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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往鉴今对周作人日本国民性的再
宋 爽
（天津财经大学 珠江学院,天津 301811）
[摘
要]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作为谙晓中日两国文化的学者,对日本的研究虽无系统的理论,但处处有真知灼见.本文以周作人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为中心,进一步解读周作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及其国民性的分析与评价,以求为今日参考.
[关键词] 周作人；日本国民性；拐点；中日交流
中图分类号： G 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6）8-0090-02
[作者简介] 宋爽,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外语系日语教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作为长期旅居日本,谙熟中日两国文化的学者,尽其前半生对日本有关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日本管窥》等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文化以及日本国民性等的思考和认识.他的基本立场,以及独特视角下对日本各方面的解读,在中日关系再次面临拐点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对日本国民性的分析
日本“一君万民”“万世一系”思想源远流长.所谓“万世一系”,指日本从古代即没有改换过朝代,始终为皇室一系.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初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周作人曾在文章中写道：“日本自有‘神国’之称,又有万世一系的皇室,其国体与世界任何各国有异,日本人以为这就因为是神国的关系,而其证据则是《古事记》的传说.所以在有些经国家主义的教育家炼制成功的忠臣良民看来,《古事记》是一部‘神典’,里边的童话似的记事都是神圣的,有如《旧约》之于基督教,因为这是证明天孙的降临的.”周作人认为,理解日本“万世一系”是了解日本国民性的重要一环.他深刻地指出：“忠君爱国是封建及军国时代所能养成的,算不得一国的特性,至于所谓万世一系的事实,我却承认其重要性,以为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对于这件事实非加以注意不可,因为我想日本与中国的思想有些歧异的原因差不多就从这里出发的.”
日本法西斯时期,“一君万民”思想一度成为统治阶级统治日本国民、进行对外扩张的工具.近年来,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频频抬头.2000年5月15日,日本首相森喜朗称,“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希望国民在彻底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从事各种活动”.2013年4月28日,安倍晋三举手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一君万民”的皇国思想似乎正在卷土重来,我们有必要在了解这一国民性的基础上加以警惕.
日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周作人早年长期留学日本,沉浸于日本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方式,常称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胡适在1921 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然而如周作人喜爱日本文化和生活的学者,面对日本的对华侵略野蛮行为同样满怀疑惑：“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结果原来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以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称“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可以说,这种矛盾性作为日本社会长久以来森严等级制度的产物,依然深深植根于当今日本社会,是很具代表性的国民性特征.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只有把握好这一特征,才能更加客观和透彻地解读日本.
二、给予中日两国的建议
首先,周作人认为,“中国有了解日本之必要”.固然,如今的网络时代下我国了解日本的渠道多种多样,尤其青少年通过日本动漫等,对日本流行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人在遇到日本问题时,“排日”情绪占对日认知的主导地位.
毋庸置疑的是,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压迫,是两个民族无法实现了解的直接障碍.日本侵华时期,周作人在文章中曾愤怒地表达：“目下中国对于日本只有怨恨,这是极当然的.二十年来在中国面前出现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此外,近年来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归属、安全保障等问题,也是两国民众相互间负面情感产生的原因.
尽管如此,周作人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知道日本干这些事的是一部分军国主义的人,我们要反对他们,同反对本国的掠夺阶级的人们一样.但多数排日的人,却是概括的对于日本各种人们一味的排斥,专门培养国民间的憎恶,这是我所不赞成的”.“排日,所以我说,是当然的.排斥日货,自然是一种很好的手段,但只是一种,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此外还必须有积极的根本办法.”
所以,我们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加强对邻国日本的了解,理性客观地评价日本诸事.因为如周作人所说：“我并不以为别国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讲来,一国民的侮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障害.”
另外,周作人在一篇《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文章中的观点,现在看来颇有趣味.“中国与日本万万不能亲善,在现今一强一弱的时候.要讲亲善,须等中国有了自觉,能够自强了,我不能奈何你,你也奈何不得我,好像两个力士会面,各伸出醋缽大的拳头来,摊开手掌紧紧握一下,互说一声‘你好？哈哈’这才是可能的亲善.”如今中国已有“自觉”,强强相向又互相“仇视”,绝对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军国主义势力需要警惕,友好互利才是长久之道.
其次,周作人认为“日本亦有了解中国之必要”.从历史上看,以甲午中日战争为转折点,日本的中国观发生了由敬畏到蔑视的转变.在上世纪中日恢复邦交之初的七八十年代,中国是人均GDP 不及日本1 /80 的穷国.因此在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时,日本民众普遍对华持有负疚和感恩、同情和帮扶等心理.然而,21世纪的今天,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后形成的几近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受到中国游客在日本“爆买”现象等的直接冲击,莫名的羡慕、嫉妒和无奈缠绕心头.据日本内阁府抽样调查,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因此日本人了解中国的降低,这无疑也成为中日交流的一个障碍.
对于如何加强两国交流,周作人曾有一个颇具理想化的建议：“将来最好变换一个做法,由两国分别办一个大杂志社,中国方面由本国切实的学者文人主稿,撰述关于中国各问题的论文,译成流畅的日本语,按期刊行,供日本国民的阅读,同时日本也照样办一个汉文杂志,这也未始不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办法.”虽然理想化,但周作人的这种想法正是现在我们需要的.现在提起国内介绍日本的杂志,比较有影响力的不过一两本.日本国内介绍中国的杂志更是寥寥.科技飞速发展、传播媒体多种多样的今天,我们缺少的不是载体,而是积极交流的意识.
从中国方面讲,要想别国对我国加以了解,首先必须有加以了解之渠道.就目前来看,中国人了解日本之渠道恐怕远多于日本人了解中国之渠道.之所以日本对中国了解不够,文化输出薄弱是原因之一.我们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同样重要.
三、结语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周作人就曾如是说：“说起日本来,差不多没有几个人敢说知道,数十年来留学日本的虽不少,……日本的精神文明,从来没有人问津,因此至今还是一个谜团似的,因此中国对于日本的毁誉都不得当.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我们认为这个缺憾是应当填补的,而且这填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然而,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局面依然未见多少改观,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诸多认识依旧是浅薄、片面乃至错误的.所以在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的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相关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口诛笔伐、敦促日本政府、日本人应该如何做,不能砸车砸店吐一时之快,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如何去做.对于日本,我们应当时刻保持理性,既要对其加以警惕,又要加深对日本民族的了解,对日本保持全面客观的认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有未雨绸缪的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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