俗、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加之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
——印发传单.宣传反战思想,反映官兵矛盾.
——阵前喊话.通报战争进程,宣传我军政策,鼓励日军投诚.
——电话交谈.利用敌人电话网开展对敌工作,效果既好又安全,还可探听敌军内部情况.
——送慰问袋.与对方先交换礼品,再互通信函,进而影响他们.
——挂鲤鱼旗.日本有在5月5日过男孩节习俗,这天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鲤鱼旗挂到敌碉堡附近.
事实证明,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日军士兵,在放下武器,经过正确启发和引导之后,是能够醒悟,并回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为了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甚至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毕业于山东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和酷刑,他毫无畏惧,不止一次地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最后被杀害.今天,在江苏省赣榆县（当年金野博被捕的地方）烈士陵园,树立着一座高4.5米、呈形的巨石纪念碑,上书“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
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场上,为中日两国人民解放事业奉献出宝贵生命的日本同志,姓名在录的就有近40人,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欢庆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沸腾,到处都是欢庆之声,“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学员们自发涌向操场,高举火把,敲锣打鼓,互相拥抱,呼喊口号,场面激动热烈.8月16日,他们汇入了延安军民庆祝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洪流,也学着陕北老百姓的样子,扭起了秧歌舞,庆贺这极度欢乐的时刻.
8月30日,八路军在王家坪礼堂为即将告别延安回国的全体学员举行隆重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会.9月18日,学员们在边区军民的夹道欢送下离开延安.
回国后的学员,几乎全部都成为中中日友好事业的积极分子.他们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文著书,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赞扬和讴歌“延安精神”和我军正确、英明的俘虏政策.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良好、广泛的影响.
日本工农学校从诞生到完成其历史使命,虽然仅5年时光,但它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实践,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其影响和意义必将永驻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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